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记者就是敌人”

作者:克里思.马修斯











  
  那些善于应付媒体的政治家们想必永远不会忘记,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破坏,远远要甚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造就。
  1991年的秋天,比尔·克林顿和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鲍勃·凯里将要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民主党筹款大会上发表演说,但离开会还有些时间,因此双方闲聊以消磨时间。每一方都试图用自己最新、最搞笑的笑话来压倒对方。凯里参议员是一个受过多次伤,并且留下残疾的越战退伍老兵,他讲了一个关于他俩共同的对手杰瑞·布朗的笑话,杰瑞·布朗在他两度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因不和其他人保持正常联络而出名。
  这个笑话讲述布朗有一次走进一家酒吧,注意到有两个迷人的女人也坐在这个酒吧里。当布朗要向那两个女人走过去的时候,酒吧里的男招待警告他不要企图去骚扰她们,并告诉他那两个女人是同性恋。这个笑话的其余部分并没有这件事精彩,因为一个暗藏的麦克风正在录制凯里说的每一句话。
  震惊于事件的本身,并确信那段被录音的话被四处传播只是一个早晚的时间问题,我核实了这个故事并把它编进了第二天的《旧金山观察》的最后一版。
  我的报道所没有反映(因为我并不知道)的情况是:那天晚上,两个候选人即克林顿和凯里都讲了这样粗俗的笑话。虽然凯里的新闻秘书迈克·麦克柯里拼命地劝说他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众,然而,为了保住自己仅存的荣誉和大众信任度,凯里宁愿永远保持这个秘密并守口如瓶。麦克卡雷未来的老板,也就是比尔·克林顿,任由他的竞争对手为自己所说的同性恋笑话付出惨重代价,在秋天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可是,对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不光彩角色,克林顿却不置一词。
  从来自阿肯色州的那个家伙后来的情况看(指克林顿日后的性丑闻),这次事件对凯里这个内布拉斯加州人的说明还不如对那个阿肯色人多,但它的确毁掉了凯里的竞选活动,特别是在克林顿竞选班子接下来便说他“毫无品位、粗俗不堪”之后。
  永远不要忘记,新闻记者们是在黑夜的桌子上度过他们的学徒生涯的。当一起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或者一起惨绝人寰的车祸发生时,都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这些行动敏捷、善于捕风捉影的记者,驱车赶到刚遭不幸的死者家中,向其亲属索求“近期照片”。在提出这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要求之后,他们会漠然地无动于衷地站在走廊里,等候着逝去的亡魂的照片从家庭影集册里拿出来。
  
  对于这些低级的新闻记者,你必须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你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刚刚从这一行业的训练营里出来,事业才开始起步。这些刚从事新闻工作、地位卑微、对自己的行业一知半解的新闻记者对采访都非常饥渴,为了所谓的扬名立业他们不惜绞尽脑汁、辛苦钻营。
  虽然这样说显得有点刻薄,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本书不是为新闻系的学生们编写的,它是为那些一旦抛头露面就会被跟踪盯梢的公众人物写的。
  你也许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看着一些商业人士在《60分钟》节目里被主持人犀利尖锐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洋相百出,不禁在心头纳闷,为什么这些有着比飞蛾更大的脑子的人会愿意接受采访呢?他们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聪明得足够使自己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的人,这些在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中运筹帷幄的人,愿意到这里来栽这样的跟斗呢?
  事实是:你的生意做得越好,你的位置越高,你就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媒体前面站着装瞎子。每天,你必须品尝那些难以忍受的、难以下咽的苦果,就如同政治家们每天所必须做的一样。
  在这一点上,政治家们肯定是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的。作为一群随时都可能由于自身的公众形象而丢掉饭碗的人们,那些善于应付媒体的政治家们想必永远不会忘记,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破坏远远要甚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造就。正如人们在许多晚间新闻节目中所看到的一样,里根同时也坚信另一条铁一样的原则——“说话只是为了更好地沉默”。当他富有戏剧性地大步穿过白宫南草坪的时候,不会没注意到那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然而,他一边职业性地笑着,一边把手弯在他完全敏锐的耳朵上,装作在尽力听清楚远方的记者们到底在问些什么。当直升机的螺旋桨声音变得震耳欲聋的时候,他一边故作遗憾地摇着头,一边向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们作出“对不起,伙计们,我得走了”的遗憾表示,然后大摇大摆地登上了直升机,飞向戴维营或圣巴巴拉,成功地摆脱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他们在职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时,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迎合新闻媒体,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直升机的螺旋桨可以掩护他们轻松地逃脱媒体的纠缠。为此,他们必须记住这个虽然曲折但很有用的定律,它因理查德·尼克松而著名——记者就是敌人。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这话说得太刺耳了,那就让我用一种更加委婉的方式来表述吧,要时刻记住,这些人是靠什么谋生的。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编造好听的故事,并且,在他们这一行里,通常的规律是只有坏消息才能够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失败、不幸、灾难,只有这些东西最能刺激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神经,而这些故事往往是要伤害人的。
  请看看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个案吧。
  
  1986年7月,白宫主管唐纳德·里甘正在就政府对南非的政策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那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好几个月以来,政府一直在顽强地抵抗来自国会和公众的压力,坚决反对对比勒陀利亚(南非首都)实行经济制裁。唐纳德·里甘千方百计地试图向人们传达这样一条信息:禁运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多种难以意料的后果。他问道:“难道所有的美国妇女都准备好放弃她们所有的首饰珠宝了么?”
  唐纳德·里甘显然不是傻子。他极其有策略地向人们指出了禁运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诸多还没有公开的经济影响。并且,这次新闻发布会是受到一套严格的幕后规则约束的。这个白宫主管的新闻发言被清楚地定位为“背景情况介绍会”(所介绍的情况允许发表,但不得提到来源),参加发布会的新闻记者们可以泛泛地把这些评论归结于某些“政府官员们”所说,但不得提到唐纳德·里甘先生本人。
  但是,对于这个来自美林证券公司的里甘先生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幕后规则并不是铁板钉钉的。无论规章制度建立得多么完善,它们总存在一些漏洞,允许时不时的例外发生,一个记者完全可以声称他不必受这些规则的约束。
  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早晨,《洛杉矶时报》记者卡伦·塔马尔蒂来到我位于国会大厦宽大的众议长办公室内的办公桌前,给我读了合众国际新闻社报道的唐纳德·里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一段话,并对我说,依据这个报道中后面提及的参考资料,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猜到这些话究竟是出自哪个“政府高级官员”之口。在报道里看到了白宫主管惯用的诸如“男士更衣间”之类的用语后,我说道:“这听起来像是钻石唐·里甘的发言”。
  气氛变得有点血腥了。海伦·托马斯——合众国际新闻社的老资格记者,很快就将她报道中的用词从所谓的“政府高级官员”转变成了“唐·里甘”。说实话,事态发展到这个时候,要求一个新闻记者严格服从那些幕后规则已经没有意义,特别是在当她并没有亲自参加那次新闻发布会的情况下。
  对于这几个月来一直以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自居的唐纳德·里甘来说,“钻石唐”这个绰号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顶套在他头上的荆棘遍布的皇冠。那些对他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指责仅仅是一场风暴的开始。加里·特鲁多的滑稽戏剧《唐尼的葬礼》,使得“钻石唐”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
  像唐·里甘这样一个精明的商人出身的人如何会陷入媒体的圈套而备受奚落呢?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第一,负责报道华尔街的新闻媒体远比那些收集政府官员们的日常缺点并进行大肆渲染的媒体更为恭顺,特别是在里甘春风得意的辉煌时期更是如此,这使得他没有具备足够的警惕。第二,捅出这个故事的记者并没有参加唐·里甘关于南非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因此也就不受那些幕后规则的制约。她仅仅只是听说了这个发布会的消息,知道是谁作了发言,并读了相关的报道。此外,这些幕后规则之所以被人置之不顾,可能还有下面这个原因,从在场的任何记者的个人判断来看,唐·里甘那些关于妇女只关注“她们的珠宝”的评论本身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男性至上主义色彩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多记者当然倾向于置游戏规则于不顾。
  不管你为记者制定了多么复杂或多么深思熟虑的幕后规则,只有在双方利益一致的情形下,他们才会遵守它。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记者必须遵守这样的幕后规则。如果要报道的消息有足够的轰动效应,记者们总能找到避开这些约定的方法。借助于“不供发表”的承诺,一个记者经常能够找到替代性的消息来源。正如资深的参议院助手、多次民主党竞选活动的参与者斯文·霍姆斯所说,“如果所发布的消息是供发表的,它就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如果它是不供发表的,那么一周以后它也会现诸于报纸。”
  任何人如果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请你们想想那些你们听到的、一个焦头烂额的公众人物为了一次不妥当的公众发言而竭力捍卫自己的时候吧。他们常常声明说:“但是这是不供发表的”。这种“不供发表”的声明就像在一宗盗窃案里,被告声称自己中了别人圈套从而企图逃避惩罚一样。对任何门外汉来说,他们都能听出其中的认罪意味。完全可以把这种声明理解为:好啦,的确是我说的,可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把它公诸于众。
  没有人能够垄断媒体源源不绝的电波发射。
  1986年,就在加里·哈特宣布竞选总统的前一周,《新闻周刊》援引了他的一个主要助手对于哈特本人的私生活的评论,“如果他不能穿好自己的裤子,他就总会有被揭发出桃色事件的危险。”
  当哈特的这个助手打电话给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哈特竞选总部,试图解释他的这些言论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哈特的妻子在旁边说:“让他滚蛋吧”。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新闻周刊》以“关于哈特事件的澄清”为标题,刊登了这个郁郁不乐的人的一封信。这个助手在信的开头就说,他知道这个给自己带来痛苦的采访是不供发表的。他接着又说,“被引用的那几句话是记者从一段纯粹是猜测和虚构的谈话中抽出来的,它们和我所知道的关于哈特的事实完全相反”。但是,无论对候选人还是对候选人与这位助手间的关系而言,伤害已经产生了。更糟的是,当哈特被发现已处于他的助手所担心的那种伤人的境地时,就意味着伤害更严重了。
  总的来说,仅有两种能够从容应付媒体的政治家,一种是那些天生就害怕新闻媒体并敬而远之的人,另一种就是那些通过惨痛的教训真正知道媒体厉害的政治家。
  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个案,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厄尔是如何成为自己所说的笑话的牺牲品的”。
  在1976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数天后,福特总统的农业部长正向西飞行,去参观位于墨西哥的一个专门制造能够杀死蚊子幼虫的灭虫剂的工厂,事后表明这似乎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目的地。在坐上了一个商业航班的头等舱后,厄尔·巴茨发现自己和歌星帕特·布恩及桑尼·博诺在同一个机舱,此外,同行的还有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他也是水门事件的泄密者,作为《滚石》杂志的记者,迪安最近刚刚采访和报道了共和党全国大会。
  在经过了一番介绍寒暄之后,他们谈论的话题转到了政治上,帕特·布恩问农业部长为什么很少有黑人被吸收加入共和党。
  巴茨回答道:“在现实生活中,黑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仅仅是沉溺于声色娱乐、体面的服装及一个能够吃喝拉撒的温暖的地方。”
  迪安很显然认同了巴茨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句不应当浪费的绝妙好辞。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他为《滚石》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并说明引自“福特总统内阁中的一员”。此外,迪安的报道还指出,这些粗俗下流的话是在一次向西飞行的航班上所说的,时间是刚好在福特获得总统提名之后。《新时代》——一个与《滚石》竞争激烈的杂志,通过排除法进一步揭露说,那个在飞机上的内阁成员就是厄尔·巴茨。很难想像巴茨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竟然会在一个3年前曾出卖过总统、野心勃勃的政治新闻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说出那个种族主义的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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