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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三问
作者：陈平原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真关注。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大学校园。世人都说改革好，惟有牺牲没看到——在我看来，再成功的改革大业，也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如此牺牲(即便“必须”，而且“值得”)，应该有悲悯之心，切忌一味欢呼“沉舟侧畔千帆过”。因此，学会配套思考(不只“瞻前”，还得“顾后”)、尊重抵抗(因思想及利益的多元)、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潮儿来说，是必修课。
一、人文有无用处
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你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2003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2002年3月13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如果一定要比，北大中文系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学俄文系、东京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
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二、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人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性。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账，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SCI索引等，这些都是“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订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2002年9月17日《文汇报》)
我曾不止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2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她/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1952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2003年2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史丹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