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文革”初期的上海
作者：陈丕显
毛主席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种由下而上揭发“黑暗面”的形式开始的。1966年3月，毛主席在上海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点了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名，开始组织批判“三家村”。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确实在知识界引起反感和抵制，中国史学界的许多学术权威，如翦伯赞、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人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吴晗表示了同情。翦伯赞甚至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主管北京文教宣传的书记邓拓也以“向阳生”为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登出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本来这些议论和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有些讨论还是张春桥等人组织并声明“不算账”的，但他们却把这当成“引蛇出洞”的手段，印成“简报”送毛主席，来激怒他。当时周恩来总理看到《文汇报》的《文汇情况》后曾打电话责问江青：“为什么偷偷摸摸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马上要张春桥把《文汇情况》改为《记者简报》，每期只印12份，不再送周恩来同志。
毛主席3月谈话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抓住这个尚方宝剑，更加紧锣密鼓地策划批判文章，大造舆论，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5月8日，由江青组织人撰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和关锋撰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分别刊登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
5月初，姚文元给市委送了一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文章，要求在《文汇报》上发表。上海市委书记处在审阅时，曹荻秋同志曾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彭真的性质还未定，“挖根子”的提法不妥。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最好不要用姚文元的名字发表。张春桥却自恃有后台，把文章直接送给了毛主席，并把上海市委讨论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告了市委一状。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把姚文元原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改为《评“三家村”》，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直指北京市委，提出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500份《文汇报》立即通过飞机送到北京，分发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手一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我当时经中央批准已经在医院治病了，人虽在医院，但心还在院外，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在广播中听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后，我感到运动中如果如此否定党委，将会出问题，因此很本能地说了一句“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我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反对“文革”的“罪证”之一。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号召造党委的反，它引起了全国轰动。此后，《人民日报》不断推出社论、报道文章，不断鼓动学生起来“造反”。顿时，北京各大专院校闹翻了天，乱成一锅粥。上海各大专院校也纷纷仿效，出现了动乱局面。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揪”之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也被“揪”。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泛滥起来。
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仿照北京市向教育系统大部分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上旬起，上海市委和各区、局党委也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其他系统也派遣了部分工作组。6月10日，市委在全市党员干部“文革”动员大会上，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专家、权威的名，把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的典型，并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展开了错误批判。
六七月出现了数次大字报高潮，内容从声讨“三家村黑帮”，到揭发本单位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一而足。大字报揭发、点名的面很广，党、群系统6月份贴出大字报1万多张，市人委所属16个局以上机关近二千人参加运动，到7月2日贴出1万多张大字报。局级干部都被点了名，处级干部80%被点名。郊区10个县级机关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贴出大字报近10万张，被点名的干部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0%。
从6月下旬起，有些中等学校开始出现起哄、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现象。据7月份统计，全市开展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出现此类现象，占40%。在此期间，市委接到中共中央6月20日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北大处理的办法主要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6月底，魏文伯又接到了陶铸副总理的电话指示。陶铸同志要求转告上海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敢于领导，党团员要起来斗争，同群众讲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大多数党组织、党员是好的，个别不好的可以揭，有缺点可以批评。市委及时向各级党委和工作组作了传达。各区区委和工作组都及时作了疏导工作，阻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
六七月间，上海“文化大革命”重点在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开展，工交企业的“文革”同“四清”运动结合，分期分批地进行。由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力量搞运动，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新产品试制进度受到影响。一部分企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惟恐抓了生产不“突出政治”，放松了对生产业务的领导，造成了工业生产中事故增多、设备维修差、产品产量质量下降。外贸方面，因某些商标图案和产品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或资本主义毒素，有些厂不愿生产，外贸干部不愿收购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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