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作者：徐公持
20世纪60年代的古代组是全所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组，有二十余人。大概可分“老中青”三部分：按年龄排序，老一辈专家有王伯祥、孙楷第、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钱钟书、吴晓铃、范宁；中年一辈人有乔象钟、胡念贻、曹道衡、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梁共民、吴庚舜、王水照；年轻一辈人有许德政、张锡厚、陆永品、徐以恃、董乃斌。当时全所公认，古代组力量最强，全所(外文所分出以后)三位“一级研究员”，组内占其二(俞、钱)，另一位便是何其芳。全所六位“二级研究员”，组内占其四(王、余、孙、吴世昌)，另二位是蔡仪、唐。总之，老专家云集，连中年人也多已崭露头角，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知名度，如胡、曹等，在各种报刊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文章。
古代组老一辈专家中年龄最长者为王伯祥先生，1964年我初到所，他是75岁，也是全所寿星。王老银发稀疏，蓄着长髯，拄着手杖，慈祥谦和，一看便知是位懿德长者。他对年轻人很关心，记得我刚到所不久，参加古代组第一次会议，他便主动过来问我情况，得知我是江阴人时，非常高兴，并且鼓励我说：“努力啊!”王老一口苏州话，发音语调基本未变，北方人恐怕很难听懂他的，我老家本属吴语方言区，且从小喜欢“听书”(苏州评弹)，习惯了苏白，所以觉得非常亲切。王老以《左传》、《史记》研究闻名，我在大学时代即拜读过他的著作，现在得到他的亲自关怀，非常感激。王老发言，一般都很平和，鲜作过激之论，显出长者宽仁风度。他有一习惯，每说到得意处，便要捋捋胡须。那时每年春节，组内邓绍基(副组长，主管日常事务)总要到老先生家拜年，问候起居，我也曾得以在1966年的春节，随之到各位家中一走，聆听诸老先生指教。王老住在南小街大雅宝胡同，平房院子。其儿孙虽多已成年，而聚居一处，住房显得不很宽畅。“文革”中他因年迈体弱，所里一般活动也不去叫他，倒也颇得清闲。1969年9月，学部要全体下干校，工军宣队开始也打算要王老下去，曾通知其子(在美术出版社工作)准备。其子说王老身体不好，军宣队遂命我领路去到他家看视，当时王老正卧病在床，自述“有时头晕颇厉害，自觉床铺似乎要直立起来，紧张得双手紧紧抓住床沿，避免摔到地下”等。军宣队见他确实年老体衰多病，便改变主意，不再强使他下干校。1972年夏，学部全体人员自干校返回北京，不久，刘世德先生对我说，他最近去了王老家一次，王老提起了我，希望我去看他，我即于次日前去王老家，他的身体似乎比上次我见他时好些，见面后他很高兴，问长问短，主要是问干校情况。最后他长吁一声说：“总算回来啦!这就好，这就好!”他还问我今后打算，我禀告他今后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他当即给予鼓励，并向我强调要研究文学，不可忽略史学的道理。他又说“你可以多向余冠英先生请教，也欢迎常来我这里谈谈”，我表示一定会常来讨教的。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编的《史记选》。
按年齿排，王老而下应该是孙楷第先生。不过他自文学所成立时即住北大校园内，距位于建国门的学部很远，他又身体欠佳，所以一般组里开会都不通知他，当然他也不来，所以直到1968年“文革”中，工军宣队勒令他必须到单位参加运动，他才在所里露面，我也得以初次认识他。孙先生由于长期蛰居在家，埋头学问，极少到单位，也极少接触社会，所以初到学部时，有若干奇特表现。记得他第一次奉工军宣队之召来所里，见了工军宣队负责人，就要下跪。工军宣队显然没料到他会这样，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拉起来。接着就教育了他一阵，要他“抓紧思想改造，批判封、资、修”云云，然后要他表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当即说：“我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是圣人，是几千年来的大圣人哪!”引得在场的人忍俊不禁，连工军宣队也都乐起来。工军宣队看他书呆子气十足，没什么好说的了，随即让他回家去。不想孙先生离开后约十余分钟，又回来了。问他还有什么事?他却反问说：“出去的大门在哪儿啊?”原来他在学部院内(院子并不大)晕了方向，不得其门而出，工宣队随即派我将他送出学部大门，送上1路车。孙先生不久即被北大的“红卫兵”赶出校园，在海淀的两间破平房内栖身。他原本藏书颇丰，此时无处堆放，无奈只得“处理”，损失很大；事后所里知道了，想挽救也已来不及。此事后来还通过各级领导与中国书店交涉，终于没有结果，孙先生为此很是伤感。孙先生老夫妇俩也跟着大家下了干校。记得在集合出发场合，所里行政科的“张大姐”逐一点名，当点到“温芳云”时，众人愕然，因为印象中所里并无此人；接着下面有人答应了，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孙楷第夫人。孙先生夫妇随大家辗转于河南省罗山、息县和明港，路途劳顿，住房简陋，生活艰苦，那是免不了的；不过毕竟他年事已高，并未派去干沉重的农活，被安排在包信集小镇上住着(搓过麻绳等)，体会了两年乡村生活，后来也就安然返京。回京后，他被安排在永安里学部宿舍居住，与我正好同一楼房。当时住房十分紧张，他与历史所一位老先生合住一套四间的房子，各住二间，厨卫合用；其间也不免发生一些不愉快。我曾几次去看望他，孙先生十分愿意跟我说话，而孙夫人在经历“文革”以后，似乎很担心孙先生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所以总是拦着孙先生说话，那场面是有些滑稽。记得当时他房间内基本上没有书，家徒四壁而已；他每次都要诉说没有书的苦恼。有一次孙夫人来我家送一字条，是孙先生写的，意思很简单，托我到所里替他代借几本书而已；字条之末又附一小节文字，却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它与我以前印象中的孙先生的风致不太一样，颇有调侃之词：“闻说贤夫人肩负国家重任，远使西域，巾帼英豪，为国增光，他日功成归来，欢迎到舍下一叙。”这是他不知听谁说了我妻子当时被派往埃及工作(只是当翻译，哪里是“重任”)，遂顺手写此一节文字。它让我感到孙先生虽古心古貌，为人忠厚，骨子里实在颇有幽默感，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了解。
俞平伯先生住在南小街老君堂胡同，也是老式平房院子，前后三进，显得陈旧；不过比王伯祥先生的院子要大，我1966年春节随邓绍基先生拜年时也曾去过，记得寒暄过后，俞先生拿出他新写的二篇短文给我们看，邓先生看后，只是含含糊糊说了两声“好的，好的”，没发表什么评论。当时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已经发表，政治形势十分紧张，他自己已被卷入，或许他对俞先生这样的“敏感人物”更不好说什么。俞先生家离学部也不算远，所以60年代的组内政治学习会(每星期三下午)他也常出席。俞先生耳朵重听，会上经常一手遮耳作喇叭状，听别人讲话。他自己则很少发言，偶尔插一两句而已，而每次插完话，他都要“呵呵”一乐，很天真的样子。俞先生是著名“红学家”，诗词修养也很深湛，此人所共知。鲜为人知的一点是，他的英语也很好，有一次会上，钱钟书先生发言之余，说了一段英文成语，说毕看俞先生似乎没听清，便对他大声重复了一遍，俞先生听后连连点头，并且与钱先生会心地一起哈哈笑起来。俞平伯先生的大名赫然载于“最高指示”，所以“文革”期间，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自然是跑不掉的。红卫兵“大串联”时，他是一大目标，许多来学部的红卫兵都要面见一下俞先生才肯走，同时不免要对他“批斗”一番。而俞先生心胸开阔，不卑不亢，应付自如，“批斗”往往以申斥开始，而以哄笑结束。后来到1968年底，学部进驻工军宣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普查历史问题，查出俞先生在抗战时期滞留在北平，与周作人有交往，就说他也有“汉奸问题”。当时我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曾发过言，给他“上纲上线”，想起来追悔莫及。不过俞先生性格很豁达，对于这些批判，他都不很在意，批过了照样情绪良好，像没事人一样。当时另一些老先生就不同，如陈翔鹤先生，开完“批判会”后，情绪会很低落，很难过。那时正要开“九大”，大家都唱“迎九大歌”，俞先生也与大家一道引吭高歌；这在老先生中是很突出的。有人起哄叫他独唱，他也真的一人唱起来，边唱边用手指打节拍。不过他的歌声无论怎样听，也都有浓厚的昆曲味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位昆曲专家，在家时常与夫人度曲作词，互为唱和，这是圈内人都知道的。“文革”后，我曾致信就批判他一事向他道歉，他回函说“没关系”，并且送我一张他的手书墨迹。在干校里，俞先生与夫人住包信集，有不少“趣事”发生，有一些文章写及。在包信集，他们的生活条件自然与在北京不能相比，下干校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吃了苦的。
不过平心而论，在干校真正受苦的还是中青年“五七战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大田里锄地，收割，我们哪一样没干过?连当地农民都说：“这批劳改犯(他们误以为我们是犯人)干活真厉害!”那包信集位于302“国道”上，交通比较方便，有汽车直通驻马店、信阳等处。而我们这些“五七战士”所在的地方“东岳”，却是息县最偏僻的一个“公社”，只有土路通向外界，一旦下雨，道路泥泞得根本无法走动。记得有一次黄梅天(1970年春夏之交)连下了一星期雨，干校粮食断档，要到包信集去运。汽车不通，板车也无法拉，只能去人抬。于是选了一批“年轻”(当时学部最年轻的人也已30岁以上)体壮的“五七战士”，冒雨走到包信集，又冒雨将粮食抬到干校，来回30里地，肩上抬着一百几十斤重的粮袋，光着脚在深可及尺的泥路上走，每一步都很艰难，中间是不能停下的，否则粮袋就会掉进泥水里。下午四点钟从包信出发，走到东岳时，天已黑，从东岳到干校还有四五里地，雨夜漆黑一团，星光亦无，道路都无法辨认，记得我还滑了一跤，差点跌进小河沟里，浑身都是泥水……我平生干过不少重体力活，这是最劳累的一次，我在当时算体力较强的一个，这次真是筋疲力尽了。与我同抬粮食的是张锡厚。
60年代古代组开会时，发言最积极的是吴世昌先生，大概是性格使然吧，几乎每会必发言，而且要抢先发言。他1962年刚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尚未尽脱那种海外华人对新中国的理想主义认识，对国内情况尤其是“阶级斗争形势”颇为隔膜，所以发言时不免会有些“出轨”，好在组内其他人都理解他的特殊身份，听到他发表一些不合当时“精神”的话，大家一笑了之，没有来“纠正”他。有一次学习中央关于中国科学院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文件，吴先生又发言了，他抨击学部各所不重视“基础研究”的倾向，说：“我们也是中国科学院嘛!为什么我们这里尽号召大写批判文章呢?”这样的话别人是断不敢说的。吴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在那边爱提意见，也是出了名的。记得有一次会上周扬来了，一时没人发言，周扬就指指吴世昌先生说：“你是爱提意见的，你先发言嘛!”大家哄堂大笑。而吴先生也毫不谦让，真的讲起来了。吴世昌先生也是下了干校的，但他一则年龄略小，二则他夫人在北师大工作，并未随同前往河南，他是属于未带家属的老专家，所以不住包信集，而是与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住在一起。当然，他与何其芳、蔡仪先生等一样，分配的劳动较轻，在菜园子或养猪场干活。后来回北京了，我因专业方向关系，与吴先生联系不多。但也有几次交往。那是我80年代初当了《文史知识》编委之后，杨牧之紧紧抓住我，要我在文学所拉老专家的稿子。我就领着《文史知识》的一位年轻编辑，来到干面胡同叩开了吴先生家的大门。来意是早就在电话里说好了的，吴先生招呼我们坐下，那位编辑初次见吴先生，编辑说了对吴先生的“红学”研究非常敬仰的话，我当即补充说一般人都知道吴先生是“红学”专家，其实吴先生的诗词学问更加深厚。对于我的补充，吴先生似乎很高兴，接着我的话题就给我们讲了一阵关于“豪放派”与“婉约派”的意见，开始还语调平和，后来愈讲愈激动了，我们只是边听边点头称“是”而已。说了大约半小时，他就把准备好的稿子(关于怎样读词的)交给我们，又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藏书，只见一个套间的里间全是书，而且书架是与一般图书馆一样在中间排列，不是靠墙排的，那是充分利用空间了。吴先生身体一向很好，也不发胖，属于比较精干的那种。他的去世是误诊耽误了病情所致，非常可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