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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一篇佚文：《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作者：梅绍武
1930年，父亲率领梅剧团访美演出，带去了齐如山先生事先主编的几种宣传品，诸如《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梅兰芳歌曲谱》、《剧目说明书》以及两百多幅戏剧图案等，这些资料均由当时的名家梁杜乾、周景福、陈福田、孙子明、贺渭南诸位先生译成了英文。后来，梅剧团到了美国，旧金山有一位叫欧内斯特·K·莫(Ernest K·Moy)的先生又编纂了一本题为《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The Pacific Coast Tour of Mei Lanfang)的英文专集，内收多篇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生平及艺术表演的文章，为首一篇则是胡适先生撰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MeiLanfang and The ChineseDrama)，此文未见于前述的几种宣传品内。该专集末尾还附录了梅兰芳首次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名单。
近日，我翻阅《胡适文集》，没有查到胡先生那篇文章。胡博士当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力主废弃旧制，而《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这篇英文文章却写得相当客观，间或还有赞美之词，如今看来，颇有历史文献价值，我遂不揣冒昧地把它译出。据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之体'的文章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平铺直叙的白话文。"但愿拙译还够得上胡适之先生常爱说的"accepfable(过得去)"的标准。译文如下，请方家指正：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在历史上，中国戏剧的成长是受束缚的，它至今还没有摆脱那种跟乐曲、歌舞和杂技的传统联系，尚未形成一种说话自然、表演自发的戏剧。这都是无法也无须否认的。
然而，这种在成长中受传统束缚的事实，倒会使戏剧史研究者对中国戏剧更加感到兴趣，因为当今世界上哪里也看不到今日中国舞台上那样生动地展现戏剧艺术缓慢进化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那些废除不了的遗迹。你会在那里看到种种历史上的遗形物都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给保存并贯彻了下来。你会发现华丽的净角脸谱犹如面具，舞蹈具有传统的常规惯例的节奏，战斗场面出现杂技，几乎每出戏都有独白，伊丽莎白时代和前伊丽莎白时代舞台上那类象征性布景也由道具管理员安排得十分得当。
不用说，这种历史上的原始风格并非与艺术上的美互不相容。正是这种艺术上的美经常使原始的常规惯例持久存在而阻碍它进一步成长，而也正是这种戏剧发展和戏剧特征的原始状态更经常地促使观众运用想像力并迫使这种艺术臻于完美。这两种现象在中国戏剧中都得到了明显的证明。
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他那些(由笛子伴奏演唱的)昆曲剧目呈现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戏剧，而他那些由环珴琳般的胡琴伴奏演唱的皮黄剧目则展示上一世纪的俗剧。前一种中国剧是十七世纪的一些文人学士写的，由于内容比较丰富，意念更加雅致，如今已不再为广大群众所懂得，较通俗的皮黄剧便由此而兴起。但是，梅兰芳演出的一些早期剧目却具有重要意义。譬如，《思凡》一剧从头到尾是一出独唱剧，剧本读起来就像罗伯特·布朗宁描述的一位中世纪僧侣画家在寺院斗室里的心理活动那首戏剧性诗篇。这一时期的另一出戏《贵妃醉酒》则是一系列艰难而精美的舞蹈。在这些和其他剧目中，你不仅会看到这种旧剧中一些独特技巧的艺术展现，而且也会发现这种古老的贵族戏剧逐渐消失而由较通俗的皮黄剧所取代的原因。仅有诗和美是吸引不了一般的普通观众的。
皮黄剧则来自人民；梅兰芳先生的一些朋友近年来竭力在创作不少以他为主角的皮黄剧目。《群英会》是出自大众舞台的，但《木兰从军》和《千金一笑》却是新近的创作。
这些友好的剧作家大都是些旧文人，从没受过西方戏剧的影响。所以，梅兰芳先生这些新剧是个宝库，其中旧剧的许多技艺给保存了下来，许多旧剧题材经过了改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
梅兰芳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望。在他那些博学多识的朋友协助下，他已经建立了一所中国戏剧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次出外远行所加的必要限制，使他不得不轻装上阵，并且对他的剧目多多少少做了些修改。不过，这种修改是依据他自己丰富的艺术知识完成的。他和他的朋友们为这次访问演出所准备的许多中国戏剧图表和其他解释性资料，对研究世界戏剧艺术史发展的人士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
这里需要对文中所说的"遗形物"略加解释。早在1918年，胡适先生便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过："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Survivals of Rudiments)。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作'遗形物'……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他仍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过许多幼稚的阶级(段)，如和歌(Chorus)、面具、'过门'、'背躬'(aside)、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的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中国人的守旧性最大，保存的'遗形物'最多。"显而易见胡先生当年是主张废旧剧而以新剧(话剧)取代的，但是试观这篇写于1930年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态度和语气却显得缓和多了，他似乎觉得旧剧(京剧)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大可推荐给外国观众看看。
不仅如此，胡适先生还拿昆曲《思凡》一剧与英国19世纪中叶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一首诗作了比较。该诗似为布朗宁的诗集《男人和女人》中那首《教兄利波·利比》(Fra Lippo Lippi)，其中描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一位僧侣画家，他充满活力和想像力，崇尚人和人体美，夜间在地下斗室里冥思苦想，喁喁私语，黎明时分逃离了沉闷的寺院，投入活跃起来的城市。傅斯年先生当年在那本同一期的《新青年》刊物上也发表过一篇题为《戏剧改良各面观》的文章，历数了旧剧种种缺点，认为该当废除，可也同样称赞了《思凡》一剧，说"我在旧戏里想找出个和新思想即合的来，竟找不出；只有昆曲里的《思凡》还算好的：看起来竟是一篇宗教革命的文章，把尼姑无意识的生活，尽量形容出来……一个女孩儿，因为父母信佛，便送到庵里去，自己于佛书并未学过，佛家的宗旨，既然不知道，出家的道理，更是不消说，却囚在那里，如同入了隧宫一般，念那些全不懂得半梵半汉的佛经；什么思凡不思凡，犹可置而不论，只这无意识的生活，是最不能容忍的：跑下山去，也不过别寻一个有意识的生活罢了。'只因俺父好念经'一段，下至'怎知俺感叹多'，把这个意思，形容尽致。所以就这篇曲子的思想而论，总算极激烈的。"东西方的一剧一诗用的都是主人公独白形式，一尼一僧皆都不甘空门寂苦，向往人间美好，最终逃离樊笼，情节颇为相似。这项比较，借用《玉堂春》里的一句台词，真是"比得，比得的!"也可说是中国早期比较文学里的一个典范。适之先生不愧为近代中国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上世纪廿年代，父亲经常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家中接待仰慕他的外宾。欧奈斯特·K·英先生编的那本专集里就在介绍梅兰芳生平事迹的文章里提到"那些赞赏梅兰芳表演艺术的西方人士中包括世界各式各样的游历团，这个队伍甚至扩展到这样一些知名人物，如奥地利小提琴家费里茨·克莱斯勒、英国作家萨默赛特·毛姆、瑞典王储夫妇、美国威尔逊总统夫人、约翰·杜威、伯特兰·罗素等。"杜威博士当年来华讲学时，我料想必定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陪同他观看梅剧、拜访梅寓的。父亲后来计划访美演出，想必也请教过胡博士。据齐如山先生的《梅兰芳游美记》中记载，梅剧团在上海码头登船时，曾有大规模的欢送会，到会人士中有胡适先生。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一代宗师梅兰芳》大型画传中收有当年两张图片，一张是上海各界人士欢迎梅兰芳访美载誉归来的合影照片，胡适先生手握烟斗也出现在第二排行列中；另一张是上海各界人士1930年7月19日假座大华饭店为梅兰芳访美归来举行欢迎会的请帖，40多位主人名单中，胡适和徐志摩也名列其中。胡先生自1927年5月起在上海住了三年半，1930年11月返回北京又任教于北大。查《胡适日记》，1928~1930年一卷内有四处提到了我父亲，兹录如下：
1928年12月16日
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
1930年7月25日
梅兰芳先生来谈在美洲的情形，并谈到欧洲去的计划。我劝他请张彭春先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
1930年8月24日
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
1930年10月13日
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这足见梅胡二人之间的交情是蛮不错的。
再看那份梅兰芳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名单上，杜威博士的大名霍然在目。齐如山先生在他那本书里记述了杜威博士在纽约设宴欢迎我父亲的情况，主客合起来共有50多人，美方参加者都是大学教授或老博士，大家都对中国剧和我父亲的表演艺术极为赞美，并向他详询中国剧的组织和特点；杜威博士说："这次美国人得以瞻仰东方文化，大家都非常愉快。我时常想把高深美妙的东方文化搬来，让美国人看看，但是苦于我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只仗笔来写写，嘴来说说，此外更没有别的好法子。现在竟得梅君亲来表演，实在是件最痛快的事了!我不但为梅君成功庆贺，我真是为东方文化庆贺，借梅君之力，得以把它的美点宣传表现出来；又为美国人庆贺，借梅君之力他们得以瞻仰最高尚的东方艺术。那么梅君沟通两国文化，联络两国的感情，其力量真是大极了，佩服佩服!"老师都捧梅兰芳，无怪乎学生也写了篇文章，助梅一臂之力了。恕我在这里用了胡适之先生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论证方法。
2002年12月写
(摘自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第二集。该书年内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