首页 -> 2005年第7期
《文汇报》拒绝转载批判《苦恋》文章内情
作者：马 达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早，新华社播发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新华社为此特别发了一个“公鉴”，大意说：“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报纸请即于显著地位，转载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则“公鉴”，新华社就传达了一项重要指示，而下这个指示的“上级领导”是谁，不知道；指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但第二、第三天，全国各地省级报纸纷纷在第一版显著地位转载了这篇文章，惟独文汇报一家没有转载。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回忆当时情况，心中有许多说不出的感慨。今天回忆二十年前的那场讨论和争论，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四月二十日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来的是市委一位主管宣传报纸工作的书记。他对我说：“今天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重要评论，是批《苦恋》的。我在北京与总政已谈好了，新华社播发后，你们要与军报一起登。”我回答说：“好的，新华社还没有发。”上午十时左右，解放军报一位我认识的副总编辑打电话给我，说：“老马，过去我们两个‘解放’一直合作得很好（两个“解放”是指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文革”前夕我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时，在业务上与解放军报联系较多，有过愉快的合作），今天新华社要播发我们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是批《苦恋》的。希望你们《文汇报》和我们，一南一北，一同见报。”我说：“新华社稿子我还没有看到，看到后再联络。”大约中午刚过，新华社的电讯稿播发了，我把电讯稿一连看了两遍，放下眼镜沉思起来。我的直觉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军报批评部队一位作家的作品，要这样大张旗鼓？为什么这篇文章全是政治批判，语气十分严厉？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要全国地方大报都要同时在显著地位刊登？我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我连忙叫秘书通知报社党委成员立即到我办公室开会，并传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
我不认识剧作者白桦，一九八○年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放了一部电影，片名叫《太阳和人》，是根据小说《苦恋》改编的（这部电影已封存禁放）。这部影片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们看的，会议没有展开讨论。听说影片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影片给我留下两点模糊的印象：一是，影片中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况凄惨，我看了很难过，也很同情；二是，影片末尾的画面上，一个血红如火的大太阳从地面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个受伤的人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两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强烈的暗示：领袖被无限地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却被践踏了。看到最后，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影片采用这种隐喻、夸张的手法，我感到太离谱，煽动性太大。
碰头会在热烈进行。大家看过电讯稿，从不同角度发表了意见。有的说，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惊魂甫定”，“心有余悸”，这样一批，一围攻，以为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了；有的说，全国的大报都一起转载一篇批评文章，这不是又重复“文革”时大批判的做法吗；还有的说，评价一部作品，既要考虑思想内容，又要作艺术分析，不能只从政治概念出发，用政治原则代替文艺批评。议论很热烈，我最后征求大家对转载这篇稿件的意见，大家都支持我的看法：一致不同意转载这篇稿件。会议进行中，那位市委负责同志又打来第二次电话，问：“稿件来了没有？你们准备发吗？这篇文章很重要，是中央精神（但他不肯说明是什么中央精神），我是同意了的（指转载军报评论文章）。”我回答说：“我们正在讨论。”
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是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命题来批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认为《苦恋》是当时要开展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反面典型。
评论文章的基本论点是：一、《苦恋》写一个画家一生苦恋祖国，却遭到祖国践踏的悲剧。从主人公解放前后的遭遇，说明作者所描写和抒发的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文章认为：“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几经挫折，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充分发挥，但建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仍然是巨大的。”二、《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文章认为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三、文章认为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隐喻、符号和语言，反复表现的是“神佛”对人的精神奴役，“太阳”下的人和苦难的命运，以及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发生的悲剧。文章说作家“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四、《苦恋》一再唱出“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的主题歌，认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写在经书里、悬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反衬地上的人的悲惨命运”，“指责我们的党践踏了人的尊严，抹杀了人的价值”。
看了以上比较详细的论点摘要，可以看出，解放军报的评论文章从头到尾贯穿的主旨，就是说剧本《苦恋》的作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论，也是结论。虽然没有写“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听熟了的词，但文章批判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我当天下午找来电影剧本《苦恋》仔细看了。我认为，作者创作这个剧本，是看到一些社会现象，接触到真实的人和事，有强烈爱憎的感情，对“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是痛恨的，对党过去实行的“左”的错误路线和危害是有切肤之痛的，对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因而剧本有许多情节是真实的，感人的。但是他把这一切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崇拜，并由此作了一些十分夸张的、绝对化的描写，把一些现象孤立起来，又人为地使之极端地对立，因而造成失误。作者思想观念上的偏差，导致了艺术表现上的迷乱和失实。
问题是，如何对待一部有错误倾向的文学作品？如何去分析作品中的错误思想和艺术方法呢？我感到，军报评论员文章不是把握得很好，而是从政治概念、政治原则出发，一一作出“政治裁决”。
临傍晚时，领导同志又打来第三次电话。他问：“你们决定转载了吗？”我在电话中，详细地把上午讨论的情况和我个人的看法一一作了汇报。他没有对我们的意见进行批驳，却说：“你们对错误的东西为什么不批？应该转载嘛。这是原则问题，你们要认真考虑。”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的确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对待错误倾向必须批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批评错误的东西，也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一晚，我上半夜在报社看稿件，下半夜回到家里基本上未合眼，翻来覆去，考虑转载这篇评论文章的事。我反复考虑，不转载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是从有利于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出发的，但我也知道，坚持真理有时是十分困难的，是会冒风险的。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报社，看到解放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转载了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而文汇报按照我的意见，夜班没有转载。读者不断有电话来。有许多读者，我估计主要是各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尖锐地说：“军报的文章就是‘大批判’，戴那么多‘帽子’，是‘文革’的遗风嘛，我们看了不理解，三中全会开了，政治运动还会再来吗？我们的确是心有余悸。文汇报不转载，我们都认为是对的。”但也有少数读者，我估计比较多的是机关干部，他们也尖锐地用质问的口气说：“解放日报转载了军报文章，文汇报为什么不转载？党报为什么不讲党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正是社会存在的现实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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