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天才文人的丰厚收入
作者：格哈尔德．普劳泽 朱刘华
人们说如今，不光是贸易和政治，连艺术和文学也只会向钱看。言外之意，好像从前不是这么回事似的，好像那时的诗人和艺术家，也包括政治家和将军们，都理想主义分子似地没有物质动机。我们当然可以举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例，他在十五年里共创作出了多本诗集、一部中篇小说集、一部剧本、一册杂文和文章全集，他每月靠文学作品挣来的平均收入为四点五个马克。但毕竟还有其他的人，贝恩至少是个例外。虽然他在经济上缺少成功，他没有骂他的出版商和书商，勤于生意的歌德可老是要骂他的出版商和书商的。
歌德曾在1829年对弗里德利希·冯·穆勒说．“书商是魔鬼，得专为他们设一个地狱。”当时的书商也是出版人，由于德国这位最著名的诗人一再地诅咒“书商”，人们就产生了那一至今还流传很广的印象·歌德被他的出版商卡得很厉害，要是没有他的大臣薪水他就无法生活。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歌德收取的稿酬甚至特别丰厚。
虽然，正如他在《诗与真》里所讲，拿大自然馈赠他的礼物、飞向他的诗“去换钱”，最初让他觉得“讨厌”，可是，当他看到出版商能从中挣到比他多许多(盗版者更要多！)时，他就产生了一种健康的生意头脑。二十六岁的歌德为《丝苔拉》、那部“写给情人的戏剧”向柏林的书商米留斯索要二十塔勒，而且是在没看到手稿之前。歌德一生总是稳操胜券，也就是让对方不见实物买货。
歌德利用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最终取得了他全部作品的版权(当时普遍还没有版权这一说)，版权有效期是他死后三十五年，有效范围为全德意志联邦，因此，他的出版人科塔不必害怕盗印者跟他竞争。他可以支付给他到那时为止是德国最高的稿酬。付给六十册的“最后校订版”(1827／42，其中40册是歌德自己编订的)，约定起印二万套，十二年内支付六万塔勒，印数高，版税相应也更多。歌德靠这套书收入七万五千塔勒。到1867年，也就是版权终止日，他的继承人还另外收到了十三万八千塔勒，自从1806年起，几乎所有歌德的作品都由科塔出版，歌德总共从科塔那里收到约十五万六千塔勒。合计二十三万四千金古尔登。
很难以今天的价值算出这个数目，另外他还有靠写作得来的其他收入，比如剧场报酬。肯定也有几百万马克；看一下歌德的薪水就知道它肯定不少。歌德1776年的年薪为一千二百塔勒，(从1816年起)最终涨到了三千塔勒，他写诗的收入最初是一千五百到二千塔勒；但1787年之后涨了，当格兴出版他的第一套全集、支付给他二千塔勒时，二十九岁到三十八岁期间的歌德每年靠写诗收入一千二百五十到三千古尔登。这里有一番比较1802年，一名步兵每月的军饷为三个古尔登，哨长十二个古尔登，一名骑土七十五个古尔登，花六个古尔登能买到五百块墙砖、四十五公斤白面包或五十八公斤黑麦面包。
1829年2月13日，八十岁的歌德说道：“只有老了才能忽视这一切，只有有足够的钱才能买得起经验，我的私人财产中的五十万经由我的双手花出去了，为的是学习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不仅是我父亲的全部财产，而且包括我的薪水和五十多年来我的主要文学收入。另外我将五十万为了伟大的目的花在了君王们身上，我跟他们有密切联系，我参与他们的行动和成败。”他还补充道：“一个人光有天才还不够，天才也会失败，得生活在伟大的环境里……”
歌德所说的伟大的环境并不是指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一直考虑着省钱。他跟生活在他家里的儿媳妇奥蒂丽不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她在钱财事务上想法完全不一样。
已死的克里斯蒂安娜曾经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奥蒂丽却根本不想过问家务，她不仅让屋里积满尘垢，令歌德时常抱怨，她也大把大把地挥金如土。她不会经营，把经济搞得乱七八糟，逼得老歌德在他儿子死后要她交出所有贮藏室的钥匙，为了使家务重新恢复正常，对一切进行严格的分配，甚至给每个家庭佣人的面包都让人称量。
歌德活得相当好，他一直遵守着下列原则：“每次多省两三个金币，你会看到奇迹出现。”他需要财产，好让自己感到安全。他将一切准确地记下来。因此我们今天还知道，二十九岁的歌德拥有三十四条台布，二百六十八条餐巾，一百九十四件有袖口和八十二件无袖口的衬衫。他当着艾克曼的面称赞这两份记录：它“是人类精神最美的发明之一，每个好管家都应该引进这一管理方式”。据艾克曼讲：歌德将他的工资压得那么低，令他几乎不好意思告诉他的未婚妻；她不得不等了十四年，艾克曼才最终有能力结婚。这是在歌德请他为他以总价八百塔勒出版二十册遗著的时候。歌德死时留下一笔净值三万塔勒的财产(值一百多万马克)、两座房子和价值连城的作品集。他是个经济上非常成功的作家。但还是不能把他称作生意人，而莎士比亚和哲学家伏尔泰却可以。二十五岁时莎士比亚就得为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操心，不久还得照顾他的经济上陷入困境的父亲。因此他一直想着挣钱，进行可靠的同时有利可图的投资。
莎士比亚三十三岁时买下了斯特拉福德最漂亮的房子，可他超支了，连续几年拖欠税债。经济上缓过来之后，他先后买下了七百公顷的农田和牧场，把它们出租给农民们。五十二岁临死前，他立下了那封谜一样的遗嘱，在遗嘱中，他将他的长子立为主要继承人，只将全部财产中的“第二好的床”留给了他妻子。
伏尔泰比莎士比亚更擅长投资他的钱。他的基础财产是他一次中奖赢来的。这次中奖不是巧合，而是因主办人的一个错误所造成，伏尔泰和算术家拉·孔达米纳算出了这一错误。他们计算赢的机会，算出来，只要买下所有的彩票，必定会有一百万里拉的赢利。
伏尔泰跟几个朋友一起，投入了他从父亲处继承来的财产和借来的钱，几乎买下了全部彩票。这次彩票是由财政大臣发起组织的，他对彩票迅速售完十分满意，但当他看出了这一对国家不利的错误时，他不想支付利润，将此事闹到了国务委员会，指控伏尔泰和他的朋友们是骗子。虽然事情发生在诽谤专制很多的时代，国务委员会还是裁定国库必须支付。伏尔泰的一份达五十万。
时隔不久他取得了第二次大成功。洛林公爵创办了一个股份公司，当时，投机在法国时髦一时，由于所有人都准备参与股票投机，规定这一股票只卖给洛林人。但伏尔泰还是想办法弄到了一批股票。他机灵地充分利用了他的名字。他当时还不叫伏尔泰，他的名字阿鲁埃(ArOuet)跟一位洛林地主阿罗埃(HarOue)的名字相似。这些股票很快带来很高的赢利，伏尔泰高兴地说道：“我几天之内就使我的金子增加了三倍。”
他将他的钱投入了不同的行业，如造船业和做粮食生意。除了他的作家收入和法国宫廷(至少一段时间)支付给他的高薪之外，他主要从事发放终生年金的生意。这就是说，他将大笔钱借贷给他的贵族朋友们，收取利息。由于他精于收取利息。赢利也很大。仅以1749年为例：五十五岁的他从他的债务人那里收入了一共近三万里弗拉。还有巴黎城以百分之五、六借贷的一万四千里弗拉。宫廷官员们贷的三万六千里弗拉。他的粮食贸易一万七千里弗拉。父亲的遗产四千里弗拉。另外还有无数小生意包括剧场和书籍创作共三万里弗拉。这一年的收入就在十万里弗拉左右，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万马克。
伏尔泰这位哲学家擅长到处赚钱。埃米丽·杜·夏特莱死去之后，他厌倦了法兰西，当他接受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邀请前往波茨坦时，他以六万里弗拉卖掉了他的法国侍从官的头衔。他也不是白去普鲁士的，他前去的条件是腓特烈大帝答应支付他二万里弗拉的年薪。他的钱生意当然在继续进行，但他有时也不得不承受损失，甚至是大损失，有一回他在粮食贸易上一下子损失了(按今天的价值)十三万马克。伏尔泰虽然是个守财奴，但也有慷慨的时候。他送给他的两个侄女各十万马克的嫁妆。他花了很多钱维修和装潢西雷宫，他跟他的“美妙的情人”埃米丽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这宫殿不属于她而属于她丈夫。
在波茨坦期间，伏尔泰也不放过任何能挣钱的机会。但从事萨克森国家公债投机的一笔生意失败了。这本来能轻易地带给他大笔利润的。按腓特烈的安排，这笔国家公愤应由战败的萨克森以票面价值用金子付清，前提是那些持有这种国家公债的人必须是普鲁士国民。伏尔泰发现有利可图，因为公债的实际汇值比它的票面价值低许多。因此他委托柏林的银行家希尔施，为他购进价值五千五百法郎的萨克森公债。他想在普鲁士将它们换成金子。可后来伏尔泰和希尔施之间起了纠纷，一直闹到法庭上，从而弄得这一非法生意众所周知了。腓特烈大帝对他的哲学家大失所望；他告诉他姐姐说：“这桩生意是一个流氓想欺骗一个骗子。”他相当愤怒地给伏尔泰写道：
“我很高兴在我这里接纳您。我器重您的精神、您的才能、您的知识，我以为一个您这种年龄的人，厌倦了跟作者们费力地打交道、争争吵吵，来此是为了逃进一个安静的港湾。您却跟一个犹太人做起最卑鄙的生意。您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这件萨克森公债的事在萨克森家喻户晓，使得许多人尖刻地向我抱怨，说到我，在您来这之前我一直能保持家里平和，我警告您：如果您喜欢搞阴谋和勾心斗角，那您在我这里是找错地方了。我喜欢友善客气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不会受大喜大悲的激情影响；如果您能决定像一个哲学家那样生活，我将很高兴在我这里见到您。”
伏尔泰当时在波茨坦生活了一年半，他又呆了一年多，才跟腓特烈大帝真正决裂。但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而是由于伏尔泰对深受腓特烈大帝器重的普鲁士科学院院长嘲笑得太过分了。可是，当他：1753年相当仓促地离开普鲁土时，经济问题还是起有作用的：伏尔泰还跟那位普鲁士国王通了一封信，因为他认为，腓特烈大帝欠他一部分薪水和旅费。
伏尔泰在艾尔萨斯小住一段时间，很快就移居瑞士，因为他相信只有在那里才不会受到政治迫害。1750年，他就在日内瓦附近买了一块田地，他称它为“乐园”。六十一岁的他跟他的寡居的侄女黛妮斯夫人定居在那里，以当农场主为生。
伏尔泰拥有二十座庄园，共约一千两百个仆人，他自我感觉像个一国之父；他为这个国家操心，关心司法、学校，关心就业问题，关心工人们的住房。他写道：“我在一个共和国里创立了一个美丽的王国。”但他在那里也收税。
这位自称伏尔泰的弗朗修斯·阿鲁埃，作为哲学家他是启蒙主义运动理智思维的完美化身，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商人。当他(于83岁高龄)去世时，他给他的侄女黛妮斯夫人留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按今天的买价算，总共约有数百万马克。
马克·吐温属于近代挣钱特别多的作家之一，他1876年创作了《汤姆·索耶历险记》，八年后又创作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他跟金钱和财富的关系有些病态：一方面他总是对他的国人只追求钱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梦想着过百万富翁的生活。二十五岁左右的他给美国最富有的人、独手起家的科奈留斯，番得比尔特写了这封公开信：
“可怜的番得比尔特!我非常为您遗憾，而且是真诚地为您遗憾。您是一个老人，本来应该休息了。可您还得努力拼搏，否认自己，让自己无法安睡，获得心灵的安宁，因为您缺不了钱。我一直对像您这样一个被贫穷逼到如此地步的人抱有同情。请您别误解我，番得比尔特。我知道，您有七千万。但我知道，您也明白，带给我们幸福的不是财产，而是对自己拥有的感到满意：这才是幸福。只要某人一定需要一笔特定的额外的数目，这人就不富裕。七十个七千万无法让一个人富裕，如果他的心永不满足的话。我刚刚富得能从您的马厩里买下最廉价的马儿，但我不能严肃真诚地发誓，我需要更多的。因此我富有。可您呢!您有七千万，您需要五亿。您正在为此受苦。您的贫穷是种可怕的东西。我认认真真地告诉您，想到那个我缺少四亿三千万的可怕念头，我连二十四小时都没法活。您可悲的贫穷令我的心灵无比压抑，如果您现在到我家来，我会主动送您十个美分……”
马克·吐温也同样幽默地给资本家约翰·D·洛克菲勒、约翰·P·摩尔根和约翰·瓦纳迈克写去了信，他给他们提了一个如何能解决美国贫穷问题的建议，他建议道：应该将穷人们加工成香肠和肉罐头，然后卖给食人肉岛屿上的土著居民。这样既能提高美利坚合众国的出口，又能消除贫穷，到头来一举两得。他认为大资本家包括美国人的“金钱欲望”是不道德的。
可没过多久他为他的自传写道：“一年前我还感到满意，除了我本人，美国土地上再没有一位诚实人了。可如今这一例外也没有了，现在我相信，全美国找不到一个诚实的人。我保持这一记录很长时间，直到今年一月份。然后我深陷了进去，像洛克菲勒、卡耐基、几个高尔德和番得比尔特和其他的职业骗子一样，骗了国家的税，就跟这整个社会里最不讲道德的人一样。我相信，当事关美元时，美利坚合众国的所有人都是腐败的，妇女们除外。”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为自己和他的家庭修建了一幢有十九个房间和五个浴室的大房子，花巨款进行了装修。那座新哥特式建筑今天被用作马克·吐温博物馆，他充满骄傲地说：“那是自古以来最富丽堂皇的房子。”可生活在那奢华的大理石地面、波斯地毯、昂贵的威尼斯家具、他布置得到处都是的博物馆式的塑像之间，他真的满意吗，他年轻时就想作为掘银人一下子富起来，他会不会还一直想这样呢？
投机热也影响了他。他创建了一家出版社，后来几乎倒闭。更主要的是他总是将钱投进发明里，不仅仅因为他着迷于技术，主要是机器的更新，而是因为他希望，这些投资有一天能收回来。他投资了相当大的数目，比如说1888年，他五十三岁时，投资了四万六千美元，1890年单为一台排字机每月就投入四千美元，为了开发它他总共投入了不下二十万美元，直到他最后被迫承认，他投资错了。
这种错误投资当然不可能对他的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年近六旬的他负债累累，他妻子的财产、他的作品和文章的不可说不可观的收入全没了。于是他又从头开始。他前往澳大利亚做了一次长达十三个月的学习旅游，旅途中创作出了《沿着赤道》的旅行日记，挣了很多钱，让他终于可以偿还他的债主们了。马克·吐温一生的最后几年虽然不太富裕，但也有足够的收入。
(摘自《天才秘事——伟人们的小小弱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定价：18．00元。社址：上海福建中路193号，邮编：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