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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乡”的老生常谈
作者：张 鸣
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一百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805)。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希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地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较较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而伯夷叔齐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也随他去。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二心不臣，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但是，进入人民政权的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由士大夫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的人们，突然之间变成了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必须彻底脱胎换骨，向人民投降才行。思想改造，洗滚水澡，首先要去掉的倒还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恰恰是这种伯夷叔齐式的清高。凡是有点傲骨的人，单思想改造运动一关就难过，即使侥幸滑过去，那么后面还有五关六将挡着。更可怕的是，凡是过关，每个关口都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任你是孙猴子金刚不坏身，也泡你个骨酥筋软。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吗?非让你一辱再辱不可。不仅外面辱，而且家里辱(你的家人也在对你进行批判，逼你检讨)；不仅私下辱而且当众辱；不仅别人辱而且自己辱。辱到你浑身麻木，辱到你唯唯诺诺，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提起笔张开嘴，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地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后止，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尊严，什么面子都不知不觉地去了爪哇国。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作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在经过文革的噩梦之后，人们对“事业”仅存的那点虔诚也随风散去，虽然有学历而且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越来越多，但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随着政策一天多一天地涌进党和政府机关的文凭持有者，建构了一种历史上最奇特的官场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所有从前做起来还要脸红甚至回家睡不好觉的行为都变成理所当然了，做坏事的借口也越来越冠冕堂皇了(知识和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显然，从前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大老粗们对此望尘莫及，似乎也后悔莫及。在所谓的知识界其实也未能免俗，这样的情景大概在所有的大学里都不罕见：在开会的时候，只要领导一讲话，后来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拥有过去最神圣头衔的教授们，再发言时必定套上“正如××领导所说……”之类的开场白，就像文革时，发言甚至写信都必须首先来一句“最高指示”一样，不同的是，只要散了会，这些在会上深切体会领导精神的人，大多会顺嘴将刚才被捧上云霄的领导踩到泥里去。即使在大学里，人们最热衷的还是作官，官大学问自然就大，已经成了大学里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作官不仅有许多说不清的好处，而且评职称、捞项目，甚至开学术会议都优先。我们的大学其实更像的是衙门，教师不过是有职称的民工(他们中有心计的人特别想的事就是“以工代干”)，据说我们的教育部门已经制定了若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说实话，太难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想求众多文凭持有者讲求什么共产主义道德，不啻缘木求鱼。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现在，尽管被暴露的贪官越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但当他们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真正低下自己的头，那些没有被抓住手的，更不会有丝毫的收敛。两年前，当媒体报道韩国汉城大桥倒塌事件时，被抓出来的政府官员一个个在记者的镜头面前纷纷扯起衣服包住自己的头。这些人虽然可恶，但至少还有一点羞恶之心，可惜的是，在中国我们看不到这种场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大半是一个个昂然而立，侃侃狡辩的身姿。也许更可怕的是，在大学里那些想要作官的学生们，不仅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在学生会里操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且时刻准备着一旦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大捞特捞而且大爬特爬，他们甚至不屑于讳言这一点，——是不是老师教的?天知道!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以致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
当“饿乡”还在的时候，中国有官也有士；饿乡没有了，官还在，士却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