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难忘哈瓦那
作者：朱相远
社会主义好似一面红色的大旗，经济富裕就是旗帜的布料，布料不结实，旗帜就易破碎；而社会公平就是旗帜的红色，着色不深，红色就会消褪。因此，布料要结实，红色要深透，红旗才能永远高高飘扬，这布料就是富裕，这红色就是公平，两者缺一不可。
也许这些年出访较频，如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神经兴奋中枢已趋疲软，再也引发不出开放初期出国时那种亢奋与激情。惟此次访古例外，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代表团一行八人，去古巴五天，许多异样的见闻，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优先投资于人
我们住在名叫“小湖区”的国宾馆中，相当北京的钓鱼台。住所为巴蒂斯塔统治时一位权贵的别墅，建筑很别致。但内部设施令人吃惊，一楼大厅尚凑合，几张沙发，围着一台彩电。但楼上的卧室，简陋得难以想像，连我国西部县级招待所的水平都不如，没有电视、电话，空调机还是窗式的，开起来轰轰作响。卫生间更为原始，洗脸池小得无处放自备的盥洗用具。推开隔壁陈章良的门，只见他躺在床上发愣。我说你这屋还多一个衣柜呢!当我伸手拉开柜门时，居然掉下来砸在头上，原是一个老胶合板柜。我俩慌忙用柜中一个黑塑料衣架，将两扇柜门好歹攒在一起，才算了结。
一楼有个明亮的餐厅，长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整洁的餐具，另侧为厨房，有几位体胖的女服务员，负责我们的饮食。她们态度极为亲切友好，至于餐桌上的内容，五天几乎一样：面包、土豆汤、米饭和一些烤鸡。对于厌烦山珍海味、繁琐宴会的我来讲，实在是又节省时间，又便于控制体重。每正餐之后，各人还得到一根雪茄。虽然都不会抽烟，但古巴雪茄，闻名全球，实为难得的纪念品。
首日我们拜会古巴卫生部长拉格尔，奇怪是会见安排在我们住所的一楼大厅中。拉格尔是骨科专家，50年代就随卡斯特罗上山打游击，胜利后一直负责党的外联工作，是政治局委员。由于政府重视卫生工作，让他回原专业抓卫生。这位部长清癯的脸上，刻满风霜，两眼炯炯有神，他介绍了古巴卫生服务体系的情况。近10年来，古巴在美国封锁下，经济虽然困难，但每年仍拿出占GDP近9%的预算，用于公共卫生事业。会见后从使馆陪同人员处得知，古巴卫生部大楼的设施过于陈旧简陋，所以才把会见移到我们住处。我当时想，这个住所已简陋到超过想像，政府办公楼还能何样。
答案在其后访问中得到了。次日，我们对口访问了古巴全国人大的教科文委员会办公室。面包车停在一座简易二层楼前，楼梯狭小得难以两人并行。上面一个接待室，如同乡政府的会议室，除粗糙的桌椅外，一无所有。主人十分热情地介绍他们的工作。其后又会见教育部首脑，教育部是座十几层的大厦，年久失修，斑驳陆离。电梯也落后，会议室中的桌椅同大楼一样陈旧。会谈完毕要去洗手间，主人显得有些紧张，原来这层楼的洗手间已被锁上了。又领我们下到五楼，进入厕所才发现，各种便具和水管，几乎锈蚀到难以维系的程度。据部长介绍，古巴十分重视教育，每年投入教育的经费，占GDP11%。卫生经费也近9%，而这两个部机关却如此寒伧，这钱都到哪去了。
当我们参观完古巴的基层医院、学院及研究所等后，才发现钱花到哪。古巴1000多万人口，拥有6.9万名医生，8.2万张病床，每千人拥有6.2名医生，7.9张病床，婴儿死亡率仅为6.9%，人均寿命75岁。这些数字在世界上也是名列上游的，而我国2003年的相应统计数，却为3.4名、2.3张、29.2%、72岁，由此可见两国差距之大。我们参观了哈瓦那的一个基层社区医院，不仅建筑漂亮，医疗设施也十分齐备新颖，同政府办公设施形成强烈反差。古巴全国不分城乡，全民终生公费医疗。小病到社区医院，大病到中心医院，治疗和医药等全部免费，若需住院，连伙食也免费。
我们又参观一所街区的普通中学和一所芭蕾舞学校。学校设施和我国城市中学差不多，但古巴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在完成6年小学教育后，99%的学生可接受中等教育。不仅免缴一切学杂费，连校服也是国家免费发给的。古巴解放前90%是文盲，仅有3所大学，现已发展到63所，正在实施高等教育普及计划。
看到这些，我对那些破旧的政府大楼，肃然起敬。这么巨大的教育与卫生拨款，政府一点也不扣留。好钢用在刀刃上，全都用于实处，真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古巴经济虽然困难，财政拮据，但其投资都优先于人的发展。卫生是人一生体格健康发展的保障，教育是人一生思想知识素质发展的保障。把财政预算主要用于这两项，实在是明智之举。现在我国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对卫生与教育投入占GDP的百分比？同古巴实在无法相比。再看各地各级政府建筑设施之豪华，令人深思。优先投资于人，投资于人的发展，看来是个必须重视的战略目标。
穷欢乐
受美国长期封锁，加上缺少市场经济的活力，古巴经济依然踯躅不前。温饱虽早已解决，但商品仍不丰富，许多生活品仍凭证供应。城市中很少见到新建筑，工地也很少。哈瓦那的老城建于1776年，有许多雄伟多姿的西班牙古典建筑，因此被联合国列为“人类文化遗产”。现在虽开放供游人参观，但仍缺少维修。可是古巴人的生活却显得十分悠闲、快乐。人们贫富差距很小，每周五天工作，生活节奏缓慢，似乎十分闲散。街道上小汽车也川流不息，但大多为旧车，据说古巴人修车的本领特大，什么旧车包括五六十年代的苏制伏尔加等，仍在街上行驶。路口常见不少人在举手招车，古巴习惯有空位就捎人。政府公务车若有空位，还必须捎人，可见社会和谐，治安稳定之一斑。
古巴不仅政府建筑设施陈旧简陋，干部生活也同样俭朴。即使部长也住在普通的居民公寓楼中，每户也就一百多平米。听说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尚未分到住房，仍住在岳父家里。访问中我们见到三位政治局委员，都十分俭朴，从未发现警卫随从之类，更见不到前呼后拥的现象。除卫生部长外，我们还拜会了著名芬莱研究所所长坎帕女士，她既是国际知名的生物技术专家，也是政治局委员。待人十分和蔼，完全是学者气质。在她主持下，古巴的生物技术从60年代起步，到80年代就很具规模，一些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古巴的干扰素与某些疫苗等制药产业，并不逊于发达国家，还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不仅在南美市场占主导地位，在欧、亚市场中也有一定份额。
最后一天，我们还受到古巴全国人大主席阿拉尔孔的接见与宴请。他是人大一把手，也是政治局委员。接见时却很随便，他同朱丽兰团长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交谈，不久发现旁边站着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在等待采访中国客人。他马上起立让座，让女记者坐下采访，自己却到一边站着，抽起雪茄来。我发现他同周边的服务人员都很熟悉，经常招呼交谈，十分随和。宴请中主宾各坐长桌一侧，上菜时当然首选送给第一主、宾。但再下来可就不按顺序了，虽然座席是按双方的官职大小排序的，但上菜次序却是女士优先。无论随员还是翻译，凡女士皆先上，男士则在其后，直到最后上水果、甜点，都是如此顺序。我深感“官本位”在古巴十分弱化，他们的上下级间、干群间，皆充满平等的同志关系。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能在美国鼻子底下生存发展的原因之一。经济上收入差距不大，干部清廉不搞特权，再加上较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社会福利，使整个社会显得比较和谐稳定，虽不富裕，但却穷欢乐。这在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社会动荡不定的拉丁美洲，真算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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