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走进《泰晤士报》

作者:唐亚明











  我对《泰晤士报》仰慕已久。当然,这种神往更多的是建立在传说和一些支离破碎的二手介绍上。出国之前,我除了偶尔上过该报网站,从未见过真正的《泰晤士报》。当我确定将要去英国从事一年的报业研究后,《泰晤士报》理所当然地被列在我的访问计划的第一位。由于我把财经报道作为研究重点之一,该报经济主编佩兴斯·惠特克罗夫特开辟的一个经济述评专栏,我经常拜读,印象颇深。2003年6月初,我给惠特克罗夫特发了个邮件,希望就财经报道方面的一些问题采访她。她很快就给我回了邮件,答应接受采访。在后来前往伦敦采访惠特克罗夫特之行中,我又有幸当面采访了汤姆森,则是个意外的收获。
  
  大厅高悬历任报主画像
  
  从伦敦著名景点塔桥沿史密斯菲尔德路东行约10来分钟,便来到一组庞大的大建筑群,这里就是新闻国际集团总部所在地,罗伯鲁珀特·默多克属下的《泰晤士报》、《星期天泰晤士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编辑部都在里面。这块叫沃坪的地方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报纸生产基地:平均每周印刷1800万份《太阳报》,500万份《泰晤士报》,3m万份《世界新闻报》,同时他们还印刷2田万份其他报纸。这里每周仅消耗的新闻纸就达50田吨。
  沃坪原是伦敦著名的码头区,至今从那些仓库式建筑和“烟草码头”等地名仍依稀可见往日的痕迹。到了上世纪80年代,码头渐废,这里成了伦敦东部的一块荒凉之地。
  1986年1月26日,默多克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划准备,一夜之间将其属下报纸从舰队街移师沃坪,用全新的电子技术和印刷设备生产报纸,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更重要的是成功摆脱了印刷工会对报纸生产的控制。与此同时,默多克还抱报纸的配送系统由铁路改为公路,提高了发行效率。掘其对手估计,迁址后新闻国际集团每年的成本马上降低了8000万英镑。
  在默多克的示范带动下,各大报业主们纷纷撤离位于闹市的舰队街,在地价、成本相对较低的伦敦周围地区另觅场所,大力采用新的报纸生产技术。历史学家们把英国报业在这一年发生的巨大变化称之为“沃坪革命”。
  到达《泰晤士报》大楼时,放眼四顾,仿佛置身于一个老旧的工业区。在一大片灰色的建筑群中,《泰晤士报》的办公楼还算一个亮点。这是一座浅黄色六层楼,与新闻国际集团大院隔着一条破破烂烂的小巷,中间以一座天桥相连。《泰晤士报》大厦的大门设在大楼的西南角,正对着新闻国际集团大院那堵有点夸张,高达七、八米的灰色砖墙。这堵高墙显然是“沃坪革命”的遗迹之一。当年新闻国际迁址期间,每天都有数千工人在沃坪示威抗议,冲击新闻国际集团。对此早有准备的默多克把整个大院用高墙和铁丝网圈绕,并辅以电视监控设备和其他严密的保安措施,将整座大院构筑得仿若一个军事要塞。
  就算以国内一家地市报的办公楼标准来衡量,《泰晤士报》的大堂也可用寒碜来形容。大堂呈曲尺形,面积大概只有百十来平方米,高两层,被接待台和几张沙发、几棵盆栽小树一占,几乎只剩下一条过道。大堂里最突出的装饰,就是挂在墙上的《泰晤士报》创办以来历任报业主的油画像,每张画像旁边都附有说明,介绍其在位时间及主要贡献。
  《泰晤士报》的创办者约翰·沃尔特耳先曾做过煤炭和保险生意。在创刊词中,他满怀豪情地写道:“一份新闻纸,应该是时代的记录和对各种信息的忠实记录者”。“在政治上,本报将不属于任何党派。”尽管当时伦敦已经有17份日报和二日刊报纸,但由于沃尔特善于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注重技术革新和新闻的时效性,《泰晤士报》声誉日隆。不过沃尔特也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在报道中多次与政府唱对台戏,他曾3次被捕入狱。其中一次是因该报的两篇报道被判诽谤了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而沃尔特又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结果被判两年徒刑,并戴枷示众。1795年以后,身心疲惫的沃尔特逐渐把日常管理事务移交给其儿子约翰·沃尔特第二。
  该报在沃尔特第三时代发展顺利。1855年6月,英国下院废除报纸印花税,报纸成本、售价得以降低,《泰晤士报》的销量剧增556万份。1854年英法与俄国爆发克里米亚战争后,主编德兰尼派遣了—批得力记者奔赴前线采访,报道了战争进展及英国士兵缺乏医疗照料等惨况,在国内产生强烈反响,最后促成了内阁垮台、远征军总司令撤职以及红十字会的创建。
  《泰晤士报》向来自称是一份历史记录报。该报的议会报道团队在国会专门设有一个办公室,对上院和下院的活动进行全面报道。其法庭版每天都对皇室家庭、政府、外交和教会领导的活动进行详尽的记录。《泰晤士报》的“法律报告”是由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辩护的律师执笔的,具有法律效力,可以在法庭上被引用。
  但是在汤普森的儿子手上,这份“历史记录报”却因种种原因,曾经停刊一年。
  1978年11月30日凌晨3点55分,往日这个时候机声隆隆的《泰晤士报》和《星期天泰晤士报》印刷厂陷入一片死寂,印刷工人开始罢工。小汤姆森也如事先威胁的那样,关掉了两家英国最著名的报纸。两个星期后,员工们接到了解雇通知,但印刷工人们并不惊慌,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竞争对手那里找到临时工作。经过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在停刊几乎一年后,《泰晤士报》于1979年11月13日复刊。
  成功复刊应该令主编们和小汤普森感到满意。但1980年夏天,《泰晤士报》再次发生了一宗始料未及的劳资纠纷。当年7月,记者工会提出加薪32%的要求,而管理层只同意给18%。全国记者工会的分会投票决定罢工。因此,在8月底,《泰晤士报》又停刊了一个星期。
  小汤普森实在是受够了,他决心把报纸卖掉。1981年2月份,当时49岁的默多克以1200万英镑的价格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泰晤士报》和《星期天泰晤士报》。《泰晤士报》从此进入了默多克时代。
  
  第一位外籍主编
  
  从惠特克罗夫特办公室出来时,已是英国上班族的午休时间,我在该报附近一家麦当劳要了份套餐,边吃边继续翻阅当天的报纸,并试听了一下刚才的采访录音效果。下午2点,我又折回《泰晤士报》办公楼,在该报接待台给主编汤姆森的秘书丹尼斯打了个电话,想让她把一本《深圳特区报》创刊20周年纪念画册转交给汤姆森。尽管我来伦敦之前已经告诉她这两天要来伦敦采访,并希望顺便拜访,丹尼斯还是感到有点意外。“你稍等一下,我就下来接你。”她说。
  大约5分钟左右,一位身材修长的黑人姑娘笑盈盈走来。“罗伯特说他愿意今天见你一下,但下午还有个会,因此可能谈不了多久。不知道你的时间合不合适?”
  没什么不合适的。约定见面的时间是2点50分,我看了一下表,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在《泰晤士报》那个略显逼仄的大堂一角,把想问的几个问题草草列了一下。大堂墙壁上那几位《泰晤土报》先人在画像里默默地注视着我这个陌生来客。
  在采访汤姆森之前,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由一位默默无闻的送稿生成长为这家世界知名大报主编的。
  2002年2月2L日,《泰晤士报》主编彼得·斯托瑟德宣布,他将辞去担当了10年之久的主编职位。
  如果论资排辈,汤姆森恐怕连一个县级报的主编也当不上,更不用说全球闻名的《泰晤士报》了。汤姆森1961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18岁时他加入《墨尔本先驱报》成为一名送稿生。在那里及后来的《悉尼先驱早报》,他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文字记者,并写了本关于澳大利亚司法制度的书。1985年,汤姆森被《悉尼先驱早报》派驻北京,该报与英国《金融时报》共用一个记者站,这为他1988年正式加盟《金融时报》,成为该报驻东京记者作了铺垫。1994年,表现优异的汤姆森被召回伦敦负责《金融时报》外国新闻部,显示了他在人事管理和编辑方面的出色才能。1996年,被任命为《金融时报》周末版负责人。他对周末版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造,使之成为《金融时报》一周中销量最好的。1998年,在伦敦工作了仅4年的汤姆森被任命为《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他避开《华尔街日报》研究大型公司长处,选择中小企业作为突破口,这一策略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他还与美国各界建立良好关系,经常出现在CNN、CNBC的财经节目中,他是美国商业记者协会的主席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特别顾问,还是艺术协会的领导人。他所做的这一切,显然是为了迅速扩大报纸的影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发行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几乎增加了4倍,从3.2万份跃升到2001年的12.3万份,在美国初步站稳脚跟。
  从这份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汤姆森的新闻经验主要来自于实践,而不是学院式的教育。他被认为是《金融时报》最出色的记者之一,有着敏锐的新闻触觉。和他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安静却很有亲和九平时大大咧咧,关键时刻又非常果断。他还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在伦敦新闻界流行的蓝色和灰色西装中有点另类。2001年初,《金融时报》原主编理查德·兰伯特辞职后,汤姆森被《金融时报》记者普遍视为新主编的最有力竞争者,是“人民的选择”。但最后这个职位却给了该报副主编安德鲁·高尔斯。也许是对汤姆森的一个安慰,《金融时报》的母公司皮尔森公司给了他一份颇具吸引力的新工作:任该报亚洲版主编。当他正收拾去香港的行李时,汤姆森意外地接到默多克的邀请。
  除了同样来自澳大利亚外,汤姆森和默多克还有两个共同点:两人的妻子都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日碰巧也在同一天(3月11日)。但这些显然与这次任命毫无关系。掘汤姆森后来自己向朋友透露,他与默多克的接触始于他任美国版主编时。“在纽约的经济圈,你总会遇到许多伟大的家伙。”他说。在早期见面中,他们讨论过经济现状、美国政治、报业竞争等话题。默多克也许发现汤姆森在把高质量新闻转化为发行量、同时不削弱报纸的权威性和声誉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因而大胆委以要职。
  
  “媒体的力量被夸大了”
  
  汤姆森的办公室和《泰晤士报》新闻部同处第二层,中间仅以一道玻璃隔开。他对门的办公室显然属于副主编(英国各大报基本上都只设一位副主编),两人的秘书则共处于中间的一间办公室。这也是我在英国务报所见的典型的主编、副主编办公室布局。透过玻璃,我可以看到他正在接待另一拨客人。丹尼斯给我倒了杯水,让我稍坐,并放下手中的活和我聊了起来。在交谈中我得知她来自非洲一个小国,幼时随父母移居英国。当她说到她的祖国老在打仗时,神情黯然,我也不由得心头一震。约过了十来分钟,汤姆森送走客人,微笑着说声“对不起”,把我引进他的办公室。他瘦高个子,背微驼。虽然离开中国已经十来年了,但还能说一些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由于时间有限,我简单介绍了此行的目的后,就直奔主题:
  笔者:作为这么一家大报的主编,你日常工作的重点在哪里?
  汤姆森:你知道,办一份报纸不容易。在这个极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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