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革”间为毛泽东录古诗词
作者：蔡瑶铣 胡明明
1975年到1976年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历了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程，这是一件在当时属于“非常机密”的工作。
工作的内容是为毛泽东录制诗词和传统剧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为什么录，为谁录，录下以后干什么等等都不知道，也不许你知道，只知道这是一件“极其光荣和秘密的工作”。只知道，在当时录制这些还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绝对是“最上边”的意思。
1975年2月，那时候，我还在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忙于演出。有一天，领导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项录音工作，具体内容不清楚。于是我赶忙整理行装赴京。还有一个人是上海民族乐团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我俩下榻的地方是北京和平宾馆，住在东院最里头。到达后，有专人给我们分配任务，交代注意事项和纪律。我的任务是录词曲。闵惠芬的任务是先学京剧唱段，然后在京剧乐队伴奏下，用二胡拉出仿人声的唱腔。记得闵惠芬先是由李慕良先生教唱，学会以后，就由李先生一句一句抠，再研究怎么能用乐器拉出味儿来。
我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录制宋代词人洪皓的《江梅引》，全词共四首。这四段词是由傅雪漪先生配曲。那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有一个琴筝瑟乐器改革小组。伴奏就由这个小组的成员吴文光弹奏古琴，加上一支箫。先录制了《江梅引》中的第一首《忆江梅》，送去审听后，竟受到“上边”的肯定夸奖，我心里稍稍宽慰了许多。毕竟是多年不唱传统的段子，效果如何当时多少还有些吃不准。由于头一曲录得不错，又接着录制了后面三首。有时是“上边”提出要求，理解后再录；有时是录好后“上边”又提出新的要求，这样反反复复，竟录了七八次。这一阶段，文化部当时的负责人经常亲自来抓我们的工作，并告诉我们，录制的曲目要送给“上边”的领导人听。我们也只是听着，从不敢多问什么，心里只想把声音录得好一些，尽量别出纰漏。
大约是在4月份，我们又与陆续来报到的其他同志被车送到钓鱼台国宾馆。当时“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说要成立一个录音录像组。参加的人北京的有中国京剧团的李少春、李金泉、赓金群、高盛麟等著名艺术家，还有当时北京京剧团的洪雪飞、万一英和侯少奎等青年优秀演员。上海来的有方洋、刘异龙、闵惠芬等人。
录音和录像是分成两摊同时进行的。正式录音前，先把辛弃疾、张元干、李清照、苏轼的词都印成了大字本发给了大家，请专人负责注释，把时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简要情况，词的意思，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词等等一一讲给我们听。时间是一个星期每人发两首，先做案头、酝酿、练唱、合乐，等感觉差不多时再去录音。拍曲是傅雪漪。傅雪漪是北京市人，满族，曾于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师从黄宾虹等研习国画。1940年起开始学习昆曲艺术，主持过北平昆曲学会。自1951年起，从事音乐创作和研究工作。曾先后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任教。
那时录音是有时候大家共同准备同一首曲目，比如录岳飞的《满江红》，我和岳美缇、计镇华等都唱，送上去审听一两天后就会传达意见，说谁这首唱得比较好，什么地方好，但从不说这话是谁讲的。
与录音组同时展开工作的录像组，规模也相当大，记得李少春、高盛麟、李和曾、关肃霜，天津的张世麟、厉慧良和天津京剧团的一大批人都被集中到一起。上海京剧团武旦张美娟，昆剧前辈俞振飞、方传芸等先生和上昆演员王芝泉也赶到北京，录制传统剧目。
我参加了《游园》、《思凡》等昆剧的录像。
就在我参加录音组工作期间，忽然接到一个为晚会演唱古曲诗词的任务，那是一次为招待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外事演出任务。能在这种场合，演唱传统的古典诗词，对我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这种任务也渐渐多起来，招待的外国贵宾有马来西亚总理、菲律宾总统夫人、丹麦首相等等，还有一次是为朝鲜金日成演唱，每次演出非常隆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参加了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演出，我和岳美缇分别演唱了古曲。当悠扬的旋律在人民大会堂回荡的时候，我被传统艺术的魅力深深震撼，久久陶醉其间。
1976年7月初，第二阶段的工作开始。这时的录音组已经比前一阶段的规模大了许多。似乎是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步骤也更严密更精致了。整个一个录音组就占满了当时位于北京东单三条的公安招待所，大组下面分成两个小组：声乐组和器乐组，另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注释组。前后总共应该超过100首。
由于要求严格，大家谁也不敢懈怠。像我们声乐组的同志不仅理解了曾经演唱过但并不完全明其就理的曲目，而且在文学、历史典故、历史常识方面都有很大地提高。像器乐部分要求人声化，要模仿出人说话、唱歌时的气息和意境，所以每个人都狠下了功夫。那时他们哪个地方该颤音，哪个地方要揉腔，都恰到好处，活灵活现。如用二胡演奏的程派《锁麟囊》、荀派《红娘》等段子，真是好听极了。
录音仍然是录一次就送上去审，听审查意见，不行就打回来重录，直到“上边”满意为止。
终于有一次，是全体开会，听传达审听意见。“中央文革”负责人忽然眉开眼笑地说：毛主席听了你们的词曲，听了岳美缇的唱，听了蔡瑶铣的唱，说好像觉得岳美缇大概比蔡瑶铣大两岁吧?大家一听就都笑了，我赶忙说：“对对对，岳美缇是比我大两岁。”这一下，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为毛主席录音，我们的心豁然开朗，毛主席在关心着传统艺术的恢复整理工作。顿时一种亲切感涌上心头，大家互相用眼神传递着信息，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如沐春风。正是从这时开始，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是毛主席在关心着这项工作，体会到毛主席的关怀有多么具体和用心良苦。
那时候，有一些被重点圈定的词，像张元干的《贺新郎》，辛弃疾的《南乡子》和《水龙吟》等，都是几个人同时录，几乎每一首词都不下三四遍地经历过送审、打回、修改、重录这样的过程。
这样反反复复，也就慢慢习惯了。还有一次，岳美缇生病回上海，病刚好就又被十万火急地召回到北京，重唱南宋时期张元干的那首非常有名的词《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在这次重唱时，“上边”指示把原词中的末一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去也、休回顾”。录好后，江青召集大家听回放的录音，唱到这句时，江青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道：“这是毛主席改的，为我改的!”我们不敢说什么，但更感到毛主席和录音录像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想着词中的“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的意境，大家心情颇为复杂。
过了很久，大约是在1994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我才知道，当年毛主席改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为悼念董必武的，改动的这首词收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一书中，题目叫《贺新郎·改张元干词悼董必武》，而根本不是为江青改的。当年箫的伴奏者张晓辉当时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奏员。他写道：
曲子录好后送毛泽东处，周恩来等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也每人送一盘。
词曲送到了中央领导处后，很快就从中央反馈回对该词曲录制效果的反映。这些反馈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毛泽东对张元干《贺新郎》一词的修改。这首词由在样板戏《海港》中饰演方海珍的蔡瑶铣演唱，而且演唱有很特别的地方：先用南曲演唱一遍，又用北曲演唱一遍，据毛泽东身边人员回忆，毛泽东对《贺新郎》情有独钟，非常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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