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文人的另一面
作者：温梓川
周谷城教英文
周谷城先生是以著《中国通史》而著名的，是口才很好的一个教授。可是据识者所说，他的史学并不高明，他这部著作不但比不上钱穆，而且连吕思勉也比不上。说他只有史壳而无史识。他在暨南那几年，起初教的是英文，后来才改教《人生哲学》。等到李石岑先生接讲时，他便重作冯妇，再教英文。
当他初在暨南教英文时，我并不曾选修他的功课，他怎样教英文，我自然不知道。只是他教《人生哲学》时，我听过他的课，他教得还不算坏，也还叫座。同学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半途抽签退堂的同学却一个也没有。在暨南教书是最艰苦的一件事，不要说那些虚有其表的教授站不牢，即使是学有专长的名教授往往也会吃瘪的。如果在暨南属能够教得下去的教授，那真是非有紧打紧扎的真功夫不可。周谷城先生之所以不会在暨南以史学见称，也未始没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他的口才的确是很好的。
我记得他初到我们班上来上课时，穿的是西装，却没有打领带。虽然还是春寒料峭的初春天气，可是他老没有穿上外衣，只是把外衣挂在手臂上，上身只罩上了一件羊毛冷背心。这样的装扮，一直到初夏来临，才从此不再穿西装，而改穿白夏布长衫，戴着一顶旧式草帽，摇着芭蕉扇来上课。他瘦削的脸颊上，配上了一副白金丝眼镜，显得相当庄重，骤然看来，倒有点跟银幕上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那一位演员神气相似。他上课讲授，从不站在讲坛上，却喜欢半边屁股坐在讲案上滔滔不绝地讲授。他从来就不发讲义，黑板也往往成了无用武之地，他似乎不大愿意写黑板，往往需要写出来的东西，他也只是用嘴说出来，由我们自己笔记。课本是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本《人生哲学》。在学期考试时，他主持出题笔试的那些题目并不怎样艰深，只消听他讲书，不必再下什么功夫便可以对答的完全了。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吧，他也就很得同学们的欢心。
我记得有一次，功课讲完了，大家闲着无事，他就跟我们聊天。他说他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出身的，也没有留过学，可是他却当过好几家大学的英文教授。言外之意，颇有顾盼自豪的神气。那一天早上，刚巧报上刊载了张作霖在皇姑屯遇炸毙命的新闻，同学便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却对我们说：“对不起得很!我生平是最讨厌看报纸的!”说得我们大家默然无语。可是第二天他来上课时，却在肋下夹了一份《申报》。
俏皮的同学便毫不客气地问他：“周先生，你昨天不是说最讨厌看报的么?今天开始，大概不讨厌看报了吧?”
我们当下听了那个俏皮的同学不逊的话，真有点替他扼腕，但是他却慢条斯理地说：“唔，是的，我现在还是最讨厌看报纸的!”
“周先生，你肋下的那份《申报》不是报纸么?”那个俏皮同学一点也不示弱地说。
“哦，原来如此!我老实跟你说，我还是最讨厌看报纸的，这份《申报》是今天早上出版的，因为上面有我的新书出版的广告罢了。”
原来他在作自我宣传，自我陶醉。
“周先生，你的什么新书出版了呢?”一个同学插嘴说。
“哪，就是那本《到文化之路》。”他说着随即把《申报》打开了，指着那幅书店广告说。
“不，不是我自己的作品，是一个美国学者的著作，是值得看一看的，因为很值得看，所以我也就译出来了。”他坦然地说，“你不妨买一本看看的，我自信译得还不错，你们读过了一定会相信我的话。”
“什么书店出版的?”那个同学还噜哩噜苏问个没有完。
“是北四川路新宇宙书店出版的，便宜得很，定价才五角大洋!”他又不惮烦地说。
第二次上课的时候，他还是夹一份《申报》慢条斯理地踱进教室里来。可是我们同学当中，谁也没有再向他提起有关时事的问题了。
又一次闲聊，他对我们说，假如有哪一位同学希望转学到北京师大的，他可以负责介绍。这句话一出，居然有两个时常跟他抬杠的天真的同学应声而出，一心一意想转学到北京师大去。就在这个假期完毕后，那二位转学北京师大的同学也上了北平，可是却进不了学，以后也就没有了下文。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他，说那两个同学转不进北京师大，很觉惋惜。他却出乎我意料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们进不了北京师大的。北京师大的校长跟我并不认识，我离开北京师大时就不是现任的校长!”
“为什么你要给他们写什么介绍信呢?”我天真地说。
他笑笑地说：“我怎么好得罪人呢?”我也只好苦笑。
在暨南就有不少人说周谷城先生是个圆滑的人，也该算是最聪明的角色，可是却时常做了最愚蠢的事。甚至连那位伦敦大学文学博士的副校长，他的亲戚洪逵先生也说他太圆滑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石岑谈人生哲学
二十多年前，我负笈上海暨大，适值郑洪年先生长校暨南，硕学通儒，云集真茹，盛极一时。譬如黄季刚、李石岑辈，都是在学术界有着崇高地位的名教授。黄季刚先生讲国学，李石岑先生讲《人生哲学》。此外还有一位讲《哲学概论》的黄健中教授，也是一个知名之士，他原来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同学选修的也不少，不过不及李石岑先生那么叫座，那么吃香，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罢了。
初见李石岑先生，有点觉得出乎想像之外，他的身材并不魁梧，尤其是那一脸的斑蚀，红白相间，斑驳有致，看起来简直像地图。同学中口德不修的，居然在背地里起给他一个“地球牌”的诨名。李先生原是精研哲学的人，对人生问题大概有过很透彻的了解，因此便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对人生的看法，总是很随便。他为人有风趣，懂幽默，他明知顽皮同学叫他“地球牌”而不动气，也不忌讳自己貌侵。他的口才很好，每次上课，总是座无虚席，同学们争先恐后地预先赶到教室去占座位，人人惟恐落后向隅。每每下课后，男女同学们便一窝蜂似的围住他，问东问西，没有一个完。原来是一节课的，往往也会耽搁到两节课的时间。他第一次来上课所发下的讲义，是一份参考书目，尽是中外哲学名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少说也有百多部。其中所选只有一部是他自己的著述。他说这一百多部哲学名著浏览过的话，对于哲学，才算入了门。其实他后来陆续发下的讲义，就是后来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部巨著《人生哲学》的初稿。他讲书很快，并不按照讲义，又有条理，又有程序，侃侃而谈，如长江大水，滔滔不绝，引人入胜，大家都集中精神屏息静听。事后我读了那些哲学名著之后，才恍然李石岑先生在课室里已把那些名著的精华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
有一次，课后无事，我和一位同学到他的寓所去看望他。倾谈之下，他便提到男女之大欲上去，他问我们有没有爱人。那时我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经他一问，反而觉得有点赧然脸红起来。可是他对我们指着他自己的脸孔说：“你们瞧，我生得那么丑，还要跟女人谈情说爱，而你们还怕什么?跟女人谈情说爱，不一定要有潘安之貌，用不着胆怯，用不着害羞的。”
我当时对女人的看法，总觉得是神圣不可冒渎的，所以连女同学，也不大理睬，我对女人都有点像敬神鬼而远之。可是李先生则不然，他说：“你不要把女人看得太神圣。女人是人，你也是人，男人与女人，只要朝夕相聚，总不能不生感情的!”
“李先生，追求女人可有什么秘诀么?”和我同去的同学说。
“哪里有什么秘诀不秘诀，只要你懂得运用‘体贴温存’四个字罢了。女人所需要的，就是这四个字的功夫!”他若无其事地说，“只要你对她处处关心，处处体贴，便无往而不利的了。”
“如果碰到那些眼高于天的女人，这四个字也未必有效吧?”我说。
“你瞧我，老实说，我这副‘地球牌’面孔，照理女人看见了大概总不会喜欢的。其实不然，我不瞒你们说，我现在还有很多的情人呢!我无非善于在‘体贴温存’上用功夫罢了。无论怎样傲气凌人的女人，只要我跟她谈上一两个钟头，包管她会喜欢我的!”
他就是一个这么有风趣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话一点不吹牛。他和我们谈天，没有师生界限，没有严肃气氛，妙语横生，趣味盎然，和他接近，如坐春风中!
李石岑先生是那么富于感情，为人又那么牢落不羁，风度翩翩，所以到处留情，到处留有风流韵事。他最喜欢谈恋爱问题，对生活既不拘形迹，也不检点，因为多情，结果还是不免为情所累，惹了不少麻烦。他在大夏大学兼课的时候，就搞出了一桩桃色案件，闹得满城风雨。原来他跟一个情人叫童曼恬的女诗人发生了关系，有了身孕，后来不知怎的闹到感情破裂，闹出了很大的官司，终于赔偿了三千元的生活费才脱离了关系。那时他的经济情形并不宽裕，为了这一场官司，平添了一身债。他后来竟迫得日夜写作，企图增加收入，偿清债务；这样一来，也就弄得心力交瘁，终于一病不起。自古多情空余恨，像这样的一个一代学者，我虽然亲炙未久，对于他的“人生哲学”，尚难窥堂奥，不过其风流余韵，倒令人追怀不已。
李石岑先生与当年另一位不修边幅、生性狂放的目无余子的了不得的学者黄季刚先生，在暨南简直成了很强烈的对照。黄先生在暨南教《说文》，对中国的文字学讲得非常精审，但在同学心目中这么了不得的学者，其实也没有什么；自然心得是更谈不到了。黄先生在暨南就有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趣事。暨大教授人人都须佩挂一枚徽章，以资门警识别，独黄先生不肯佩挂。他初到暨大上课，刚入校门，校警看到他胸前没挂校徽，以为他是闲人白撞，便阻止他入内。他说：“我是黄侃，只有你不认识我!”门警却不通融，说：“你既是教授，应该有一枚校章的!”
他悻悻然地说：“我硬是不挂那种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着掉头便走。幸而给认识他的同学看见，关照校警，才冰释这一场误会。可是黄教授自始至终在暨大是惟一不佩校章进出校门的教授。
有一次，黄健中先生从教室下课出来，碰见黄季刚先生。他一见便老气横秋劈头便问：“你教什么?”
“哲学概论。”黄健中教授恭恭敬敬地说。
“你自己懂不懂?不要在教室里向学生瞎吹!”季刚先生毫不客气地说。
当时弄得黄健中先生十分尴尬，在学生面前几乎下不了台。
他的三“不”故事，也最为有趣。有一次他对同学说,他有三个原因不来上课。一、生病不来。二、天气不好不来，所谓天气不好，是：下雨天，他不来，落雪天他又不来，天气热他也不来!三、便是不高兴不来。他就是那么狂放，可是他在我们狂放的同学的心目中，也不过像黄健中先生在他的心目中一样。世事说起来，往往就是那么令人哭笑不得的!
“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彝、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一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路途，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的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的思想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劢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并不十分踊跃。迨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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