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我为斯大林当翻译
作者：瓦列金．别列什科夫
1941年9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
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在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1941年7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林的谈话是李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后，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后来，哈里曼杜撰出来了关于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于他名字的谐音（俄语中的“生病”一词），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说，“波莱恩病了”。这总是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于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斯大林不喜欢这个。他对莫洛托夫说：
“为什么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惟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1年9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于，一扇高高的门打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1959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的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只胳膊长，另一只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换了！
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不知的领袖。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习惯于看见他君临万众。于是，少年人的想像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话般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后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后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后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支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当时，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后，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顶着打死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但是，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到莫洛托夫那儿每次也都带着这支护送队伍。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过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从相反方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不，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的相遇对于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但是，总是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藏起来。几秒钟之后，斯大林应该出现。思想在激烈地活动，怎么办？返回秘书处或者快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门后？也许，藏在遮住朝内院的大窗户的窗帘之后？可是，如果斯大林发现，有人躲在这里，会把我当作罪犯，他会想着，我这是做贼心虚。因为，甚至当谈话的对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都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谋反：“为什么您的眼睛东张西望？”这样一问之下往往可以决定对方的命运。
在心里掂量过各种办法，并且当我明白时间不再有时，我一般背靠墙等着。一行人缓缓走过。我精神饱满地说：“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做声，用手臂的一个细微动作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转弯过去。现在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过什么也没有呀。可为何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都会如此紧张呢？
此外，每次，当领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他的某个副手预先告诉我，说马上要跟美国人谈，而且要我作翻译时，也会出现神经紧张。但这里我有解释——马上要进入神殿了。于是神经高度紧张，想要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满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作了外交人民委员苏美关系助理。那时的克里姆林宫对公众是关闭的。但我有一张通行证，“到处”可去，除了大楼上斯大林的那一翼。去那里每次都要办理通行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种干练、安静的气氛。秘书处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一般在那里等待客人已经通过斯帕斯大门的信号，描着鲜艳花朵的黑色托盘上放着杯子和矿泉水，挨着墙是一排简单的椅子。有些书作者现在断言，在领袖办公室门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检查，说什么椅子底下安装了电子仪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没有这回事。首先，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子系统，其次，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将近四年时间，从来没有被搜身，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检查。不过，在1941年底特别紧张的几个月里，由于担心城里有空降的德国特务，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手枪。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瓦尔特”，很容易藏进口袋里。每天早晨六点左右下班的时候，我从保险柜里把枪拿出来，然后去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在那儿的地下室里可以稍事休息，对时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不加理睬。秋冬季天亮得晚，街道还是一片漆黑。不过，常常会碰见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检查证件。可是当时也完全有可能遇见德国武装突袭队员。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之后，应该将武器放进保险柜。但是，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检查过，我是否这样作了或者有没有带武器。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于译员这一特殊的工作性质。我见过他跟外国客人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达，这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 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后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到他，叫着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有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于迷住谈话的对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制造出富于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却充满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会最终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那么，是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是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善于营造一种随意、安详的气氛……
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他的谈话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已经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后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后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普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于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1941年12月下旬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后，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死不悔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