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
作者：赵兰香 朱黎清
首位驻瑞典大使耿飚夫人的讲述
赵兰香
1950年，在西安刚过了新年，耿飚就接到中央的调令，调他去北京，到外交部工作。
我们刚刚建国，当然外交工作非常迫切。首先是联合国的问题。你大概不知道，耿飙最早：的外交职务本来是驻联合国的中国军事代表，张闻天同志为出席联大的首席代表。可是正当他们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传来消息：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先不能去，后来周总理就对耿飚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央决定派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你是我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任大使啦。”
耿飚就这样担任了首任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王国公使。第二年又兼驻芬兰共和国公使，
瑞典很美，也很幸运，他们那么多年没有打过仗。瑞典这个国家是最早同我们建交的，它一直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它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瑞典王室和政府十分重视新中国首任大使。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陛下已经是93岁的高龄了。
王储阿道尔夫和老国王都喜欢中国的陶瓷，王储还是瑞典研究陶瓷的权威。1950年10月，王储继任国王后，我们多次晋见他，他让我们参观王宫中陈设的中国陶瓷，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他20多年前曾经到过中国，欣赏过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姬》。梅兰芳先生还送过他一枚自己的印章。
当时国王接见是不能带翻译的，我们两个都不会讲英语，那怎么行呢?耿飚就自费找瑞典人做教师学英语，，耿飚，在湖南水口山矿山时，毛泽覃教过他200多个单词，算是有一点基础。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相互纠正发音，他经常帮助我。我也找使馆的女翻译和同志们来教我。后来人家都说当年的土包子，一下变成像模像样的大使夫人，这样的转变有什么诀窍吗?我说诀窍就三个字：自信心!尤其我们是第一批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西方．国家总是拿你同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来比较，所以我们就不能比别人做得差。为了让大家时刻牢记这一点，耿飚经常组织大家升国旗唱国歌。
结果，我们使馆第一次举行招待会，就来了500多位贵宾，瑞典报纸和电台报道说是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节招待会盛况空前，中国外交官首次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外交才能。
招待会上，瑞典的军官问耿飚：听说大使是位将军，不知您带过多少兵?耿飚回答：“大概十几万吧。”问他的军官一听，马上“啪”的一声立正，给他敬礼，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
我们这些从艰苦年代、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外交工作有什么长处呢?长处是要实干，不要官，外交官也不是官。比如说大使馆里，当时就有一位司机，他每天要送人、运输物资，一个人工作量很大，实在忙不过来。耿飚就自己带头开车，开始使馆的同志劝他，怕他失身份，也怕别人讥笑他，怕他出危险。其实，他在红军时期就会开汽车了，后来他自己去考试，还拿到了瑞典的驾驶执照。人家不但没有讥笑他，报纸还写他是“自己开车的大使”。
1951年，我们使馆接到了周总理的指示，还有一封地质学家李四光给耿飚的信。原来李四光和夫人1949年回国时，他们的女儿李林还在剑桥大学读金属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毕业了，她急于回国。
当时欧洲不少国家没有同我们建交，国民党经常阻挠和迫害爱国学生和人士回国。为了李林能够安全回国，完成总理和李四光先生的委托，就让她转道瑞典，瑞典的大使馆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当时的通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电报发了容易被发现，耿飚就想办法自己开车到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乡村，给李林发了一封信。信中叫她不要声张，装作旅游到瑞典来。这些时候就看出我们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做外交工作的长处了。
李林到使馆后，我和耿飚一起接待她，跟她聊天，我还特意陪她去看歌剧《茶花女》。我们送她从莫斯科回了国。她后来和她的爱人一同当选为院士，加上李四光，一家三院士，了不起呀。前几年她还到家里来看我们。
我很喜欢北欧国家，虽然冬天很冷，但是夏天很凉爽，风景如画。他们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人民也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就这么把大使馆建起来，把工作开展起来了……
首位驻古巴外交代表曾涛夫人的讲述
朱黎清
在外交部我也没做过什么，做了几年大使夫人，——一晃这么些年。
我83了。我们这些人呢——都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的。
1960年3月中旬，曾涛、我、俞成仁、谭岱生一行四人从北京动身去古巴。那时没有大飞机，航线又少。我们不断地转机场，等航班花了近20天的时间，4月初才到达了哈瓦那。
从表面上看，古巴人民平静、正常的生活着，商店里陈列的商品不少，而且主要是美国产品。但实际上古巴政府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古巴原来是美国的附庸国，一切依赖美国。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除了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外交、贸易关系外，开始同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贸易往来。这当然触怒了美国，它常对古巴进行威胁，所以古巴领导人是很谨慎的，它既要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又要避免同美国决裂。更紧张的是美国暗中组织雇佣军，想对古巴进行武装入侵，古巴要随时准备抵抗入侵者。
在古巴新华分社工作的同志都清楚美国是要破坏古巴革命的，并且有跟着古巴革命者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所以办公、生活用品都尽量简单。
我在古巴时，看到古巴人民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别崇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威信特别高。他是法学博士，被独裁政权逮捕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辩得法庭上下掌声雷动。在古巴，这个人不出来便罢，一出来讲话就好几个小时。老百姓站在太阳下好几个小时都没人离开。古巴很热，在太阳底下晒着就更热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威信高啊!这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能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并且是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坚持至今真是不容易。
我第一次见到菲德尔是在1960年国庆招待会上，我正好站在招待厅的门口，菲德尔来了，一见到我，就握着我的手笑着问：“你是艺术团的姑娘吧?”因为我国的艺术团刚刚访问过古巴，菲德尔看了演出。我就笑答：“我是姑娘的妈妈。”曾涛赶忙过来介绍：“这是我的妻子，我们有7个孩子，有5个姑娘，所以她是姑娘的妈妈。”菲德尔，卡斯特罗笑得高兴呦——说：“你很年轻，像艺术团的姑娘，不像7个孩子的妈妈。”周围的古巴人、中国人都笑了。在招待会上我们和菲德尔、格瓦拉等领导人合影。我胸前带的花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来之前派人送来的，并嘱咐说：“是送给曾涛夫人的。”那天的招待会开得很热闹，大家一起唱，一起喝，从7点到10点。我们唱到“东方红”时，菲德尔就跟着打拍子。
我第一次见到格瓦拉时，他笑眯眯的，很温和的样子，话不多。我和他在古巴接触得并不多，因为曾涛经常到他那里去，他们之间接触很多。他俩经常一起研究形势，他告诉曾涛，他很敬佩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鼓舞着他们。是格瓦拉在两国建交前，就代表古巴政府同我国外贸部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支付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凡是有中国的代表团访古，他都热情会见并参加重要活动，平时的招待会上几乎都能见到他。我们夫妇曾经应邀到他家里喝茶，格瓦拉的夫人阿莱达对我们十分热情。1986年曾涛去访问古巴时还去看望过她。
1960年11月格瓦拉率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标题是“欢迎来自英雄国家的使者”。毛主席、周总理都会见了他。从北京回哈瓦那时，曾涛去接他，他拉住曾涛的手不放呀，他跟曾涛讲：他太高兴了。
我们在一起吃饭时，我经常拿菜给他吃。他啊，很能吃，一盆装得满满的一会儿就吃完了。我看他吃完了，就问他：“还要一点吗?”他就说：“夫人能再给我的话，我将很高兴。”我就再给他拿一些；他自己不拿，都是我拿给他。他就坐在我旁边，我就一边帮他拿菜，一边跟他聊天。平时格瓦拉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很文雅，一点儿也不粗野。他是个大知识分子，是很高明的医生。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阿尔及利亚，他告诉曾涛他要去玻利维亚打游击，曾涛当时间他：你去后能站住脚吗？他说：困难是有的，但总是有办法的。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牺牲了好久我们才知道。我和曾涛都很难过。后来出了他的一本《切在玻利维亚的日子》，我就看呀看呀。
我在古巴的一年中让我最激动、也让我最难忘的是1960年9月2日的大会，那天哈瓦那西维卡广场(后来改名为革命广场)上有几百万人。曾涛被邀请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那是什么会呢?大会主要是反击美国操纵下通过的“圣约瑟宣言”。这个宣言是攻击古巴革命的，还诬蔑我们中国和当时的苏联。那天我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卡斯特罗在大会上慷慨激昂的讲话感染着全场的人民。当卡斯特罗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时，“Cubasi，yankNo”(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呼声响彻云霄。他驳斥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污蔑后，突然对广场的群众说：“古巴革命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哎呀，广场上是雷鸣般的吼声：“同意！同意！”虽然我没有亲自参加，但是非常激动，我们高兴得一边鼓掌一边跳起来喊：“好啊!好啊!”我们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走到曾涛身边，把他拉到他讲话的地方，高举俩人紧握在一起的手说：“中国代表就在这里!从现在起，断绝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广场上的人们把帽子向天空抛去，他们喊着“中国”!“中国”！我在电视前巴掌都拍红了。当时国民党大使还在呀。他就这样宣布和我们建交了!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建交，世界上哪有呀?这样的场面哪有呀?世界上没有的，哪儿有?没有!这是我一生最激动、最激动的一次!
曾涛负责和古巴外交部副部长讨论了建交公报，经两国政府批准后，对外宣布中古正式建交了。台湾派驻古巴的“大使”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留曾涛当大使——本来卡斯特罗就把他当大使嘛，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一种是另派大使去。后来派了申健去当大使，并让曾涛留下来帮助他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