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记丁玲
作者：张凤珠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自己也为身受的种种遭遇唏嘘不已。七十年代末，丁玲仍谪居山西长治嶂头村时，日记里这样记述过：“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怅然。”
但是丁玲也曾辉煌过。二十世纪的中国，大约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丁玲这样在荣辱毁誉间，经历如此巨大的跌宕起伏。所以有人说：“丁玲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意义非常厚重。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我能再回忆她，试着更走近她一些。
我是一九五三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分配到丁玲身边做秘书的。那时她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一九五二年她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那影响和荣誉是今天被多少人仰望热衷的诺贝尔奖远远无法比拟的。孙犁曾说过：“丁玲的名望、影响、吸引力，在文学青年中，几乎可使万人空巷，不只是因为她的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
我曾多次随同她去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文协(作家协会前身)机关。这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建筑，有坚实的红漆大门，大院分三进，有宽敞的木质雕花回廊。前院是两层楼，楼上有作家卧房和小会议室，装饰考究，人字形地板，光亮照人；楼下各房间及两边厢房，便是文协各部门的办公室。
我很欣赏这个院子，也亲眼目睹丁玲每一进这院子，总是欢声笑语，被一群人簇拥着，那情景就像欢迎一个女王，就连平日面孔有些严肃的邵荃鳞，也是热情洋溢的样子，丁玲很受爱戴，我绝没有夸张。
生活似乎很简单，晴空日丽的。一九五五年，丁玲到无锡写她的长篇去了，当时我已到《新观察》杂志去工作，但仍住她家里，有点留守的意思，那一年全国掀起清剿“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为了深挖“胡风反革命”分子，几乎是掘地三尺。丁玲和胡风是有过联系，有过友谊的，但关于这方面我没多去想，我认为丁玲是党的领导干部，她不在被怀疑之列。有一天我遇见马烽，他好像有点隐秘似的对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组织通知她回来参加运动，立刻就回，不要推拖。说完转身就走了。马烽的神情让我满腹狐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要推向丁玲去了。
不久丁玲果然回到北京，看她神情安定，我就和她谈了一些机关里反胡风的情况，因为《新观察》有个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严望，所以知道一些斗争的情况，她听了这些没什么反应，却说起在无锡时的情况。她在无锡时，曾被通知去上海看有关胡风的文件，胡风在和友人通信中，称丁玲为凤姐，对她语多嘲讽和不满，似乎因此她放下心了。
一九五五年是运动年，开会成了生活的主题，哪怕晚饭后也得泡在单位里。这一时期我很少和丁玲见面，《新观察》杂志不在东总布胡同。想来领导层会更忙，至于他们忙什么，那时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我竟全然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支部书记忽然找我谈话，他一脸严肃地通知我，不要再住在丁玲家里，要立刻搬出来，而且就在今天，并说已经派好一个同志帮我去搬行李。我云里雾里不知是何原因，便提出得先和丁玲打个招呼，他竟干脆丢下一句：不必了。便转身走掉。
我知道丁玲大约出事了，但是不敢向任何人去打听，而且我的处境也开始有点不妙。《新观察》是个时事性的刊物。有个采访任务，早定下有我，现在却藉口发稿任务重，让我留在编辑部，这是我感受的第一股寒风。
这一年的冬季，接到通知，让我们去妇联的礼堂听传达，传达的内容一无所知。
这一天的会由周扬做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报告。妇联礼堂可容纳四五百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严肃。中宣部长陆定一亲临大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对报告的批示，并发表讲话。他讲“丁、陈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里外呼应，互相配合的。
这次大会虽然有点风声鹤唳，但是我对所传达的内容却满脑子疑惑。丁玲怎么竟会反党?而所举那些据以定为反党的事实，就更荒唐得令人无法置信。说她制造个人崇拜，宣扬“一本书主义”。这是个新名词，过去没听说过。丁玲确实常鼓励文讲所的学员要拿出好作品，写出好书，而且不止一本，现在加上个“主义”怎么就把原意全变了呢?以丁玲这样久经锤炼的老党员，她怎么可能讲出：只要有一本好书，就可以和党要价钱了。这不是天外奇谈吗?还有个制造个人崇拜的例子，就是文讲所挂像的事，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清楚。文学讲习所一九五三年接待德国作家，在会议室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的照片，外宾走了以后，照片没有摘下。丁玲并不知道挂像的事。有一天文讲所的逯斐来看丁玲，和丁玲讲起此事，丁玲立刻把我叫了过去，问我看见这些挂像没有?我说看见啦，她有些责备我为什么不向她报告此事，又吩咐我立刻给田间打电话，让把她的照片拿下来。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先去把电话打了。第二天我去文讲所时，她又嘱咐我去看看照片是否已摘下?她看出我脸上有些疑惑，才说出理由：怎么能这样挂像呢?还有几个副主席嘛，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他们这样做事太欠考虑了。
挂像的事与丁玲无关，而且她纠正了这种做法，这怎么能算她的错误呢?
那时我实在年轻又愚蠢，毫无政治经验，不知党内斗争的厉害，在大会以后召开的支部会上，我竟把文讲所挂像的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意在澄清事实。我哪里知道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并不要事实呢!在支部会上并没有人反驳或批评我，但这件事一到作家协会领导那里，我就成为大逆不道了。在开作协全体党员会时，刘白羽站在前边讲话，他说：大家不要麻痹，以为听了传达，思想就都认识清楚了，不一定。说着，他忽然把手指向我，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斗胆妄为，在听了中央的批示以后，居然还敢替丁玲辩护，他问我：你知道那文件下边是谁签的字吗?他又问会场上的人：这样的人够格做个党员吗?要查查她是怎么入党的。看来如果没有党章管着，我可能当场就被开除掉了。
我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完全吓傻了，低着头，只盼前边的地板裂开，容我钻进去。可是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说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实。丁玲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挂像的事与她无关，责任不在她，而且她处理得明智。为什么如此凶恶地不许人说出事实真相呢?其中原委，隐藏很深的内幕，是多少年后才逐渐暴露出的，多少人已经付出青春的代价。但是，从这一次我明白了，有人是以组织的名义颠倒黑白。
一九五六年的风向有些变化，“八大”的召开阶级斗争的弦拧得不再那样紧。生活显得宽松，也多姿多彩起来。听说丁玲对她的问题正在上告，作协要组织班子复查，而且还让各支部组织人去看望丁玲。种种迹象都显示去年闹得甚嚣尘上的“丁、陈反党集团”可能不是那么回事。我所在的支部也让我随他们一起去看丁玲，我一口回绝。相隔不久，接到丁玲的信，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作家协会别墅)去看她。我立刻去了，已经一年没见她，见她精神尚好。我问她：是不是在这里写长篇?她说：写什么长篇，写材料告状呢。我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还不是周扬搞的。我又问：作协这些人怎么一起都跟着?丁玲哼了一声：“不把我打倒他们怎么上去。”我仿佛有所悟地说：“人家已经当上‘八大’的代表了。”丁玲冷笑一声说：“未必当得成‘九大’的代表吧。”我问她：这些事能翻过来吗?她说：“我相信中央。”语气很笃定，我的心情也宽松了。她还告诉我，刘白羽已经把她正写的长篇拿去了八章交《人民文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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