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民工的精神生活谁来关心

作者:杜丽蓉











  
  2003年底,各级政府都在想尽办法为民工讨还拖欠的工资。
  然而,民工问题,如果仅仅是帮助他们找工作、拿回工资、春节回家有车坐这几样,那就未免过于简单了。关注民工的精神状态也已刻不容缓。这不,2004年情人节这天,一位23岁的安徽妹子为情所困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幸亏发现得早,送进医院抢救及时才脱离了危险。事隔几天,又有一名从云南到浙江杭州打工的男青年因思乡情绪无法排遣,独自喝了很多酒,导致严重酒精中毒而被送至医院抢救。
  可以这么说,这20多年来,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春节回家也就是短短的几天或者十几天,更多的日子他们是在城市度过的。城市由于他们的介入,早就改变了市民的构成成分。因此,城市再也不能够无视他们的精神生活,无视他们对于文明生活的渴望。只有给民工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充实其精神生活,我们城市的文明水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
  然而,事实上城市对民工在精神生活上的关心,比对为他们讨还拖欠的工资还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还有精神生活方面的增大需求。总把他们看作是外人是城市的过客,对他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在采访中,许多有点文化的民工们说,物质的艰辛还可以克服,精神生活的贫瘠令我们深感自卑。在民工居住的工棚里,没有电视可看,只能通过吱吱响的半导体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很少有社会间的人际交流,只有哥几个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打扑克;不能和老婆肌肤相亲,只有靠听来的黄段子来回味一年难得几回的性生活。精神生活的缺失,极易导致民工性格变异。据浙江某医院急诊科统计,近两年酒精中毒的外来民工明显增多,打架斗殴受伤者中外来民工占了60%以上。
  
  民工的业余时间
  
  民工的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打发的呢?打牌、喝酒、闲聊、逛街是他们经常做的事。另外,还有不少人以看黄色影碟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减轻性压抑带来的性焦虑。录像厅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
  在武汉汉正街一家由防空洞改造成的录像厅,由外向里,四个放映厅一字排开,100多个座位挤得满满当当。观众中,从不足20岁的小伙子到五六十岁的老男人个个精神专注地盯着荧光屏上播放的“顶级”黄色录像。墙角最暗处,有两个小伙子竟在偷偷手淫。这些观众,白天是“扁担”、搬运工,走街串巷忙挣钱,晚上就到录像厅来消磨时光。
  有机构对50名在广州打工的民工的业余生活做过一次调查,他们到广州后全部看过黄色影碟,一部分经常用看黄色影碟的方式来打发业余时间,大部分人平均每月花在看黄色影碟上的钱在10元左右,看黄色影碟的地点基本都在地下黑影吧。
  50人中,看过黄色书刊的有19人,其中1人说像吸毒似地无法放下,一天不看觉得无聊和不舒服。他们中有7人看过且拥有香港出版的色情杂志和“黄书”。在他们的随身行李中,这也许是最为洋气和昂贵的物件了。当问及为什么如此迷恋这些出版物,他们均称这是为了减压,是为了用书中那些体态丰腴的女郎来打发没有老婆的日子。
  
  城市无视民工的性需求
  
  性,应该算是精神的范畴。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拥有健康的精神生活和健康的性生活。然而,城市民工中,能够有正常性生活者不多。打工者身在异乡,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极易导致心理扭曲和变态,引发犯罪行为。
  在一个城市打工的很多夫妻,由于无法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工作之余,还得带着一身劳累费尽心思找一处能相聚几个小时的私人空间,芭蕉林、草丛、录像厅,都成为他们“亲热”的地点。在这种地方亲热,不能获得保护,还极有可能受到伤害。
  然而,比起有一方还在老家的民工来说,像这样夫妻能相守在一起的已经很感满足了。
  对无法正常过上夫妻生活的民工来说,面对难以排解的性压抑,他们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在对民工的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当看到街头的恋人亲密地走在一起时会作何感想?除5人因有老婆在身边而无特殊感觉外,其余45人的反应非常复杂,24人回答很“羡慕”能在一起的情侣,6个人会“心酸”,11人感到“嫉妒”,4个人会“难受”。有26人承认因长期没有性生活,不同程度上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还有人经常会出现性幻想,而且都感到特别容易疲劳。在出租屋或工棚里打架是正常不过的事。有时候下班回来人累得要死,但精力没处发泄,往往会为了一点点小事大动肝火。
  至于他们如何来排解性压抑,32人选择了自我压抑,7人承认曾找过“小姐”,1人自己用双手解决。另外有10人表示掌握了自己解决的办法——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主动和女士们发生“碰撞”,借短暂的身体碰撞甚至推搡来体验快感。
  要解决民工的性生活,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但许多建筑工地做不到这一点。建筑民工住的是十几人一间的工棚,如果民工都是成双成对的,工地没有这么多工棚可供居住。要么就是民工自己到外面租房。但一个月几百块的租金,少有民工舍得支付。于是,夫妻分居只能是民工无奈的选择。
  城市无视民工正常的性需求,凭他们的个人能力又无法夫妻团聚,对性的需求又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此导致了卖淫嫖娼现象的蔓延。在南宁市青秀路附近的山沟间,堂而皇之地隐藏着一个卖淫窝点。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半,嫖客进出不断。这些嫖客大都是在附近开发区工地打工的民工,而卖淫女是从乡下到南宁来捞世界的,因没有一技之长,又无亲友可投靠,只得做起皮肉生意。
  卖淫嫖娼现象蔓延的结果是民工中性病发生率增加,甚至还会有感染上艾滋病的危险。性病患者有两个特点:一是卖淫女患病几率高;二是年轻力壮的外地民工是性病高危人群。性病患者登记名单上有一半是民工,这些处于性压抑状态下的人群极易诱发性病甚至艾滋病。
  另外,在打工人员中普及避孕知识也很重要。怀孕而不能正常生育,选择人流是惟一的解决办法。有的打工妹平均两三个月就去医院做一次人流。人流会对女性心理生理造成最直接的伤害。但由于打工妹缺乏避孕知识,很多人甚至对于停经是什么概念都不明白,更不懂怀孕知识,不采取避孕措施,使得这种伤害难以避免。
  在广州天河区某美容美发店工作的21岁的阿丽,19岁开始有性生活,每次同房后都会喝上一个星期的凉茶,说是这样可以用来避孕。她说:“因为凉茶上写了孕妇忌服的说明。我每次都买最苦味的那种,那种药效最好,喝了就会杀死那些能让人怀孕的东西。”据了解,一些打工妹因为误解“孕妇忌服”的作用,性生活后在肚皮上贴麝香风湿膏、猛灌十滴水的大有人在,以为这样就能避孕成功。
  现在避孕药具已经十分普及,但仍有打工妹不知道如何购买。她们知道街道可以发避孕药,但是不敢去要。因为她们听说没结婚的人去拿避孕套、避孕药会被罚钱的。一位女工还说:“在我们老家,我好像记得别人说过,要那个药需要有结婚证才行。”另外一些女工竟然不知道药店可以买到避孕药。
  有一位四川姑娘还对避孕药表示出担忧:“听说吃了那个药,以后不能生孩子了。我们有个老乡以前和男朋友谈恋爱,怀孕了打掉了小孩,后来结婚了却老是生不出孩子。她结婚之前就是吃了避孕药的,可能是吃坏了。”
  打工妹怀孕后去私人医院打胎的比例也很高。做人流的打工妹有年龄小、次数多、月份大的特征,其中20岁以下的女性最多。因为年纪小,例假本来就不规律,怀孕一两个月根本不会注意,到医院来求助时通常都在4个月以上,只得采取引产手术。
  来自贵州某县城的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五羊新城一家酒楼做服务员。2003年8月到广东省计划生育专科医院求医,经过检查发现,她的宫腔内多处黏膜,清宫不干净遗留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据她说,当时发现怀孕,在一家药店买了流产药,吃下去后断断续续流血,还以为流产成功了。不料一个多月后发现胎儿还在,又花了200元钱去私人诊所刮宫引产。之后,有一次差点儿晕倒在酒楼里,工友劝她到正规医院去看病。她说:“我前后花了2000多块钱,现在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我有些姐妹自己买药吃,去诊所都没事,只怪我运气不好。”
  因为经常人流,使得打工妹中患宫外孕的比例也很高。在广州黄浦区一家电子厂工作的某女工,第一次怀孕时做人流,因为宫外孕,医生切掉了她一侧的输卵管,并嘱咐她要多休息多注意个人卫生。不到半年,她再次怀孕,又是宫外孕,医生为了保住她的生育能力,采用了保守疗法。第三次怀孕,又是宫外孕,医生没有办法只好切掉了她仅剩的输卵管,从此她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听着这一个个的故事,让人备感心酸,心痛。如果不对打工者进行计划生育的教育和管理,那么,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在实施方面还留有一块很大的盲区。
  
  没有人关心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
  
  对民工而言,在他们失去土地之后到城里来挣钱成为第一需要。家里面的老老小小都等着他们挣钱养家糊口。他们说,什么健身?我们每天爬上爬下的劳动不就是健身!健身?我们连温饱都还存在问题,哪个会想得这么多!他们说我们特别希望没病没灾,一旦生病,不工作就没钱外,还得花钱看病吃药!他们说工地上就叫我们干活,哪个会来管我们健不健身!所以,民工的一般生活规律是早上起床后就上班,晚上下班,吃过饭,就呆在工棚里与老乡聊聊天,差不多时间了就上床睡觉。冬天遇上西北风劲吹时,下工回来,走到外面店里买瓶高粱烧或五茄皮酒,就着花生米喝上几口驱驱寒气。
  也有些年轻人,读书时或在老家时打过篮球,出来打工,没球打了,空下来会去溜溜冰爬爬山,或到住地附近的健身路径上去活动活动手脚,但这样的人不多。一是没有这种运动的意识,二是溜冰爬山也消费不起。从广西宾阳出来在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小曾说:“前两年,到年底可以积蓄四五千元,2003年,没钱了,都花光了。”问他是怎么花光的,他说玩的,溜冰、爬山,都需要钱。小曾年纪还小,才20岁,家里又是最小,不需要养家糊口。对那些已经成家有了孩子的民工来说,把四五千元钱花在溜冰、爬山上,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
  从安徽阜阳出来打工的谭军对健身话题反应十分强烈:我们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实施健身的条件,也没有人给我们创造条件。“老板看中的是经济效益,我们甚至连工资能否按时拿到都不知道,哪还顾得上身体?”
  某大型建筑企业的一位主管一谈到民工健身问题,就搬出了“环境不允许,工地上成天灰尘满地,建筑材料堆积成山,工期紧、任务重”等等理由。更多的企业管理者则把责任推向民工,“他们只是凭体力吃饭的劳动者,只关心挣钱,哪有闲心管这个!”
  城市民工在家时是农民,一直身处悠闲、毫无时间概念的乡村生活之中,初进城市,一下子难以适应城市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状态,所以,他们中有的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有的担心身处异乡受人欺负,尤其是第一次出远门的,更有一种孤独感在时时包围着他们。调查结果表明,有近30%的打工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对此加以重视,就会给社会的稳定留下严重隐患。
  目前我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有的进城农民正在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企业工人和工商经营者。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就业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他们用汗水和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为城市创造了价值,提供了税收。因此,对城市而言,不仅仅只是索取民工的劳动力,应该全身心地接纳他们,像关心市民一样关心进城来打工的每一个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