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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阿拉法特

作者：刘方平

　　
　　巴勒斯坦内部裂痕凸现
　　
　　阿拉法特将其毕生的精力贡献于巴勒斯坦民族的独立事业。经过几十年艰难岁月的磨练，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内部备受拥戴，成为无人可以比肩的领袖人物，被称作“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之父”。在上个世纪最后近10年的时间里，“中东和平进程”这个词，曾经凝聚着多少巴勒斯坦人对明天的美好梦想。
　　然而，梦想却一次次无情地破灭了。
　　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代表，他热衷于与以色列的谈判并一再地许诺和谈将为巴勒斯坦人带来和平、繁荣和一个前景光明的祖国；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食言了，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进进出出、撤撤停停，属于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生活中其他方方面面的权利始终难以完整地回归自己手中，有关耶路撒冷、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核心问题的谈判迟迟难有突破，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更像是海市蜃楼一样看得见却摸不着。从中东和平进程的大局考虑，阿拉法特几度“迁就”了以色列的失信之举，将建国日期一推再推，但换得的却并非是互谅与互让。而沙龙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巴以谈判的最关键时刻执意涉足敏感的圣殿山，更是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心理造成了空前的冲击。人们对和谈的信心在骤然之间坍塌了，对于代表他们和谈的阿拉法特也就难免生出怨愤与失望的情绪来。
　　当然，除了中东和谈受挫的影响之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腐败也使阿拉法特的信誉蒙受严重损失。“治吏不严”，不仅成为美国等外部力量指责阿拉法特的一大口实，而且在巴勒斯坦内部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早在1999年年底，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就发生过上千名巴勒斯坦人“反腐”大游行，支援20名来自学术界和立法委员会的活跃人士发出的联名请愿书。这份措辞严厉的请愿书，批评阿拉法特“为机会主义者打开了肆意贪污的大门“，并要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迅速惩治腐败。然而，在巴勒斯坦领导层看来，相对于民族解放与建立国家来说，“腐败”问题并不值得大做文章，至少不能在与以色列的和谈达成最终协议前大做文章，以免出现内讧，从而分解自己的力量。但事与愿违的是，在以色列和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推波助澜下，长期在困顿生活中挣扎的巴勒斯坦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却越来越关注，并因此而迁怒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自治政府。
　　2002年春天，以色列情报机构向外界披露说，以军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缴获的巴勒斯坦官方文件证实，外界援助巴方的大批物资被一些政府官员偷偷截留、转手倒卖。尽管这一消息的准确性难以证实，以方散布这样的消息也是出于别有用心，但其还是在巴勒斯坦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月1日，上千名巴勒斯坦民众穿越以色列军警设置的检查站，聚集到加沙地带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在抗议以色列政府残暴的封锁与镇压政策的同时，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发出了强烈的抨击之声。为穿越以军检查站而花费了4个小时的巴勒斯坦男子阿尔·马什瓦对记者说：“那些原本应服务于人民的人，现在已变成了人民的掠夺者。”他愤怒地说：“电视上播放的那些阿拉伯国家捐献给我们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它们被偷走了！”
　　巴以和谈不仅裹足不前而且呈现急剧倒退之势，以色列不断加紧封锁造成民不聊生，巴政府官员不时传出腐化丑闻……，诸多不利的因素搅在一起，使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社会的形象严重受损。2002年8月26日，位于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所”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支持率已经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仅为34%，要知道1996年巴勒斯坦自治区在国际社会监督下举行首次选举时，阿拉法特是以88%的高票当选自治机构主席的！
　　与此同时，巴以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对双方各自的社会无不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在一轮又一轮血与火的较量当中，与民族凝聚相伴随的是，民族内部的裂痕也不时显现。比如，在以色列国内，就有一批和平人士对于政府在中东和谈中所采取的强硬立场颇为不满，对巴勒斯坦流露出明显的同情心理。而在巴勒斯坦内部，一些民众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或是为金钱所诱惑，对以色列打击巴激进势力的做法给予了配合。以色列是一个较为完善的法治国家，这从法律上为其对不同的政治选择给予包容提供了法律保障。尽管致力于推进和平进程的前总理拉宾倒在了犹太激进分子的枪口下，但鲜有普通民众因为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遭到不测。然而，在巴勒斯坦，情况却截然不同。民族独立问题所蕴含的特殊的感情因素，使得那些亲近或者投靠以色列的人很自然地被视作民族的“叛徒”。而由于缺乏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强有力的法制体系，这些被视作“叛徒”的巴勒斯坦人便难以得到安全保障，在巴以纷争加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哈马斯”等巴激进势力公然决定在街头“惩处”那些所谓的“叛徒”。
　　据有关统计，被私刑处死的巴勒斯坦“叛徒”，同在冲突中死于以军枪口下的“起义者”人数几乎相等。而事实上他们中只有45%是真正的“通敌者”。这样草菅人命的做法，对巴勒斯坦内部的团结自然造成了重创。
　　
　　与对手佩雷斯的不了情
　　
　　在许多以色列人的眼中，阿拉法特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他曾是巴勒斯坦武装起义的领袖，振臂一呼令以色列人的生活难得平静。他同时是巴以和平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力主用和谈方式来化解两个民族沉积多年的恩怨。而在巴以和谈的进程当中，他又是一个难缠的对手，斤斤计较、寸土必争，执着地坚守着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民曾经作出过的承诺。如果在以色列作一项问卷调查，相信没有人会说自己的生活与阿拉法特扯不上边儿。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磨练后，阿拉法特同他的一些对手——代表巴勒斯坦民族对头的以色列的领导人——也可以建立起友情来。一方面，这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相互间没有友好的姿态何谈和解？另一方面，这种友情也是双方在实践中基于相互信任与合作而产生的情感互动。
　　以色列政坛元老西蒙·佩雷斯就是他的这样一位特殊的朋友。
　　2003年9月21日，佩雷斯迎来了自己人生的80岁寿辰。作为一个对以色列内政与外交无不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高寿的佩雷斯自然在以色列民众中间享有盛誉，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而以色列总理沙龙也借此机会向这位在野的工党领导人大献殷勤,亲自在特拉维夫为他操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日庆典，邀请世界各国的400位名流政要前往祝寿。本是波兰移民的佩雷斯，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最闪光的亮点在于他1993年担任以色列外长期间积极促成巴以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这使得他有机会在次年与以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一同分享诺贝尔和平奖。正因为此，对于他80岁的生日庆典，国际社会最大的看点在于其能否成为以色列为阿拉法特“松绑”的一次机会。
　　令人遗憾的是，沙龙政府对阿拉法特的孤立政策丝毫没有改变，阿拉法特没有收到出席佩雷斯寿典的邀请。不过，被围困在拉马拉的阿拉法特并没有忘记为佩雷斯的生日送上自己的祝福。他在被以军炸得残破不堪的官邸内，通过媒体向佩雷斯表示了祝贺，同时呼吁佩雷斯能够利用其作为以色列工党领袖的身份，继续为实现中东和平而努力。
　　佩雷斯同样没有忘记阿拉法特。在他80岁寿辰的次日，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色列特拉维夫举办了一个国际和平研讨会。佩雷斯在研讨会上发言时郑重其事地指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针对当时以色列当局和美国政府排斥阿拉法特的言行，他还特意补充道：“我只想实话实说，而不管别人说什么。”
　　佩雷斯面对诸多国际名流做出的这一表态，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说给了阿拉法特以莫大的安慰与支持。要知道，在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大力排斥下，阿拉法特在国际社会的处境日渐艰难，西方一些右翼人士认为他当初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甚至要求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收回曾经给予他的这一荣誉。佩雷斯公开驳斥这一观点，对阿拉法特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与那些恶意诬蔑或诽谤阿拉法特的人相比，都堪称是一种友好的姿态，是跨越了民族恩怨的义举。
　　这样的义举，对佩雷斯来说已非第一次。在沙龙执政后对阿拉法特采取的步步紧逼的攻势战略中，佩雷斯多次站出来唱“反调”，力所能及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阿拉法特的声誉，尤其是为保护其生命安全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曾公开反对以色列国防军围困阿拉法特的做法，认为以色列“既不能解除阿拉法特的职务，也无法对其加以取代”。2003年9月13日，就在以色列政府为佩雷斯操办80寿礼的前一个星期，这位工党临时主席在与沙龙通电话时，还愤然批评了政府打算驱逐阿拉法特的决定，称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可以说，佩雷斯的影响，使沙龙政府对阿拉法特采取过激的行为受到一定的牵制。
　　但话说回来，佩雷斯与阿拉法特代表的毕竟是不同民族的利益，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与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在巴以局势趋于紧张的时候，人们也不时地会听到佩雷斯对阿拉法特的指责——这样的指责有时相当尖刻。比如，当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自杀式袭击后，佩雷斯有时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阿拉法特“是个问题”，并对其在“反恐”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不过，总的来说，长期担任以色列工党领袖的佩雷斯，一直在以一种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姿态处理与阿拉法特的关系。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01年秋冬时节，在巴以新一轮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候，佩雷斯还一再试图通过与阿拉法特的会晤来缓和局势。但是由于沙龙对此并不支持，加上巴勒斯坦内部激进势力的蓄意破坏，他们二人虽然几度会面，却没能取得阻止冲突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性成果。对此，巴以双方的民间和平人士无可奈何，阿拉法特与佩雷斯同样无可奈何！
　　
　　冷冷清清的最后一个生日
　　
　　2004年8月4日阿拉法特75岁寿辰到来时，这位老人已经在拉马拉那栋破败不堪的总统府内生活了整整两年零8个月的时间，再差一个月正好是1000个日日夜夜。
　　坚毅归坚毅，年龄不饶人。在长期遭受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多种病痛折磨后，即将步入75岁年轮的阿拉法特，已是垂垂老矣、心力憔悴。正如西班牙女记者伊莎贝尔·皮萨诺在回忆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摩萨德”没有击败他，围困没有拖垮他，但一个叫做“时间”的东西打败了他。由于3年多没有呼吸新鲜空气，没有离开被围困的官邸，“他看上去就像一块马上要破碎的玻璃”。
　　当阿拉法特要在拉马拉总统府迎来第3个生日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早就对他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以免他将此事忘掉。而一位资深顾问还建议他学学以色列的佩雷斯，借操办生日宴会也搞他一个“生日外交”，在外面树树形象、造点影响。阿拉法特固然是一个外交博弈的高手，但这一回他却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他实在是没有精力和心思来玩这样的游戏了。
　　自从被围困在拉马拉总统府后，让阿拉法特堵心的事儿仿佛便没完没了。就在他75岁生日到来前夕，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强大压力与来自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危机，仍然像两座山一样重重地压着他。
　　而在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危机此起彼伏。仅在7月份出现的多起内讧事件，就让阿拉法特疲于应对。
　　先是在16日，加沙地带一天之内接连发生3起绑架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队总司令贾巴利及另外1名安全官员和4名法国人先后遭到绑架。贾巴利在遭绑架数小时后获释，但绑架他的一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阿拉法特通电话时，声称此举是为了呼吁巴民族权力机构打击官员腐败。为了阻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阿拉法特随即下令解除贾巴利的职务，并着手调查他的贪污腐败行为。
　　然而，就在次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库赖又突然向阿拉法特递交了辞呈。此事的导火索与此前一天发生的绑架事件有直接干系，因为手中无一兵一卒的库赖政府面对动荡的局势难有作为，处境自然相当尴尬。其实，自从2003年9月接替阿巴斯出任总理一职后不久，库赖便重蹈其前任的覆辙，陷于了与阿拉法特争夺权利的纠葛当中。这一次，在绑架人质事件发生后，库赖借机摊开了牌。
　　阿拉法特这一次选择了让步。他同意给予库赖政府更多的进行改革的权力，并让库赖掌控警察和内政安全部队，以此换得他收回辞呈、继续留任。
　　在库赖辞职风波发生期间，阿拉法特还遭遇了一次罕见的暴力请愿活动。那是在7月18日，一群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对巴勒斯坦政府的办公设施进行打砸抢破坏，目的是抗议阿拉法特任命自己的堂弟穆萨·阿拉法特接替人质绑架事件后被免职的马贾伊德担任巴安全部队司令。为了避免“任人唯亲”引发更大的动荡，阿拉法特在19日将刚刚履新两天的堂弟发回到原职，这才勉勉强强平息了众怒。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身处在这一串串纠葛的漩涡当中，阿拉法特纵是有三头六臂，也恐怕会深感困顿。更何况他已是一个古稀老人，更何况他还处在以军的围困之下。所以，对于庆贺寿辰这样的常人之举。他已是既无精力、也无心境而为之了。
　　就这样，阿拉法特在冷冷清清中度过了自己75岁的生日。当天，一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官员来到拉马拉官邸，为他献了鲜花，但无论是官方还是他个人都没有举行正式的庆祝活动；就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没有赶来与他团聚。在临近中午的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送来几块蛋糕，阿拉法特尝了尝，就算是度过了这个生日。
　　令人尤感唏嘘的是，阿拉法特度过的这个冷冷清清的生日，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就在此后不久，他再一次传出了身染重疾的消息。而这一回，这个有“九命猫”之称的传奇人物，最终没能再次闯过“鬼门关”，而是被病魔夺走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