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不够知己
作者：温源宁
哲人，胡适博士
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是老大哥。全都承认他和蔼可亲，甚至他的死对头也认为他招人喜爱。他不是风流绅士，但是风流绅士处世交友那一套他都不生疏。在寒暄、恭维、献点小殷勤以博取社交界特别是女士们好感的不足挂齿却又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方面，他都算得上高手。他有本事能使每一个和他相处的人全都无所拘束。胡博士是最佳意义上的民主人士，没有沾染一点点无论是基于社会地位或是知识水平的势利习气。
胡博士的家门每逢星期天对外开放，来者不拒。任何人，不论是大学生还是共产主义者，是商人还是盗贼，只要开口，他都会耐心倾听、耐心叙谈。对于深陷困境的，他会给予帮助；对于寻求工作的，他给写介绍信。有些人来请教学术问题，他总是尽其所能加以满足。也有些人只是前来问候，他便飨以零零碎碎的新闻或消息。所有的来客离去时都会觉得不虚此行。
四十出头的胡博士，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张脸，整洁入时的衣着，称得上衣冠楚楚。头发乌黑，不见一丝灰白；饱满的奥古斯都式额头(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可表述为：天庭饱满)；一双坦率的大眼睛；显得能言善辩的两片灵活的嘴唇；脸色正常，胡博士的面孔既不会使你想到学者的“大脑发达生活简朴”，也不会使你想到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中等身材，肢体匀称；反应灵敏，举止矫健。胡博士，看上去，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
胡博士学识渊博。他对万事万物，从壮阳剂的配制到佛教的抽象佛理，全都有所了解。他阅读广泛：契诃夫，他翻译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国诗词，他编选过一部《词选》；中国古代哲学，他写过相关的著作；佛教哲学，他常有长短不拘的文字问世；中国的和欧洲的小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执笔议论的问题是五花八门——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版本校勘，等等，等等。只消看一眼《胡适文存》的目录，就可以对他的多才多艺和涉猎之广多少有个印象，再加上他轻松活泼、常常是知识丰富而并非卖弄学问的谈吐，就给了我们一幅大致完整的肖像。
胡博士不是喜欢把自己的才能隐藏在地下的那种人：他有什么，就显示出什么。他是什么，就完全是——就完全表现在他的著作、他的谈吐、他的行为方式中。他不相信隐瞒。在他的身上没有难解的神秘：只有阳光，没有阴影。他的心胸仿佛是一片明亮如镜的广阔湖泊，没有浪漫主义的深沟，没有彼岸的回音。对于这样的湖，我们关心的不是深度，而只是如镜的湖面。那湖面反映一切，能够把一幅幅精致、明净、有序的宇宙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在这样的画面里，没有灵魂和宗教的位置。
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于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于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18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philosophe〔请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学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就恰好合适。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边沁全都是“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就不是惟一的一个当代哲人。
吴宓先生，一位学者和君子
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有些人，需要别人介绍一百次，到了第一百零一次，还有必要再经介绍。因为他们的面貌太平常：没有一点特色，“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副张三李四都可能有的平常相貌。吴先生的相貌却价值连城，怪异得就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就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
他永远昂首挺胸，脊背竖得笔直，好像是副切割模具。吴先生看上去仿佛就是尊严的本身。他以身为学者自豪，朋友们也都认为他是天生一位了不起的君子而为之骄傲。他从不吝啬，总想着要给别人以回报，却总被朋友也被敌人所误解。他对别人的善意和能力过于轻信，对外界有关他自己的议论又过于敏感。吴先生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整个世界，都不能相安无事，如果不是心烦意乱，就一定是在发奋著述。他极其崇拜歌德，却远未达到歌德所称羡的“不慌不辍”的境界，就像说过“我把自己的住处变成我的绞架”的那人永远也达不到天恩眷顾的状态一样。
吴先生是那种从不知晓什么是年轻的人。他实际才40开外，但是只看外表，从30到100，说他有多大全都可以。他评价别人总是从宽，对自己却严格得苛刻。他信奉孔夫子的学说，他能使人们想到一个真正的孔门儒生应该是怎样的。他端庄严肃，遇事认真而有点过分，有一副“理直”因而“气壮”的架式，却仍然是个最不会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吴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且，他还一直在主编一个评论性刊物《学衡》和《大公报》的文学副刊。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吴先生无可挑剔，惟一的缺憾是少了一点启迪灵感的魅力。像钟表一样准时的他，讲起课来就像古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在别人是从书本上读出引文的场合，他宁愿背诵，而不论那段引文究竟有多长。讲解任何问题，他都能像军训教官那样“第一这个”，“第二那个”，讲得有条不紊。枯燥，也许；但是决不可能言不及义。他不是那种什么都谈而惟独不说自家主张的老师。他说了的就一定有意义。他也可能说错，但是不会言之无物。他从不绕着问题走，总是直截了当把脚踩上去。也就是说，他是不害怕为某种意见承担责任的。关于事实的问题，特别是在百科全书和工具书中能够找到的事实性问题，吴先生绝对无懈可击。别人只是在有关于趣味或诠释的问题上还能和他进行某种有道理的争论。在这些问题上，吴先生显然是有弱点的，但不是由于糊涂和不诚实，而是他那种思想观点所固有的，一个人文主义者所固有的弱点。非常可惜，伦理学和艺术被糟糕地搅混在一起。人们常会感到困惑，也不知他是在谈论文学还是在谈论道德。
而作为刊物主编，吴先生的立场是，胡适博士所反对的，他全都拥护。几年前吴先生所编《学衡》公开宣扬的宗旨就是，要为反对白话运动、维护固有的写作方式而战斗。这是失败的一战，然而却是英勇的一斗。吴先生为《大公报》主持文艺副刊的工作同样英勇，他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去影响中国文学界的趣味，引导他们更多地关注西方文学中的事实，而不是它的皮毛。是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所有中国的年轻作家，都已经决定接受西方文学那些华而不实的皮毛，而对真情实事不管不顾。事实、日期、知识，都太枯燥，而且太难。如今一个人需要的只是，随波逐流而游，顺手捡拾一些沉船上流失的漂浮物——道森、波德莱尔、瓦莱里、维吉尼亚·吴尔夫、阿尔杜斯·赫胥黎等等，等等。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像吴先生那样不得体地暗示研读荷马、维吉尔、但丁和弥尔顿也有某种价值，就只能招人嗤笑了。
一个孤独的悲剧角色!尤其可悲的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他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是从气质上看，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由于吴先生是如此真诚和表里如一，以至于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看到!他对拜伦的崇拜并不是一个秘密。他甚至模仿《恰尔德·哈罗尔德》的风格写了一首中文长诗。一个矛盾，一个除了他自己谁都不难理解的矛盾!
我一想起吴先生，就总会想起他的苦笑，他在清华的那几间精致、整洁而空空荡荡的房间，和挡在他窗帘外的美丽野景。也许只是我的痴想，但是我确实时常在想，如果能拉开所有的窗帘，多看看外面的景色，最好是投身到户外美丽旷野的景色中去享受一下，他的生活中就会少一些费解的困惑，他的笑容里就会少一些苦涩。
叶公超先生
叶教授称得上一表人才，甚至可以说，仪态端庄。他身高六英尺，体态健壮，皮肤黝黑，相貌英俊。他有宽阔的肩膀、宏亮的嗓音，下颌略微见方，走路时总显得是在昂首阔步。尽管具有名士气质，整体看来却像是运动场上的一条好汉。据说，从少不更事时代起，他就是个打网球的好手。其实，没有人说我们也能猜得到，因为任何一个和叶教授交谈过的人都会知道，他能多么巧妙地在谈话中一直保持着“球的转动”(意为：使得话头不断)。
事实上他非常健谈而且自成一家。他掌握的谈话方式不止一端。警句和闲谈，他全都擅长。表现得最为出色的，是离题式的谈话：不论是尼柯贝太太(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的自由联想，还是恰尔斯·兰姆的东拉西扯引经据典。附带说一句，他对兰姆崇拜得无以复加。他不喜欢被别人打断话头，尤其不喜欢被只有资格竖起耳朵恭听的年轻人打断。我还记得在他那个可以使人流连忘返的书房里，第一次和他谈话时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个有点腼腆又有点顽皮的年轻人，满肚子借来的诙谐和智慧，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而满面红光，我曾费尽心机力争插嘴以求一展才华。在经过好几次试图刹住叶教授讲话车轮的努力终归徒劳以后，我总算明白，最好还是放弃这种无望的尝试，而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无所障碍地讲啊讲地一直讲下去。文学当然是他谈话的主轴，但是谁也无法为他的话语提到的事物理出一个头绪，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叶教授作为讲课老师的品质受到了作为健谈者品质缺陷的影响。他讲课没有预案和大纲，全凭即兴的灵感、天资与常识。他的讲课完全推翻了我们对于何谓讲课的固有观念。他的讲课充满了意外和突然袭击，而这种出人意表的特点却构成了他课堂魅力不小的一部分。他讲的课有丰富的出色见识和深刻的离题议论，但是缺乏必要的系统和组织。尽管他讲的课让人听得起劲以至别无他求，但是资质较差的学生常有的长处是记笔记，到教室里来是真诚地希望能给他们空白的头脑装填进整理得有条不紊的知识，听到了这样的讲课就会感到困惑。那么对于资质较差的学生来说可就太糟了!叶教授又何必介意他们呢?他完全可以为了教好少数而牺牲全班其他学生。
叶教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因为他心胸过于开阔而不可能从属于任何一个集团，也不可能和任何一个派别形成共识追求共同的目标。
叶教授是第一流的散文随笔作家和评论家。在写散文成为一种时尚以前很久，他就在提倡。他拥有在中国也许是数量最大的一套英文散文随笔藏书。他的评论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例如，他在作为评论论据的印象和作为评论方法的印象主义之间划出的界限，就很可能具有永恒价值。尽管他表现得有些趾高气扬，那震耳欲聋的笑声具有惠斯勒式“哈!哈!”的凶险品质，但是归根到底，他非常腼腆、非常敏感而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不能说他不像他热爱至深的那个人——恰尔斯·兰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