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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里的大树

作者:贾晓伟











  
  音乐给予我们的深度和谐,与我们走在车水马龙大街上的都市场景有着惊人的反差。
  里尔克1922年2月在瑞士穆佐古堡写下了《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第一部。其中第一首写道:“俄耳甫斯在歌唱,耳朵里的大树。”“耳朵里的大树”这一意象长期以来为诗评家所津津乐道,被称做对于人的听觉世界准确、深刻的把握。就里尔克生活的时代而言,“耳朵里的大树”根茎缠绕,枝冠丰富,听觉世界没有困扰与打搅。但对于其后经历过20世纪的战争、革命、迫害、暴力洗礼,又面临物质消费社会压迫的现代人,“耳朵里的大树”是否存在,能否有丰饶之根,是否会吸收大地深处的养料,为果实送去里尔克所说的最后的“甜”呢?
  听觉的困境缠绕乐评家与乐迷。听什么,向哪里倾听,让人陷入窘境。现代人的听觉处境被带有商业色彩的流行音乐以及背后一双看不见的手“统治”着。消费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每个人都能感到一条商业的听觉传送带的存在。这条传送带看似轻松给予,其实是在强迫。电脑、电视、报纸、杂志,现代传媒无形中造就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声音世界。一个以明星制作模式为基础的世界形成瓢泼大雨,往“耳朵里的大树”泼洒而去。如果人们拒绝这种商业至上的音乐强迫、引诱,认定流行音乐仅代表浅层次的听觉世界的话,寻找与深处听觉相连的古典音乐又能如何呢?
  古典音乐的倾听,除了个人居家的方式外,更多的是到音乐厅参加临时集会。音乐会上一百多年来主打的一直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曲目。这些两百年前甚至三百年前写成的音乐,曾在他们所处时代的上流社会流行。这些音乐的深处有心灵,有信仰,形式上来看编织得有机与高妙,乐曲带有人性稳定、温存的特征。听者在聆听中可以看到一张“人”还被保护着而不是赤身裸体的画像。在这里听觉是一个受滋养的世界,而非一个受诅咒的世界。但问题是离开了那些身穿燕尾服的音乐家(他们有点儿像祭师),走出音乐厅(临时的圣坛),或是个人关掉音响,打开窗户,外面扑面而来的是现代世界,让人不胜时空错乱之感。大街上车水马龙,一个个人行色匆匆,一座座正在修建的高楼大厦像有待长成的魔鬼。到处是空间在膨胀或是被挤压,这是T.S.艾略特说的“不能站、不能躺、不能坐”的时代。听觉里显现的音乐大树,以及被传诵的稳定的人性、心灵与信仰,在城市刺耳的混响中立刻倒伏,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古典音乐世界短时间召唤了听者的心,倾听者长时间找不到自己与现实世界和时代的对位。在一座长期被粗粝声音鼓舞着生活的城市,离开古典音乐的刹那,有种像从尼亚加拉瀑布坠下的落差的感觉,“耳朵里的大树”也摔落下来。
  
  听古典音乐有点儿像坐太空船,或在听从一种法术。音乐在这里要求心的静默,拒绝情绪骚动,在一个被临时清理干净的环境里,古典音乐响起,如同法术起舞。从法术中,人们可以理解自然界或内心世界原存的一个结构、一种韵律,重要的是,人从这些结构与韵律中可以对自己的心与生命有所把握。在这个世界里,有过去时代的街巷、马车、假发套,甚至是亭台楼阁、花园与溪水。那时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冲突到焦头烂额的程度。但所谓现代,时代的大风过后,人头顶的予以保护自己的事物早就荡然不存。“耳朵里的大树”现在是里尔克在《杜伊诺斯哀歌》中说的“远方山坡上的一棵树”,是古老生活习俗与习惯的延伸。人们熟知的亲切的事物正在一一处于疏离之中,强烈的内在断裂造就出商业与现代化的浪潮,让海水淹没整座大陆。
  如果抛开古典音乐,听凯奇、施托克豪森等人创作的现代音乐,又将如何呢?凯奇、施托克豪森等为现代人写的音乐,放弃了面与线,只剩下了点,愉悦感官的成分去掉了,有时变成了声音的哑剧。现代音乐迄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听众,人们受不了这些音乐深处闪动的空心之后的寒光。美国《音乐》期刊主编保罗·亨利·朗,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对于现代音乐根本不加以评论。在他看来,被称做“西方文明”的音乐已经寿终正寝,不必多说什么。朗的调子与斯宾格勒的“欧洲衰亡论”如出一辙。
  凯奇与施托克豪森之后的现代音乐陷入了个人秘密作坊式的制作状态。许多作曲家强调个人感受,抗拒流行音乐,用拆开的古典音乐要素,混杂一些地域的民间音乐,或是加入电子音乐,做出来的东西表面上看来既有过去,又有现在,但总有点儿像吊在半空中的树,或者说,像马格利特绘画里的悬空城堡。
  2000年10月,我途经德国法兰克福,到HMV——欧洲最大的唱片行之一去看看唱片。HMV的一楼摆放的是流行音乐唱片,二楼的靠窗一角才是古典音乐。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在一楼流连,兴致勃勃地试听唱片,而古典音乐所在的一角只有我一个人,不远处有个服务员茫然地看着我,我有了一点儿从热气腾腾的流行音乐桑那浴房转入个人的冷气间的感觉。至今想来,有点儿像关于古典音乐在当代的一个阴惨的梦。一个世界古典音乐的中心国度尚且如此,只能说美国人推崇的流行消费文化取得了全球性的成功。
  看来,古典音乐这份旧时代的精致餐点,现代音乐的清汤寡水,以及流行音乐的快餐都难让人轻松下咽。有人说音乐剧不错,能否改换一下食谱,好好地看一看、听一听呢?
  音乐剧近年来在美国方兴未艾,在全球推行,已经有了一套完备的商业操作模式。我个人觉得音乐剧是欧洲古典歌剧的现代变种,是古典音乐与流行文化嫁接出来的果实,果核仍是欧洲文化的底子。也可以说,音乐剧的大获成功是变形的欧洲文化在现代浪潮中的一次突围。这种音乐形式集歌唱、舞蹈、舞美于一身,大显奢华。早期的音乐剧里有欧洲文化的深刻标记(即使是韦伯轰动于世,至今仍在美国盛演不衰的音乐剧《猫》,仍取材于T.S.艾略特的诗剧),但随着发展,音乐剧越来越百老汇化、好莱坞化。看与听音乐剧,既像看歌舞片,又像听歌剧,还有点儿像参加流行音乐会,一种让人尴尬的别扭是对于混杂的不适。几年前获奖的影片《艾维塔》,其形式让人困惑。也许美国人真的喜欢这种有说、有笑、有唱、有闹的方式,中间还夹杂着一点儿历史。
  
  按照商业残酷的逻辑,被引入剧院就是大功告成,出了剧院人们从中领会了什么,姓甚名谁,这些都无关紧要。编导们要在两个小时或更多时间内激活人的感官,用放烟花的方式吸引住人的眼球,用无所不能的声音击打人的耳鼓,至于你的心跟得上还是会死在中途,纯粹是个人的事。但让一个见识过古典音乐华美而又深邃世界的人,去真心真意地喜欢音乐剧是很难的。
  除了音乐剧,对于古典音乐进行改造的,或是用混杂的方式进行嫁接的,较为成功的有现今风靡欧美的爵士乐。爵士版的巴赫比古典音乐形式的巴赫,被更多人所接受。人们借用巴赫的文本,荡漾出来的却是爵士与现代心绪。但这种改造的缺陷在于,一旦用爵士演奏巴赫,巴赫文本背后的东西就丢失了,这层东西是巴赫音乐中向上并与上帝相关的那层关系。音乐里重要的还是背后的一颗心灵的存在,这颗心灵标举的信仰、道德尺度、人性是文本存在的基础。
  关于听觉的困惑,已有半个世纪之长。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描述了“荒原狼”被爵士乐诱惑,又困顿于古典音乐世界的心境:
  这是没落的音乐,王朝末期的罗马一定有过类似的音乐。跟巴赫、莫扎特的作品和真正的音乐相比,它只不过是胡闹而已——然而,一旦与真正的文化相比较,它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艺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所谓文化。这个音乐的优点就在于它体现了伟大的诚实与正直,体现了可爱、毫不虚伪的黑人的禀性和欢乐天真的情绪。它既有某种黑人的特点,又有某种美国人的特点,在我们欧洲人看来,美国人尽管强大,却是像孩子般活泼、天真。欧洲也会变得如此吗?是否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这些旧欧洲、旧时代纯正的音乐和纯正的文艺的鉴赏家和崇拜者,难道只不过是明天就会遭人遗忘和嘲笑的、复杂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的少数几个愚蠢者?难道我们称之为“文化”、称之为智慧、称之为灵魂、称之为美、称之为神圣的东西,仅仅是早已死亡的幽灵,只有我们这几个傻瓜才认为它是纯正的、活生生的?
  这是半个世纪前的感怀。半个世纪后,听觉世界魔法重重,那棵里尔克所说的“耳朵里的大树”,现在是空中被各种力量切割的植物。它有点儿像活生生的树,其根茎经过几百年的撕扯,已经断裂。但除了它,又有什么样的声音能为人们所供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