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我的选择
作者：钱理群
仿佛是几个月前，蔡翔兄来信让我写文章参加他所主持的关于“知识者的角色”的讨论。我没有回应：我知道于理于情都应写一篇，但确实又不知写什么好。我能理解论题提出者的危机感与焦躁不安的心理，但我自己的心境却是格外的平静，我只想按照已定的计划做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而对于各种讨论与争议，已经失去了兴趣。
说实在话，我越来越感自己的不合群，所思所感，往往与别人不同。比如说吧，很多朋友在平时的闲谈与文章中，都谈到了人文学者边缘化所产生的失落感与寂寞感。我当然不会不感到寂寞，但却因此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当年也确实曾一度沉醉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快感之中，但很快就发现是为一种虚幻的假象所欺骗。后来在一次对北大学生的公开演讲中，我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这里演讲，看起来是我讲你们听，你们受我影响，实际上我是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我讲到某处，你们鼓掌了，我也兴奋起来；我立刻明白，你们期待我讲什么，于是，我就顺着你们的期待讲下去，越讲越起劲，却越讲越“走火”，事后想起来，会觉得害怕：哎呀，我讲了些什么呀，这根本不是(或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上了听众的当了!当年鲁迅说，听众的掌声是会把人的命送掉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听到这里，学生们都笑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这是一种相当沉重而苦涩的生命体验：说的不是“自己要说的话”，而是“别人要(期待，希望)你说”的话，“说(与写)”成了“表演”，而且是别人提线，你演傀儡戏。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与“帮闲”：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还有大众的帮忙、帮闲。后者往往不易察觉，却更为可怕与可悲。这正是处于中心位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你站在中心，众目睽睽之下，当年狂人所感到的那一双双“又白又硬鱼也似的眼睛”看着你表演，你的一切自以为崇高的理想、信念、激情，被一一咀嚼，鉴赏——这多无聊，又多可怕!无论如何，我是早已渴望着“逃避看客”了。现在，不管什么原因，我被抛到了边缘，谁也不注意我了，也不再期待(希望，要求)我什么了，这同时意味着，我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愿望，不看别人的眼色，自说自话——说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这独语的相对自由与自主至少会给人以一种逃出重围的轻松之感。当然，这会产生新的矛盾，新的困惑，但那是后话，且先享受一番这逃出的快感，如何?何必老是那么忧心忡忡?
我有时想，自己(以及和我同类的知识分子)活得太累，有些其实是自找的；给自己加上了一些不该承受的重任。近五六年来，我只思考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还不仅关乎个人的累与不累，历史经验证明，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圈定自己的范围，硬要越位去做不能做的事情，是会引出灾难性的后果的——不论是对社会，还是自己。对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尖锐的批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在小组会上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弄得不知所措。其实，这批评本身就该“评”一“评”：其暗含的价值判断(即“行动才是知识者价值的真正体现”)就很可疑。它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者”(知识分子)与“实践者”(政治家、企业家)，“思想(思想理性)”与“现实操作(实践理性)”的界限，这是十分危险的。我在去年所写的《丰富的痛苦》这本书里，曾根据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提出过一个“思想的实现即思想与思想者的毁灭”的命题，并提出了“还思想予思想者”的主张。在我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学者)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惟一职责与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岸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人文学者无须考虑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作，也不提供设计方案，那是政治家、企业家和他们的智囊团的活动范围。同时人文学者也必须小心地划清彼岸与此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人文学者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且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实现的。只是需要强调，人文学者与此岸现实的关系(与联系)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家，批判是人文学者与现实联系的极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文学者视为“批判者”，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因而作为思想者的人文学者绝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实际作者(实践者)的军师(当然更不是国师)，也不是附庸，二者既互补，又互相制约。在弄清楚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后，我似乎也有如释重负之感。在谨慎地把握好自己的“线”(范围)以后，我可以不去管不相干的事，而且也不必为不相干的事负责。另一方面，“线”范围的事则一定要管，话也一定要说，不必担心不相干的后果。
这样，在逃脱了外在的某些重负，又解脱了某些自找(自加)的重负以后，我似乎知道了该干、可干什么。当然，这里还有个由个人的经历、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兴趣决定的纯粹个人性的选择问题。于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定位”，我把它概括为“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如前述认定自己所处边缘位置的必然性与特定价值，并充分发挥其优势，从容而独立地、不计效果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并因此而消解了因期待过殷而产生的浮躁之气。其二，是本性不改，仍然关心与思考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即所谓“时代的中心话题”。这是我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旧习，我们自己不必改，别的知识分子也不一定要学，各行其“是”而已。其三，这种关心与思考，不带现实功利性与操作性，而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的，学理性的，更为宏观，也更带根本性的思考。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偏于一种“史”的考察，比如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整体反思，与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精神史)的研究。即是说，思想研究的题目是从现实出发的，思考、研究的心态与视角则是超越的。应该承认，这“现实性”与“超越性”是有矛盾的，二者之间的“度”并不容易把握；随时都有可能太偏于现实而缺少距离感，或过于超然，失去了现实的生活活力：这都是这类选择可能出现的“陷阱”。我们要“独立地说自己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只能为未来写作，文章写出来，压在抽屉里，有时干脆被遗忘，永远关禁闭也说不定。至于因文章不合“众”意，而遭到有名目、无名目，当面、背后的种种非议，更是“题(选择)”中应有之“义”，只好“随它去罢”。鲁迅当年说屈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我们是应该好好学学老祖宗，无忌地、自由地说话。当然，我这样谈论自己的选择，绝没有向别人推销的意思：这仅仅是根据我个人的主客观条件所做出的选择；如果我处在眼下某些年轻人的另一种条件、环境下，说不定也会做出另一种选择。我曾经把自己的选择观概括为四句话：一、适合于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二、任何选择都会有弊病，有陷阱，切不可把它绝对化，理想化，更不可神圣化；三、尊重自己的选择，也尊重别人不同于自己的选择；四、发现自己选择错了(人要弄清楚自己最适合什么是很不容易的，就难免选错)，立刻就改，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这最后一句是针对年轻人的，好像并不适合于自己：岁月不饶人，要另辟新路，时间来不及了，只能按现在已经做出、并正在实践的选择，“一条道走到黑”了。
(摘自《我存在着我努力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16.80元。社址：哈尔滨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邮编：15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