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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
作者：章诒和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上面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形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源远流长的世态炎凉。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槛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他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做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那位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一百八十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某人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他忿忿地说：“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的区别仅仅是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并受法律保障。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惟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专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候，被轰下了台。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工夫，就都“扫”完了。惟有每日分两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资料》，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候《参考资料》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惟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资料》。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候，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地闲聊天，拉帮结伙地搞活动，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篮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篮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父亲听后，大惊大笑亦大喜。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现在也记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抖落给我看。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老师的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来都知道。50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的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样?”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陈半丁家，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直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说过：如到别家做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夫人。”
“谁是张伯驹?”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扬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张伯驹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收有杜牧的字，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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