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前苏联外交秘闻
作者：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
勃列日涅夫纠正阿拉法特的话
1977年4月7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飞抵莫斯科，随行的有十几位加入该组织的巴勒斯坦各“阵线”的领导人。他们被安排在列宁山上的国宾馆下榻。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将首次亲自接见他们。当天晚上电视里播放了阿拉法特的镜头：他身着有四个贴兜、束腰、后面有扣带的佛伦奇式军装，但头上仍缠着黑白格头巾。莫斯科人都惊奇地盯着这位极不寻常的客人。
“这是阿拉法特吗?”一位上了年纪的莫斯科妇女疑惑地问道，“他肯定连麻雀都不敢碰!”
这个巴勒斯坦人个子不高，身体虚胖，生就两片性感、湿润的嘴唇和一双警惕地向外探出、充满惊奇目光的眼睛，尽管他身着迷彩军装，却根本不像传说中所描绘的那个令人生畏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阿拉法特的命运与许多四处漂泊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一样的。他1929年生于埃及，童年在耶路撒冷度过，在开罗上过学。后来去了科威特，在那儿混得不错，成立了三个建筑公司。但是……政治斗争吸引了他。50年代末，他在科威特秘密地创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组织。该组织的宗旨与所有其他巴勒斯坦“阵线”和组织截然不同：不是坐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去解放巴勒斯坦，而是相反，即通过解放巴勒斯坦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铺平道路。不久，“法塔赫”战斗队(“风暴”突击队)的人数就达到几千人。
阿拉法特不但领导这支战斗队，而且还亲自参加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战斗。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率领的队伍被包围。以色列别动队在当地进行了严密的拉网式搜索，找的就是他。但他们万万没料到，这个眼睛外突的阿拉伯人竟发了疯似地骑着毛驴向他们冲过来，他挥舞着双手，嘴里还叽哩哇啦地喊着什么，这就是那个令人生畏的阿拉法特。
他逐渐地完全投身到这场斗争之中。为了离展开游击战的地方更近些，他来到了贝鲁特。在那里，也遭到以色列情报机关的追捕。阿拉法特四处躲藏，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过夜。他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没有成家。“我和巴勒斯坦革命结婚了”，他自豪地说(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法特结了婚，生活方式略有改变)。密切监视阿拉法特活动的苏联特工机关也认为，阿拉法特的确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他不像其他许多巴勒斯坦领导人那样在法国南方拥有豪华别墅，他的生活相当简朴，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绝不挪用“法塔赫”或巴解组织的资金。
当然，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中他的基本特质——狡猾和机智也突出地表现出来。1969年，他当选为联合巴勒斯坦各反对以色列组织的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他所以能够实现人生的这次飞跃，并非由于他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或组织者，而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应变能力和善于同所有人——激进派和保守派，恐怖分子和调停使者——打交道的本事。
现在，阿拉法特将要在莫斯科，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见时展示他的这些特质。他知道，苏联人会劝他在承认以色列的问题上有所行动。当时阿拉法特本人也打算这么做，但他受到巴勒斯坦宪章和要求把以色列扔进地中海的激进派强硬立场的双重束缚。这就是说，还得想办法摆脱束缚。
晚上，巴勒斯坦人下榻的国宾馆得到从克里姆林宫发来的指示：勃列日涅夫只能接见阿拉法特和由其指定的两名巴勒斯坦人，总共不能超过三个人。
听到这个消息后，巴勒斯坦人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他们全部皱起了眉头沉默不语。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巴解组织只是一个在外部世界看来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联合组织，而实际上各阿拉伯“阵线”之间的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已经使这一组织四分五裂。
午夜2时，负责此次会晤事宜的瑟坚科副手的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外交部值班人员从宾馆打来电话说：
“您快来吧，这儿出了件怪事儿!”
半小时后，这位副司长赶到列宁山。那里发生的事儿果然让人不可思议。此时的莫斯科正笼罩在漆黑的夜幕里，而这幢两层小楼的窗口却灯火通明。在大厅里，在通往二层的楼梯上，一群披头散发的人在一个跟着一个地跑着，边跑还边用阿拉伯语发出令人恐怖的叫骂声，有几个人手里还拿着枪。
“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请安静!”外交官央求道。
他好不容易才让这些人坐到桌前，这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巴勒斯坦人在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决定明天谁去参加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见，他们已经顾不上和以色列的斗争了。为了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巴勒斯坦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当时便答应他们：明天总书记会一个不落地接见他们所有人，——只是希望他们安静下来，上床睡觉。
但是，第二天早上，葛罗米柯对部下关于让巴勒斯坦人全部参加会见的提议反应相当冷淡。
“年轻人”，他语气沉重地说道，“你显然已超越了自己的权限。今天只有阿拉法特和另两名巴勒斯坦人能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再不能多了”。
眼看要出乱子。于是这位副司长决定去找总书记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他们的私交不错。他告诉亚历山德罗夫，问题不在于面子上是否过得去。阿拉伯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阿拉法特的访问，他们会一致得出结论：莫斯科只支持勃列日涅夫接见的那些巴勒斯坦组织，其他组织都不对莫斯科的胃口。这会导致巴勒斯坦运动的分裂。
亚历山德罗夫说，他很清楚目前的局势，会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此事的。后来，总书记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一步一晃地迎面向他们走来。此人块头大、脖子粗、腿短，走路步伐很快，但身体却明显向一侧歪斜，别在那件样式普通的深色上衣上的两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不停地摆动着，显得与他那笨拙的动作不大和谐。
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当时(1977年初)他的脸已开始浮肿，气喘病很厉害，但他浓眉下那双多疑的眼睛仍然射出犀利的目光。
他一边跟巴勒斯坦人一一握手，一边用他那沙哑的、含混不清的嗓音说着什么。翻译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向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英勇战士表示问候。
阿拉法特满脸堆笑，眯起那双狡黠的小眼睛，说受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接见真是巴勒斯坦人莫大的荣幸，称他是受到全世界爱戴和尊敬的为各民族自由而战的顽强斗士。还提到苏联人对他的功绩的高度评价：他可是苏联英雄!接着，阿拉法特开始绘声绘色地历数勃列日涅夫获得的大量奖励。
勃列日涅夫注意地听着，然后一字一句地强调道：
“不是英雄，而是苏联英雄称号二次获得者!”
阿拉法特好像是头一次感到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什么好。后来，他一再追问陪同他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总书记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大家在一张大桌子旁落座后，主人照着稿子结结巴巴地念起了苏联的观点(从任何一份苏联报纸上都可看到)，还不时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他说，巴勒斯坦人要争取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但同时也应尊重居住在该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权利。相互承认才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
巴勒斯坦人被这些天所见到的一切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声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为卡扎菲找一个死人
1978年年初的一个深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瓦·库兹涅佐夫被电话铃声吵醒。国家防空部门值班员报告说，刚刚有一架带有利比亚识别标志的飞机进入苏联领空。经询问得知，机上乘坐的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他要去莫斯科紧急会见勃列日涅夫。卡扎菲每次来访都不预先安排，也从不办理飞行申请。好在防空部门没有把利比亚飞机打下来，而是先报告了库兹涅佐夫。
一小时后，库兹涅佐夫与北非司和中东司的领导一起来到了“弗努科沃2号”政府机场。深更半夜，谁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大家倒是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卡扎菲大概是最神秘的人物。
正当前来迎接的人们谈论着卡扎菲会带来什么新的启示时，利比亚飞机果真降落在了弗努科沃机场上。舱门打开后，一个人出来大声说，卡扎菲主席到了，接着又询问“勃列日涅夫兄弟”来没来机场。有人告诉他，在机场上等候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受勃列日涅夫的委托前来搞清怎么回事，并送卡扎菲主席去国宾别墅。苏联领导人明天就会见客人。
那个人退了回去，舱门“砰”的一声关上，接下来便是一片寂静。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外交官们一直等候在舷梯旁，机舱里没有任何动静。后来，飞机突然升空飞走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一直没有人能搞清楚卡扎菲究竟到莫斯科干什么来了。
没过两年，卡扎菲再次来到莫斯科。他的此次来访是事先商定的，所以按照礼宾规定为他安排了欢迎仪式——有仪仗队，也有乐队。
但还是出现了意外。
日程安排的下一项是参观莫斯科近郊的库宾卡军用机场。这又能出什么问题呢?去那里是要让卡扎菲看看他打算向苏联购买的军事技术装备。早晨，北非司司长A.A.什维多夫按约定时间走进列宁山国宾馆：
“卡扎菲同志，汽车在外面等着呢，我们去库宾卡吧!”
上校走到门廊，抬头看看莫斯科蔚蓝色的天空说：
“按阿拉伯人的习惯，如果天上看不到三颗星星的话，是不能出门办要事的。”接着……他就要返回宾馆。
什维多夫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常与变化无常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打交道，什么事情没遇到过。如果不是因为具有超人的幽默感，他早就得心脏病了，幽默感就像铠甲一样保护着他，使他免受阿拉伯人突然举动的伤害。况且，眼下还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访问计划被打乱固然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这还不要紧，因为是利比亚人自己要求安排去库宾卡的。武器他们总归是要买的，可目前打发他们去哪儿呢?
于是，什维多夫语气平静而且带有善意地说：
“那就随您的便吧，卡扎菲同志。您对日程安排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们可是有一整天的时间呢。”
卡扎菲想了一下。
“我想看看莫斯科的穆斯林葬礼!”
什维多夫吃了一惊，但没动声色。
“卡扎菲同志，您当然是一个领导过最伟大革命的伟人!可是，您真的以为我们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为您安排一场穆斯林葬礼吗?”
卡扎菲用一种冷漠、审视的目光看着什维多夫：
“莫斯科有多少穆斯林?”
什维多夫对此不清楚，因为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他不能说。不过，莫斯科的清扫活儿一直是由从喀山来的那些鞑靼人干的，他们大都是穆斯林。有多少人呢?他在心里估算了一下答道：
“大概有30万吧。”
“哦。这就是说，莫斯科大约每两天死一个穆斯林。我先回别墅，等举行穆斯林葬礼的时候再出来!”卡扎菲猛然转身返回到宾馆，走进二楼的房间关上了门。
这下可完了——整个计划眼看就要泡汤，总不能事后告诉勃列日涅夫或葛罗米柯是因为穆斯林葬礼吧。什维多夫当即走进设在国宾馆里的利比亚代表团接待办公室，向坐在那儿的克格勃人员说明了一切。当然，他并不是请求这个万能的组织“搞到一个死人”。他只是知道，在莫斯科不会有谁更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所以他希望该组织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能帮忙发现哪儿躺着一个没能安葬的下等人。
他总算如愿以偿。半小时后，克格勃人员告诉他，莫斯科一个清扫工的亲戚从喀山来此做客，突然死了。他没有办理莫斯科居住登记，所以不能在莫斯科安葬，可是把尸体运回喀山又没有钱。正好派上用场。
“给他安排最高级别的穆斯林葬礼，费用从部长会议储备基金中出!”什维多夫吩咐道。
几个小时后他走进休息厅，对正在喝茶的利比亚人郑重地说：
“卡扎菲同志，车备好了。咱们去参加葬礼!”
利比亚领导人丝毫没有显出吃惊的表情，坐进汽车就去墓地了。一切都很顺利。伊玛目主持了庄重而又体面的穆斯林葬礼仪式，麻烦似乎已经过去了。不料，又出了意外。
“仪式没按规矩进行!”卡扎菲突然说。
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寂静场面，什维多夫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聪明的伊玛目解了围。
“请吧”，他说，“尊敬的客人，您可以亲自主持仪式”。
卡扎菲顿时眉开眼笑，欣然主持仪式。什维多夫从心里松了一口气。可他又高兴早了。
“现在，我想去慰唁死者家属”，卡扎菲再次提出要求。
翻译将这句话译成了“去参加丧宴”。什维多夫看了看克格勃特派员。这位特派员坚决地摇着头说：
“绝对不行!清扫工住在地下室，而且是几家合住一套房。家里人口多，有一大堆孩子。外宾不准去那儿。再说他的安全也无法保证。”
“卡扎菲同志”，什维多夫转身对利比亚人说，“鞑靼人虽然是个小民族，但自尊心很强。按照他们的民族习惯，只有亲属才能出席丧宴。外人出席丧宴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刷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