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贝聿铭谈自己
作者：盖罗．冯．波姆
家庭与早期影响
波：您的中国根源对您来说很重要。关于这个，您知道的有哪些?
贝：据记载，贝家在苏州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是在明代，约1368年至1644年间。但我的家族更早之前可能来自安徽省，后来才南迁至南方的浙江省。最后，我的祖先搬到了当时的重要文化中心苏州。据我了解，贝氏家族曾是草药商人，他们因此致富，并购置房产，后来以行善和助人享誉苏州。我由于随父亲离家到南方广东和香港经商，对这些家族史知道的很少，直到我十岁时，才开始了解苏州。
波：您十岁时对苏州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贝：1920年代，我父亲由香港搬到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主管。上海离苏州不远。我的祖父坚持我夏天去苏州，因为我是长孙，理当更了解家族事务。
波：您的祖父代表了当时正处于消失边缘的旧中国。回想一下那个时代：在您出生前五年，末代皇帝溥仪皇位被废除，中国正挣扎着要寻找新的社会秩序。
贝：是的，我的祖父贝理泰确实代表了旧中国的最后一代。对我来说，他是儒家理念的象征，生活丝毫不受西方影响。是他教会我如何在郊外山上的祖庙里进行祭祀等等的礼仪。
我在苏州住了几个夏天，并结识了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我还记得我同堂兄弟们在我们的私家园林“狮子林”中玩耍的情景。
波：您是否记得园子有特别之处?
贝：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无限幻想。中国园林和法国园林正相反，苏州园林是为文人墨客而设计，非为皇家而建。狮子林是一个道教僧人于14世纪开始建造的，因石而著名。这些石头的加工制作尤其有趣，并且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园中石头大都是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们以它们的可塑性来选择，再小心地将岩石撬开。然后，石匠在湖畔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
波：从透视的角度观察您建筑的中庭与您儿时居住的天井和庭院，早年的影响清晰可见。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很明显的。
贝：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苏州的经验让我学到了什么。现在想来，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
波：对于您的祖父母和父母来说，什么观念是最重要的?请谈一下他们是如何将这些观念传达给您，您的成长环境又是如何?
贝：我是在上海典型的中国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家庭并不很新潮，是很传统的家庭，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对我的早年影响很深。也就是说，我的成长基本上是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当然，我的童年也有另一面：父亲在香港的银行供职时，我曾经在香港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但总的来说，我的成长是完全中国化的。
波：您学习了什么儒家思想?其中哪些是很重要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家观念”或许还是很笼统的。
贝：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笼统的概念。当然，关系、地位的亲疏等级结构很重要，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丈夫和妻子、兄弟和朋友，人生观念和道德观念都是以等级为基础的，我就是在这些观念下成长的。在我孩提时代，皇帝不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但孔子的道德伦理在我早期的教育中还是占了主导的地位。
对西方人来说，宗教是很重要的，这种抽象的信仰其实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我成长的文化中没有此一特质，因此也不知道这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孔子并不是中国社会惟一的哲人，孟子、老子等其他许多哲学家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哲学根基。但与西方人相比较下，我的一生缺乏了宗教精神的影响，我常想，如果有宗教影响的话，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波：您是否觉得由于缺乏宗教影响，人生中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信仰的能力?
贝：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缺少了某种能力。想想那些为赞美上帝而创造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想想那些艺术、音乐和建筑的巨作。这种设计灵感是我无从体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过了多少。至于我的一生、我的道德行为，不管我是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我想我的做人准则不会改变。
波：您的母亲是佛教信徒。
贝：是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还记得她经常带着我到她定期去清修的寺院里，我总是在那里静坐很长的时间。这便是我母亲对我的教诲之一：学会在寂静中倾听。
波：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才十三岁。
贝：是的，我刚满十三岁，我伤心极了，这一点我的弟妹们都看到了。那个年纪的我已经明白母亲的重要性，所以她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并不是说我的弟妹们没有这样的感受，但对我来说打击更大。当时被召唤到她床前的是我，为她准备鸦片烟枪的也是我。她得了癌症，只能靠吸鸦片来止痛。她临终前叮咛我的最后一件事是照顾好弟妹，做他们的好榜样。对我来说她曾是那么重要。
波：她显然对您早年有巨大的影响。您能谈谈这些影响吗?
贝：我想她生活处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很受朋友喜爱，朋友很多，这一点我很佩服。母亲和她的朋友每每因某某人的阿姨到来就小聚一番，谈天说地。我有幸听过她们一些谈话，可以感受到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想这应该能使您感受到我母亲的为人，她待人热情，别人很尊敬她，这对我影响很深。
音乐的影响
波：您喜欢将建筑与音乐相比，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您年轻时什么音乐对您影响最深?
贝：年轻时我在中国对西方音乐了解很少。我第一次听到西方音乐是在波士顿交响乐厅，那是美国最优秀的交响乐厅之一，当时我被贝多芬的交响乐深深地打动了。从此我就经常光顾唱片店并开始收集唱片。
波：类似这种音乐的感受，您觉得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居多?
贝：可能在两者之间，当然首先一定有相当程度的情感震撼，听了以后觉得不错。我了解中国音乐，因为我的母亲擅长吹奏笛子，但西方音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新的经验。我在上海曾经听过爵士乐，但那不是西方古典音乐。所以当我首次接触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和舒伯特的音乐时，我感到很新鲜，且如鱼得水。六十年后的今天，听古典音乐仍是我的嗜好。
波：您在工作时听不听音乐?
贝：有，但只听特定的几种，通常是钢琴乐。
波：您认为什么音乐适合工作，什么更适合沉思?
贝：好问题。我不能边工作边听瓦格纳、马勒和贝多芬后期的音乐，我工作时比较喜爱听肖邦的钢琴曲。我并不是说肖邦的音乐不重要，但他的音乐更适合于工作场合。我一向钟爱西方音乐，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
西方音乐比中国音乐更能感动我。西方音乐的丰富性是我无法从中国音乐中体会到的，但我的许多中国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们总说：“你对中国音乐了解不深，不该做这种比较。”可能真是如此。打从我听到贝多芬交响乐那一刻起，我的情感世界就彻底被震撼了。
波：专为亚洲音乐比如说中国音乐设计的音乐厅，设计概念上是否应该完全不同?
贝：当然。首先，西方交响乐早先在中国并不存在。对我来说，运用少量的乐器是演奏中国音乐的最好方式，但少量的乐器在大厅中演奏并不成功，因为音量不够。要设计一座供中国音乐和西方交响乐合用的音乐厅，还真是个难题。我可以告诉您我想做的：我想设计一座中国戏剧院。中国的戏剧与西方的歌剧相去甚远，我是在中国戏剧声中长大的，对它也理解。中国戏剧院不像西方歌剧院那样有复杂的机关，一点儿都没有，而且很简单。我很喜爱这种形式的戏剧，特别是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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