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瑞芬斯塔尔，一个依傍极权的艺术家
作者：筱 敏
瑞芬斯塔尔的悲剧不在于她政治幼稚，而在于她对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缺乏诚实，以致纳粹党的意识可以完全覆盖掉个人的感知。
德国电影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在百岁上去世，中国的许多报章报道了这一消息，有的篇幅相当不小，配以瑞芬斯塔尔从青春到衰年的照片，其中自然少不了希特勒多次接见她的合影。中国人对瑞芬斯塔尔的如此兴趣像是有些奇怪，这超出了我们对许多世界性艺术家的关注，也超出了艺术本身。事实上，有机会看到过瑞芬斯塔尔影片的中国人很少，能够领略她那些首创性的摄制技巧的更少，这个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与我们相距遥远的艺术家，所以刺激我们的，是她的艺术背面的更为广延的问题，那是时间与空间都不能抹平的问题，即便我们不愿意承认那问题与我们相关。
作为一名电影艺术家，瑞芬斯塔尔生活的年代是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她的祖国，那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年代。瑞芬斯塔尔的艺术生涯是在这样一个年代达到了自己的峰巅。这年代之于她，如水之于鱼，林之于鸟，因之那也是她的年代。其时她执导了两部气势恢宏的标志性作品，皆为大型纪录片，一部是为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所拍摄的《意志的胜利》，一部是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拍摄的《奥林匹亚》。两部影片都以其特异的艺术效果令人震撼，在电影史上堪称无与伦比，从而一次再次获得世界性大奖。
瑞芬斯塔尔当然是极具艺术才华的，在那个德国妇女都遵照党的意旨，以回家去生育优等人种为己任的年代，她却得以走到广场上去，奇迹般地执掌起艺术的权力——或者说权力的艺术，卓然独立在其事业的峰顶。这辉煌的年代以算术的说法在她百岁生命中所占很短，但其炫目的光焰已经将她整个一生遮没了，以致她一生都沉迷于那光焰。直到她垂暮之年，在第三帝国覆亡半个多世纪以后，她依然以此自恃，说：“我不知道我应该为什么道歉。就像我不能为拍摄了《意志的胜利》而道歉——它获得了最高奖，我所有的电影都获奖。”
瑞芬斯塔尔所要说的，是艺术成就的问题，而不是罪与非罪的问题。罪与非罪是法庭上的问题，所涉范畴毕竟较小，但在罪与非罪之外，却有着广延得多的政治与艺术的问题，却是难以逃逸的。瑞芬斯塔尔的后半生以超人的勤勉和坚毅，试图摆脱政治的纠葛，逃逸到艺术的庐舍里去，但终究没有成功。她的艺术与政治胶结太紧。
瑞芬斯塔尔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这样的：她在政治上很幼稚——她所追寻的永远是艺术之美——“我关注优秀和美好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我拍摄这些电影并没有什么政治原因”——“那时候有一个希特勒和一个政府，每个人都喊‘嗨，希特勒’那时候这样子很正常”——“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她对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一无所知——她不知道那些从集中营里找来为她的影片充当临时演员的吉卜赛人后来都被杀死在集中营里……
评价一个艺术家，我们不能以政治正确与否为标准，但诚实与否却是重要的标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否诚实，对个人所闻所见的现实生活是否诚实，对个人内心的知觉和感受是否诚实，亦即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是否诚实，巴尔扎克是保王党人，宣称自己“在宗教和君主制这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然而，事实上，他忠实于现实生活和个人感受远胜于“永恒真理”，因之他成就了超越政治理念的伟大艺术。瑞芬斯塔尔的悲剧不在于她政治幼稚，而在于她对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缺乏诚实，以致纳粹党的意识可以完全覆盖掉个人的感知。
据说瑞芬斯塔尔也曾推拒过希特勒的邀请，想撇弃那个纳粹党的宣传大片而飞往国外去拍自己的电影，但元首的青睐毕竟太荣耀了，这种权力的恩宠，很少有人可以抗拒。单个人——尤其是渴望荣耀的文化人——的内心里总是弱的，而国家权力却是那么强有力。人总需要为自己寻找某种外力的支撑，亲人，友人，同道人或资助救助人，但毫无疑问，国家权力却是最强大的支撑。何况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在一个垂爱艺术的极权者面前。极权国家端给瑞芬斯塔尔的馅饼太诱人了——无限制的经费，数目庞大且任凭调遣的机器和人员，无与伦比的盛大而壮阔的场景，划时代的历史瞬间……还有依傍在国家权利之上的荣耀。许多艺术家把自己卖得太贱，而瑞芬斯塔尔是骄傲的，志在高远，她换得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价钱。
或者我们不说买卖，我们可以把这说成一种信仰，信仰可能会使事情变得干净一点，但瑞芬斯塔尔自己反对信仰的解释，她甚至不是纳粹党员，而且否认自己是纳粹的支持者。但信仰也罢，既得利益也罢，都是一副滤光镜，必然要滤掉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也就是滤掉那些与信仰或既得利益不吻合的东西。这滤光镜随时控制和修正你的视线，决定你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对什么东西进行放大、渲染，又对什么东西缩小、省略、视而不见。
我们可以相信瑞芬斯塔尔不知道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不知道她的临时演员们怎样从集中营被拉来，又怎样在集中营被杀死，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丑陋的事情离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很远。但另一些事情却必然是靠得很近的。我们不能相信瑞芬斯塔尔不知道那场轰轰烈烈的焚书运动，不知道一批又一批同行的作品被无理查禁，不知道每日里有多少艺术家和文化人（其中自然有她熟识或知晓的）在逃亡，被逐，被捕，或者失踪，不知道那些褐衫党徒遍布每一条大街小巷的暴行……如果她的确不知道，人们便有权责问是什么导致了她的无知，她也必须为自己的无知承担责任，因为她不是沉默的羔羊，她是言说者。一个用艺术言说现实的人，有义务了解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基本事实。作为对照的是，德国当年的许多艺术家和文化人了解他们的社会现实，他们或者逃亡，或者抗议，或者沉默，他们对自己的所见所感保持诚实。作家恩斯特·维歇特1933年就在国内发表文章说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这儿，在吵吵嚷嚷的喧嚣声中有多少人沉默不语吗？有多少人不想打开报纸吗？因为歌功颂德、奴颜婢膝的嗥叫使他们感到讨厌。又有多少人让收音机积满灰尘，因为播音员假惺惺的声音使他们感到讨厌。”并不是像瑞芬斯塔尔所说的那时候的样子很正常，有多少人是知道的，可惜的是，天生应有敏锐直觉的艺术家瑞芬斯塔尔不知道。
那么瑞芬斯塔尔知道的、看见的是些什么？据她自己所说，1931年她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便觉轰然洞开，“我眼前一亮，如同神谕出现，永生难忘，就像大地在我眼前无尽地展开，并突然从中间裂开两半，喷射出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震颤大地。当时，我似乎瘫痪了。”这自述可以成为弗洛伊德的材料，但这里宁可不请弗洛伊德。一位女性艺术家，并不比男性暧昧一点或欠缺一点，仅以信仰和理念作为她的注解同样够用。我们所能确定的是，自此瑞芬斯塔尔服膺于一个信仰，如同受洗而成为忠实的教徒。任何信仰都是排他的，它摒除一切与其相左的观念，也摒除一切可能的疑念。任何信仰都是闭合的，它设置有墙、壁画、彩窗，以及庄严的大门，它提供有纯净富足的景观，引领你的视线，阻隔开外面那些扰乱人心的情景。
希特勒为与其合作的艺术家建造了一个美丽的花园，那里有优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令人感戴的恩宠，有诱人迷醉的特权。这位懂艺术的领袖，向花园频频播洒阳光，源源输送温暖。那些宠物一样被圈养在花园里的艺术家们，所看见的就是太平盛世，繁花似锦，而看不见外面的惨苦和暴行，即使偶尔看见了，他们也会像掸掉礼服上的灰尘一样把它轻轻掸去，甚或用他们艺术的花朵去修饰暴行。瑞芬斯塔尔说：“我关注优秀和美好总是多于丑陋和疾病。”但与其说这是天性乐观如此训练了她的眼睛，不如说是她享有的优渥如此训练了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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