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一代报人王芸生
作者：王芝琛
初次参加政治运动
王芸生在建国后参加的第一场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正是全国性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大规模批判俞平伯进行《红楼梦》研究的唯心史观前后。
由于王芸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被安排在上海市委特别组织的班子里学习。王芸生需要交代检查的是在旧《大公报》里的“反动言行”。
在一次座谈会上，王芸生发言中谈到他到解放区，是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但在会议结束前，主持者作总结，竟说“我们欢迎王芸生先生向祖国人民投降”。“投降”二字还上了会议简报。
通过此次思想改造运动，王芸生彻底了解，如何认识建国前的《大公报》才算“正确”，即：《大公报》是一张比南京《中央日报》更加反动的报纸。它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它所标榜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大公报》对法西斯匪首蒋介石常常采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段。《大公报》所主张的“世界需要中道而行”，实质上是反苏反人民，应该坚决倒向苏联一边。尤其是通过多次剥《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画皮，他了解到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自由主义。
王芸生后来说，尽管传达中央的意思，学习要“和风细雨”，只是“搓背洗澡”，只是把身上的泥洗净，好“轻装上阵”，但实际上这种“搓背”，有时连皮也“搓下来”。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丧失自尊”。尤其是因为那篇《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他被定义为“下流的造谣家”，更让他抬不起头来而又于心不平。
毛泽东伸出援手
建国初期，上海《大公报》发行量还挺大，日销16万份，以后逐渐减少，到1952年降到6万份，广告收入也大减，全靠政府借款维持，而且这种局面根本无法扭转。因为党报具有极高的权威，能让百姓知道的新闻，都从党报发出，公费订报也指的是订党报，所以《大公报》销量大幅下降，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经过再三考虑，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报告报社的情况，并请示应如何处理。1952年夏天，王芸生奉召进京谒见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热情地在中南海接见了王芸生。毛泽东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馆址建成后迁京出版。报纸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为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报纸。王芸生听后又高兴又惶恐，担心两报合并不便管理，担心不熟悉财经，搞不好办砸了，辜负毛泽东的一片诚意。毛泽东笑着鼓励说：“你们两家原来都是《大公报》，本来是一家嘛。《大公报》人才济济，现在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争取世界和平服务，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嘛！”两报合并出版北京《大公报》的方案就这样拍板了。王芸生起身告辞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这个大好消息，不仅对王芸生鼓舞很大，也对许多《大公报》老人鼓励很大。大家尤其感谢毛泽东主席，在最关键的时候，有力地拉了《大公报》一把。
反右派斗争中涉险过关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时，人们俗称“引蛇出洞”阶段，王芸生正在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的学习（当时《大公报》由文化部领导）。这个哲学班纪律很严，不允许随便请假。中央召开的几次民主人士的“大鸣大放”座谈会，他都未能参加。热情的王芸生十分想帮助党整风和向党说说心里话，但始终没有机会。
《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工人说话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来临了，反击右派的大规模的斗争开始了。王芸生毫无思想准备，他完全懵了。他不可能做这样的急转弯。家人和王都庆幸他没有多少公开言论，估计斗争的锋芒不会指到他身上。王芸生连续几次参加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批判会。有一天，大会刚刚开到一半，会议突然将火力转向王芸生，来势相当凶猛。这凶猛的来势都是集中在“反苏”问题上，无论历史的、现行的，一齐上。据知，当时要抓一个“反苏类型”的全国性大右派，已经内定是王芸生。
形势愈来愈明确，斗争日甚一日，压力愈来愈大，王芸生已预感到自己即将成为右派，而且还是一个大右派。可谁也没有料到，情况有了突变。第二天即将召开更大型交代和批判会时，报社突然派曹谷冰来对王芸生说，只要在某几个问题上做些检查就可以了。王芸生深感突然，很想摸摸底细，但曹谷冰根本不知所以然，只得作罢。在交代会上，气氛显得十分宽松，主持人很客气。王芸生念完检查稿，立即有人走到台边把他接下来，护送出门，坐上汽车回了家，事情就算完结了。王芸生一直很纳闷，总感到事出有因，很长时间惴惴不安。
直到1960年，杨东莼先生作为党与王芸生的联系人，才将真相告诉了他。原来是毛泽东将他保了下来。毛泽东认为当时只有三家全国性的党外报纸，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都已划为右派，《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右派了。是毛泽东让胡乔木打电话通知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当然，有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他或许记起了重庆谈判时，是章士钊与王芸生建议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但是，这场斗争对王芸生身心的损害是相当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涉及到老朋友李纯青而深感内疚。王芸生在临终总结参加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说：“反右时，没有经验，太轻信上面说的话。他们一再让我交代与李纯青的关系，并说他们已经很清楚，主要考验你是否向党交心。”“他们保证只是组织知道一下就行了，不会扩散，对李纯青不会有影响。难道你连党中央都不相信了吗？”“至于这些话是骗人的话，还是‘策略’的话，只有天知道。”
最大的违心之作
1957年“反右”以后，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已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方面报道的“党报”。报社编委会在会上宣布，并在社内书面传达，社长王芸生以后不参加编委会，以便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没想到，王芸生从事的第一份“学术研究”竟是总结解放前的《大公报》的历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面主张把解放前的《大公报》历史写出来。是为检讨过去的《大公报》？是为警示当前的新闻报纸？下面的人没有一个说得清楚。当王芸生得知这一信息时，就有点紧张，害怕上面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因为他毕竟在解放前为《大公报》服务了二十年，尽管解放后也跟着上面跟着别人一起“批判”过《大公报》，说了些连自己都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的话，但那毕竟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到时候还可以“一风吹”。
大约在1959年底，一次政协会议，周恩来遇见王芸生，周让王会后留下有事谈。周恩来第一次提出要王芸生写大公报史的事，王芸生十分坦率地表示：由他自己来写大公报史不合适。王芸生说：作为当事人写史，对若干人和事的衡量，难免有失公允。周恩来听后并未表态，只是希望王芸生再考虑考虑。
听说周恩来为此事在下面还征求过意见，可否由别人来写。当征求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意见时，他坚决主张应由王芸生来写。周恩来再次找王芸生谈，建议还是由他来写比较合适，王芸生再次推托。
当周恩来第三次找王芸生谈此事时，看到王芸生仍执拗不肯，终于亮出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不作声了，良久，很勉强地接受下来，并向周提出还需一个人与他合写，周很痛快地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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