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我与黄胄的热恋
作者：郑闻慧
1950年，我由幼儿教育系转到艺术系，我的目的是想学音乐。可是音乐系当时还没有成立，只有美术系。我到了美术系，我们的老师吕斯百是从法国回来的，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解放后曾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
吕先生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在西北军区找到了黄胄。当时黄胄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每个月都要出一本很厚的普及读物，绘画占很大比例。黄胄要在《战士读物》上画漫画、连环画，还要介绍军队中的好人好事。他的任务很繁重，部队不愿意放他。吕先生再三要求院长去交涉，他自己也到杂志社去，看望和动员黄胄。最后部队要求我们学校体育系为军区培养篮球运动员作为交换条件，答应黄胄在不影响出杂志的情况下为我们代课。
那时的战士读物社不是在西北军区的总部，而是在七里河。七里河和我们学校所在的十里店本来是遥遥相望的，只是隔了一道黄河，如果是现在很快就到了，而那时黄河上只有一座铁桥，是在兰州大学的旁边，所以黄胄要到我们学校教课得绕道先到兰州市，然后再乘马车到我们学校(那时到十里店还没有公共汽车)，所以教那么几堂课也是很费事的。
吕先生对我们说：“不久将有一位年轻的老师来教你们，这个老师画的画儿非常好，是自学成才的，非常用功，他的作品在全国得了奖。”我们学生听后就一直盼望着这个老师赶快来，我们很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模样儿。可是总也不见他来，听说他不常在兰州，经常深入基层连队。
到了1950年我们开学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吕先生领了一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色的青年来到了我们教室。这个人的腿有些瘸，我们正在奇怪的时候，吕先生说道：“大家注意了，这位就是梁黄胄先生，他将给你们教创作课。由于他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了伤，又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在上课时你们一定要搬一把椅子给他坐。梁先生在军队的工作任务很重，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没有时间来给你们上课，只能利用星期日的时间，所以星期天你们就不能够玩了，因为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都是上创作课的时间。”听了吕先生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些别扭，那时我还不到十九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好好的星期天却不能休息玩耍，要听这样一位其貌不扬一拐一瘸的“老师”讲课，真是没意思。后来我们才知道能请到这样一位老师是挺不容易的，是在我们学校答应了西北军区的一个条件的前提下，西北军区才同意的。
在上创作课的时候，班长给黄胄搬了一个椅子放到台上，但黄胄却往往不能坐着讲课，因为我们的黑板很高，他要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儿的时候，必须得站起来才够得着。第一次上创作课的时候，黄胄对我们说：“我们的创作课我也不知该怎样教，但总的来说应该要发挥自己的才智，也必须锻炼自己的技巧。”他告诉我们：“技巧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技巧，你可能会想要画一个人笑，却画成了一个人哭。因此创作必须依赖于技巧，你们要多多练习绘画的技巧。”
黄胄来给我们上一次课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兰州风沙非常大，遇到刮风就更难了。他每次来都要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假如不顺利从七里河来就要花费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学校为此在十里店的教职员宿舍给了他一间房子，让他在星期六就到学校来住，可是有时候他要赶着为战士读物社发稿，星期六到不了学校，往往在星期天早上九点半、十点才来。因此我们的创作课也上得挺自由的。
黄胄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穿着一条大棉裤、一件羊皮大衣。有时他去了新疆或青海就不来上课了，我们希望他不来，那样的话，星期天我们就可以洗衣服、打羽毛球，或者去滑冰。不过有的时候又很想念他，因为他的到来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乐趣。比如他会以很快的速度给我们画一个丘吉尔，一个铁托，一个艾森豪威尔或是其他的外国人物。因为那时画漫画儿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觉得他画得那么神奇，那么迅速，而这是吕斯百等老师所不能及的。
那时，我们的老师还有一个叫刘文清的，也是从法国回来的，教我们素描课。还有一个教速写的韩天眷老师和教理论的洪毅然老师，我们对这些老师都有几分议论，而我们对梁黄胄先生却越来越佩服了，因为他和别的老师相比画得又快又好，而且给学生改稿子一下子就改好了，一点儿也不费劲儿。所以同学们经常学他走路，学他把舌头放在嘴边专心画速写的样子，并经常说起自己的理想是做吕斯百或者是黄胄，甚至说达到他们的水平这一辈子也算不白活了。
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和四年级第一学期，我对黄胄的印象越来越好，自觉不自觉的总爱在他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干。我很喜爱唱歌，音乐系的声乐教员很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歌唱家。因为我是外系同学，声乐老师教我练声时间只能排在星期天，于是上天赐给我一个很好地表现自己的机会。黄胄在给我们上课之前，刚好能听到我练声时洪亮的声音。我内心期盼着自己洪亮的嗓音能够打动他，不过最终我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黄胄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好感，并且产生了爱慕。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黄胄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女工程师，搞纺织的。不过尽管我们常去黄胄那儿玩儿，却始终没有见过她。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参观实习了，地点是北京。那时，苏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当时有一种叫做《星火》的杂志，大家都很喜欢看，只要有一点儿钱就去买来看。记得我们将起程去北京参观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方法的时候，黄胄忽然对我说：“你需要不需要钱去买一些参考书?”我听了，觉得他这个问题提得太唐突了，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轻易接受老师的钱呢?所以我立即拒绝了。但是尽管如此，我却连着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他为什么会对我讲这样的话?他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只好随班里同学一起上火车去了北京，不过我暗自感觉到自己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些分量了。
回到兰州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黄胄，因为他又去了青海。我被分到了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黄胄的一封信。黄胄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和自信，在信里说他很爱我，早就想向我表示他的爱情，可是没有机会。他说他三年来一直在注意我，觉得我朴素、大方、勤俭，正是他所需要的终身伴侣，非常想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给我一个可以依赖、休息的臂膀，给我一切我想得到的幸福。
他信中所说的这一切，正是我许久以来盼望得到的，我在看信的这一瞬间兴奋极了，几乎激动得想跳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双腿却变得软绵绵的，不但没有跳起来，而且觉得站立不住，似乎要晕倒的样子。我这才发觉，爱情原来是这样地让人神魂颠倒。我很快地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他的信很打动我，让我觉得很幸福、很安慰，我也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等待着他向我求爱，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希望暑假的时候我们能够见面。
可是暑假还没有到，有一天他却突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出现使我几乎晕了过去。当时我正住在女生宿舍的一个小套间里，传达室的同志跑来告诉我，外面有个人自称是你的男朋友，想要进来看你。我出去一看，见是黄胄，便手忙脚乱地将他领进我的宿舍。进了宿舍，我们来不及说话，便拥抱在一起了。他一边紧紧地抱着我，一边低声说道：“我来了，我将永远与你结合在一起。”说完，便开始热烈地吻我，吻了好久好久。
由于害怕楼下的学生们听到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便与黄胄离开学校，到市里的联合公园去。联合公园很美，我们找到一处幽静的地方，然后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聊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妙。
联合公园本来叫做莲湖公园。公园里有一片美丽的湖泊，此时正是夏天，湖面上盛开着许多莲花，湖周围还有一丛丛的芦苇和垂杨柳，因此要找到一处没有人的僻静地方是很容易的。那时我们虽不像现代人那么开放，但仍然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手拉着手，甚至亲吻、爱抚。可是有时我忽然感到有些害怕，我怯生生地对黄胄说：“我有点儿怕你。”他说：“你为什么会有怕我的感觉呢?”我说：“以前我一直叫你梁先生，现在改口都改不过来。”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你怕生孩子，对不对?”我说：“是，我很害怕生孩子。”他说：“那我们尽量不要孩子，好吗?”我说：“好。”他接着说：“我的假期有限，我们就定在8月4日举行结婚仪式好吗?”“好。但是你母亲不在西安，我父亲又不能来，谁给咱们做主婚人啊?”我高兴而又犹豫地问他。“我的老师赵望云啊!”“噢!我知道了，就是那位有很多作品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著名农村写生画家吧?现在已经是文化局的局长了，他肯吗?”“肯!他是我的恩师，我从十八岁就在他身边，亏得有他接待我，我才能过上比较安定一点的生活。他不光教我画画，也给我树立了用图画反映生活的榜样。他很爱我，听见我要结婚了，他一定会高兴。……明天，咱们就到老师家去，让老师和师母看看你，问他们中意不中意。”他搂着我说。我索性靠在他胸前，反问：“如果他们不中意呢?”“不会的。赵老师性格豁达，他和我有相同的命运。他也是十五岁上失去父亲，从此没有机会上学，去当制皮学徒。”
8月4日终于到了。晚上七时，我们的结婚典礼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一座藤萝架下举行。赵老师和师母早早的就来了，把送给我们的绣有红旗和毛主席像的粉红色软缎签名簿铺在那儿，夕阳的光辉使那块软缎闪闪发光，我感到是那么漂亮，这是主婚人精心为我们购置的结婚礼物，以此祝福我们天长地久的爱情。我们的婚礼只花了三十七块五毛钱，用来招待陕西博物馆、美协的同志还有我的女学生们。赵望云先生高大的身躯，端坐在主婚人的座位上。石鲁是我们的司仪，我们的婚礼简直把石鲁忙坏了，我看他比给亲弟弟娶媳妇还上心。结婚仪式其实非常简单，赵先生只说了几句祝福的话，随后就是石鲁、方济众、修军和赵家的兄弟们，还有我的女学生们，给我们身上撒彩色纸屑和花瓣。石鲁、方济众和赵家的兄弟们，总是给黄胄和我出一些难题，让我们做。熙熙攘攘，有时候不知为什么有人笑得前仰后合，而我注意到赵先生却总是端庄地坐在座位上，慈祥地微笑着，甚至眼睛里噙着一些泪水。
新房就设在石鲁给黄胄准备的那一大间临时画室里。我们和石鲁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住北房，我们住东房。所有家具都是由美协借的，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各自的一个木箱以及两床被子。
当时黄胄所在的西北军区给的婚假很短，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为了帮助我们，石鲁想了许多办法，他向西北军区给黄胄请假，说需要黄胄同志留在西安一段时间，帮助陕西美协评定西北地区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这样黄胄便能在西安多停留一些日子了。
当时的陕西美协位于东大街，是个很繁华的地区，到了晚上有许多小吃摊。黄胄能在一晚上把大街上的小吃吃个遍。我可就没有他这么大的胃口了，而且觉得他太能花钱了。其实那时因为东西很便宜，即使吃个遍也不过花了一块多。
吃完晚饭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天地，我们总是甜甜蜜蜜地在一起低声细语，有着说不完的往事和吐露爱慕之情的语言。有时候，他给我讲吓人的《聊斋》故事，当夜深人静，他便紧紧地抱着我，与我做爱。每当这时，他便会充满激情地对我说：“我恨不得你变成我的一个细胞、一个分子!”有时他又会体贴地问我：“难过不难过?是不是由于我的力量太大而受到了伤害?”我觉得他是那么的强壮，那么的有力，我们每次的做爱都是那么充满激情，那么令人陶醉，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即使是从父母那里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爱。
8月份天气很热，有一天黄胄忽然对我说：“亲爱的，我能不能给你画裸体?”我说：“当然可以，现在我一切都是你的，画裸体有什么不行呢?”他说：“太好了，我的人体素描基础太差了，我需要画一些人体，你能够帮助我把人体问题解决了就太好了……。中国人物画之所以不如法国人物画出色，主要就是因为封建意识，不能画人体。”这样我就开始给他做模特儿，摆出各种姿态让他练习人体素描。其实我给他做人体模特儿是我的一大享受，因为他是我最亲爱的人，他画我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爱恋、欣赏的目光，并不时地赞叹道：“你的身材是太美了!难怪西方的写实主义美学家们把表现人体当作最高的追求，人体是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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