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他们从这里出发
作者：张仁里
1980年的初秋，一群年轻人脸上带着几分喜悦、几分惶恐以及一丝稚气，迎着北京金秋的阳光，踏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大门。这批学生中的不少人今天已成为著名演员，创造过个性迥异的银、屏幕形象，并以其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诸多奖励和荣誉。《启程》一书回顾了他们走过的坎坎坷坷的路程和所经历的“强化”训练，读来有趣。
十七名年轻的新生
当年的姜文、丛珊还不足十八岁。姜文瘦瘦的，貌不惊人，不像个“演员”，没有人们心目中的演员所具备的那股帅气。丛珊长得瘦小柔弱，完全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娇生生地由父亲用自行车驮了行李，送到学校。记得当时我在学校大门口见到丛珊和她父亲丛兆桓先生时，还玩笑地说了一句：“怎么？还要父亲送着来上学？家在北京，自己不能来吗？”丛珊不好意思地低头一笑，她毕竟只有十七岁呀。
丛珊出身于戏剧世家，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北京昆曲剧院的著名演员。
我之所以对丛珊印象很深，是因为在入学考试时曾听主考台词和主考形体的老师提到她的名字，他们认为这个应届毕业的女中学生无论外部形象还是内部素质都相当出色，是个当演员的好苗子。可是丛珊自己却认为考台词时发挥得不好，可能要落榜，难过得哭了起来。见她情绪不高，我们大家还暗中约定，在复试中要多鼓励她。后来有好几位老师都十分注意她，有的还不露痕迹地勉励她几句。
十七名学生在大家的期待中入学了。大家总是希望每一届的新生都招收得十分理想，可是，1980年这一届表演系的学生，入学不几天就惹来了很多的议论：“这些人能当演员吗？”“历时几个月，全国设了六个考点（北京、重庆、成都、哈尔滨、南京、天津），怎么招了这么几个其貌不扬的学生！”
第一个敢念契诃夫小说的考生
姜文是我们在第二次北京补招时发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考生。初来报名的他，从外表上看的确不怎么帅气，更谈不上英俊夺目。人瘦瘦的，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要大，谁也不会相信他当年还不到十八岁呢。
若按照表演专业一般的招生情况，恐怕姜文初试就难以过关。但是，他在考试时朗诵了一段契诃夫短篇小说《变色龙》的片断，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在以前的历次招生考试中，几乎没有遇到过敢念契诃夫小说片断的考生，原因大概不外乎是契诃夫的作品不容易搞得很明白，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情节、悬念支撑着，其中又有一种含蓄的、深邃的契诃夫独有的幽默感。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以及对契诃夫作品的独到理解，没有内在的幽默气质，这种风格是很难把握准确的。因此，考生怕吃力不讨好，干脆不选这样的段子参加考试。
然而，姜文却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魄力。在他的朗诵中，没有我们常听到的那种激昂慷慨，更没有那种不顾内容需要、拿捏得非常匠气的抑扬顿挫，而是平平常常、自自然然，透出一种淡淡的讥讽和嘲笑式的幽默，正符合契诃夫的味道。
幽默感是演员不可多得的一种素质，它难以培育，更多的来自于天赋，也是演员自身的文化、智慧、机敏和自信的综合体现。所以，在招生考试中，表演教师一见到有幽默感的考生，总是精神为之一振。
可是，姜文在形体、声音方面的条件并不出众，所以有关的老师在不了解情况时，对他的录取表示质疑。好在我们招生组事先早有约定：如果几位老师对一个考生持不同意见，凡有一位老师认为应当留下该生，就先行留下，待考完再议。于是，姜文得到了二试和三试的机会。在三试中，全体老师共同考察了姜文各方面的才能，他的朗诵和表演所折射出的“自然天成”的幽默感，令大家心悦诚服。最后，姜文顺利地被录取。
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
童超先生谈到他创造《茶馆》里庞太监的体会，深刻地阐明了生活对于演员创作的重要性。1958年，演庞太监这样的角色确实困难。太监们整天和皇帝、太后打交道，宫墙外的百姓几乎不可能了解他们的生活，更不用说把握心理逻辑。而童超为了把庞太监这个人物演到生动、传神的地步，深入到太监庙中做了一番详细、深入的访问和观察，还狠下功夫苦练，如此这般才塑造出舞台上的不朽形象。
童超先生首先提出的难题是：“庞太监这个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娶媳妇的人，为什么偏偏要娶媳妇?他的心理状态、思想活动究竟是什么?”他带着这个疑问去与一位年近耄耋、曾受宠于西太后的老太监聊天。
这个太监会唱戏，专攻小生，但不唱《拾玉镯》、《豆汁计》等扇子生，只唱《射戟》、《群英会》这样的武小生。他喜欢英雄人物，佩服《七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在这些言谈话语中隐藏着一种病态心理：舞台上的文小生均是谈情说爱的戏，而武小生则不恋家室，转战南北，堪称英雄。北侠欧阳春“本事最大，最重义气，又终身不娶”，这最后四个字道出了他的心理秘密——本事大又终身不娶是这个太监心目中的楷模。
这番谈话像一把钥匙似的解开了童先生的疑团：庞太监的心理是谁说我不能娶?我非娶不可，我娶给你们看看!生理上的残缺引起心理上的变态，这就是人物在戏中非要买一个媳妇不可的心理根据。
打开了人物内心之门，只是找到了人物的内在逻辑，人物的外部特征又是怎么样的呢?童先生接下来就在形体上练习人物的步态，在化妆中找人物的面部造型，在声音、语言中拿捏人物的阴柔之气。为了寻找庞太监独特的声音造型，他向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学习“老太太”式的腔调，还把那种特定的腔调谱下来拿回家去练。
苦练之下，童超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创造人物声音、语言形象方面的典型范例，堪称中国近代戏剧舞台一绝。只要一提起“庞太监”，我们眼前就会立刻浮现出一个衰老、空洞的躯壳，耳边也会响起一阵像怪物似的、细细的、女里女气的音调。
我向于是之老师请教：“是之老师，我们学校训练演员时运用的表演诸元素有注意力集中、判断事实、想像、交流等等，您认为哪一个元素对初学者是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
于是之老师略为沉思后说：“从演员技巧的基本功来说，这些元素都重要，都应当好好学习。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修养，艺术修养、生活修养，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
如果童超先生不了解《拾玉镯》、《柜中缘》、《豆汁计》、《群英会》这些戏，没有读过《七侠五义》，与那个老太监聊得再详尽，他也不可能找到庞太监娶媳妇的心理渊源。同样，如果你看到于是之、夏淳、梅阡、苏民、蓝天野等艺术家的字画和文章，就会明白为何他们的戏演得那么好，角色创造得那么成功。
观察人物练习
在“观察人物练习”的第三个阶段，学生开始抓住人物的点滴心理特征，并学会将这些心理特征通过“动作”来展示。
有一个“观察人物练习”题目叫《粮店》，表现的是八十年代北京粮店中的种种场面。舞台正中间是一台“自动售面机”(在一块景片上贴一张字条，上写“售面机”三个字)，右首是出售米、面的柜台，左首的柜台用于付钱、收粮票及换“领粮牌”，两个专柜前面各有一个粮店工作人员。买粮食的顾客要先到左边的柜台前付钱和粮票，换上该店内部的“领粮牌”(一个小硬纸牌，上写“面××斤”或“米××斤”，再盖上本店公章)，然后再到右边的售粮柜前用“领粮牌”换取粮食。顾客中有工人、知识分子、普通干部，也有中学生。
饰演中学生的演员是郝光。大概家长正在忙做饭，临时让孩子买几斤粮食应急，所以他连口袋都没拿，把一只铝锅像帽子似的戴在头上，一蹦一跳地出场，小孩子那种调皮劲儿跃然台上。
江澄扮演的知识分子手拿“编筐”，一边看着报一边上场，有点忙里偷闲的味道。
曹力扮演的普通干部口袋里插着刚买的一份报纸，买了粮食要赶紧回去做饭。他大约是想到了一会儿边吃饭边看报纸再喝上二两老白干的“幸福享受”，一脸的悠然自得。
售粮柜台前的服务员是姜文扮演的，他头上歪戴一顶白帽子，身上穿的白大褂已经泛黄了，黑布鞋上沾满了白面。他和顾客有说有笑，有应有答，显得热情随和，交谈中还透着有点贫、有点油。
余俊武扮演的另一个服务员倒是恪尽责守，但少言寡语，略显冷漠。柜台前没有顾客时，他就不声不响地埋头看杂志。
岳红扮演的是一个四川来的军人家属，她直爽、热情、有些自来熟，也有些市井气。她经常到这儿来买粮食和面包，所以和服务员很熟，言语之间除了讨价还价，还相互调侃，一时间把小小的粮店搞得很是热闹。
吕丽萍扮演的老太太十分干净利索，操持家务有条不紊。为了让忙于工作的孩子们回家后能吃上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她宁愿自己受点累，亲自出来买米买面。可自从粮店安装了自动售粮机之后，她就对买粮食有点发怵。
这个机器先把顾客所需要的粮食按分量自动升到一个漏斗里，只要服务员一按开关，漏斗就打开，粮食便会从售粮机的出口处漏出来。如果顾客没接好，粮食一准儿洒得满地都是。
老太太交了钱，紧张兮兮地走到自动售粮机面前，早早地把面口袋张开，等着服务员按开关。殊不知服务员被那位四川来的军人家属一打岔，把老太太这一档子事给忘了。老太太自己站在那儿，既不敢“轻举妄动”，又想去柜台那边看个究竟，左右为难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最后，老太太抱怨说：“我见这玩意儿(指自动售粮机)心里就扑腾，也不知道这面什么时候掉下来。”观众都会心地笑了。
显然，这个练习中已出现了各种人物的职业特征、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虽然还比较简单、浅显，但毕竟学生们开始演“人”了，而且很多地方还表现得相当准确，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深入地理解生活
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房子、马路、家具等外部条件，更重要的还有人的心理状态。往往后者的嬗变难于一目了然，需要演员提高深入理解生活的能力，不仅用“眼”观察，更要用“心”去捕捉。
岳红和高倩为了创作一个名为《卖花生仁的姑娘》的“观察人物练习”，认真、反复地观察生活之后，通过艺术的形式，将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心态真实、生动地再现于舞台。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政策刚刚有些宽松，农民在自留地里种的农产品已经允许在集市上买卖，于是什刹海附近出现了一个农贸市场，花生仁、烤白薯、葱、蒜、鲜姜等农产品应有尽有。
为了赶上早市贸易，有些农民夜里就在后门桥的马路边铺上一块塑料布，裹一件旧军大衣，凑凑合合地睡上几个小时。在秋季的早寒中，我们这些“城里人”见他们如此和衣而卧，总要“同情”地说上几句类似“农民赚一点钱真是不容易”这样的话。
岳红和高倩却不肯空发感慨，她们一到晚上就去地安门百货商场的门口(那里是一些农村姑娘扎堆儿休息的地方)，和做小买卖的农村姑娘们聊天、拉家常，没过多久就俨然成了很熟的朋友。
岳红兴奋地在总结会上说：“我们起初认为这些农村姑娘生活很苦，为了赚一点钱，整宿在寒冷的露天地里睡觉，大清早就要起来卖花生仁，日子真是够艰难的。可是和她们一接触，才知道我们的想法大错特错：她们其实感到生活特别有意思，特别幸福。”
“过去，农村姑娘要想结婚，只有等父母攒够了钱，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倘若家里不够宽裕，就只好等哥哥姐姐的婚事办完再轮到自己。她们有时想买件新衣服，除了向父母要钱就别无他法，长此以往总觉得不大好意思。现在的政策好了，宅边地头、墙根院落种的鲜菜瓜果，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去换钱，想买什么买什么，多好啊!”
“她们晚上聚在商场门口，几个小姐妹共同盖一条破棉被，或几件棉大衣，一聊就是半宵，既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冷，情绪高着呢!”
岳红这一番话使全班同学和教学组的老师都十分震动。农村政策的变化毕竟与城市居民关联甚浅，早市对我们的惟一意义就是生活比过去更方便，因此，我们如果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根本想不到农民的心里是这样地喜悦，更想不到卖花生仁会和添置新衣、男婚女嫁这等大事息息相关。
我们很高兴看到学生能深入生活、发现变化、细致地体察人物心理，还能把观察、体验到的内容组织到练习中去，刻画出两个情趣盎然的人物形象。在演员的言谈举止间，很多灵光一现的创意都是与农村姑娘们整宿聊天取得的“战果”。
在练习中，两个姑娘半是腼腆、半是自豪地谈论自己的对象，还互相打听对方婆家送的手绢里包了多少钱。所谓“送手绢”，就是指农村女孩子初次拜见未来的婆婆时所收的“见面礼”，类似我们说的“红包”。当然，从钱数的多少就能看出男方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何。
还有一句令人会心一笑的台词：“弹力呢不好。我们那儿烧沼气，我妹穿着弹力呢做饭，一点火，轰!一股臭味，没了，化了，成鱼网了。”这些活灵活现的话语也多半出自农村姑娘之口，而弹力呢遇见沼气会“轰”地被烧坏这一点，倒是八○班当年集体下乡学农时增长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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