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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巨骗到ＣＥＯ
作者：弗兰克·阿巴那尔
生活中总会有欺诈伴随，消极无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做出抉择--是让欺诈控制我们，还是我们将欺诈控制住。
童年的经历
我不是从贫民窟的生活中挣扎出来的。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威尔区出生并长大。我在上10年级的时候智商为140，并有精确而持久的记忆力。我父亲在曼哈顿地区做生意，他的工作地点位于第40大街和麦迪逊大街路口街角处。他是纽约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总裁，也是纽约市的共和党主席。因此，我来自一个富有家庭，我家在当地颇有影响力。
我们家有4个孩子，而我的父母在结婚22年后决定离婚，那一年我只有16岁。当时，我哥哥在学航海，我姐姐在一家私立寄宿学校上学，一个弟弟那时还一点儿都不懂事。父母离婚对16岁的我压力很大，我要决定到底跟父母的哪一方，我必须做出决定。而我发现16岁时出逃很容易，于是我就从家里跑了。
离家出走以后
决定出逃后的一个下午，我拿了家里一些东西，装在一个睡袋中，沿着铁路一直走到了纽约市。我父亲在纽约有生意，所以我对纽约市区很熟悉。
我离家出走时从家里带的东西里面有一本支票簿。在家的时候，我14岁就有了一个支票账号，账号上有几百美元。所以我在纽约常常开支票来弥补我的收入不足。10美元、20美元、这钱真好，支票真好。在我把200美元的钱用光以后，我不停地开支票兑钱，因为这样来钱快。当然那些支票很快就开始被退票了。
支票退票事件使我开始考虑离开纽约。
免费享受飞行员待遇
一天晚上5点的时候，我边琢磨着事边走着，路过一家有特色的老牌旅馆--科莫道尔宾馆，刚好从门里走出了几位东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忍不住停下来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拉着身后的行李走着，有机长、副驾驶、飞行工程师以及四个乘务员。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激起了我的想像力，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人登上小客车。
当这辆小客车开走后，我在心里想：对了，如果我能够装成一个航空公司飞行员，那样我就能免费周游世界了。如果我能到处乱转，就可以到处兑换我的支票了。我又沿着街道向前走了一会儿，抬头一看，那里正好有一座泛美航空公司的建筑。我想，这真是一家最好利用的航空公司，是国家航空公司，周游世界的航空公司。于是，第二天我就给泛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打了电话。
结果，我没付任何钱就得到了一套飞行员制服，我又自己做成了一张漂亮的身份卡。
泛美航空公司称，我在16岁至18岁期间免费乘机飞行了近200万英里，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显示我到过83个国家。但泛美航空公司又说："请大家记住，尽管弗兰克·阿巴那尔装成是我们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都没有上过我们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事实。我从来没有乘过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我总怕有人会问我："我就是旧金山基地的，我干了15年，怎么就没有见过你呢?"因此我总是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
每次下飞机后，我走到泛美航空公司的票务柜台，泛美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看到我过去就会抬头问我：
"对不起，我能帮你吗?"
"我们在芝加哥这几天住在哪里?"
"你们可以住在市内的希尔顿酒店，你可以乘楼下的航空公司乘务员专用班车。"
我会乘车到市内的希尔顿酒店，住上2～3天，泛美航空公司会支付我的房钱和餐费。泛美航空公司总也发现不了，因为他们是按照团体付账，不是按照个人名单付账，这样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反正有泛美航空公司的人付饭钱和房钱。
后来我发现，我还可以在酒店里将我的支票兑换现金。航空公司与酒店签有协议，只要身份卡没有问题，酒店可为每个航空公司员工兑现100美元。此外我还发现，每个航空公司可以为其他航空公司的雇员提供100美元的个人支票额度，现在这种航空公司之间的互惠协议仍然存在。
发现这一点以后，我会到肯尼迪机场的每个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逐个兑换现金，从头到尾转一遍，要整整用掉我8个小时。8个小时以后又怎样了呢?服务小姐换班了，柜台后面都是另一拨人，我会重新再转一圈。我这样弄来很多钱。18岁时我不再这样干了，原因是联邦调查局发出了逮捕证，逮捕约翰·杜，罪名是跨州支票欺诈。这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失误了。签发约翰·杜的逮捕证，说明联邦调查局不知道我的身份。在逮捕证上，联邦调查局说我的年龄约28岁，可那时我才18岁。就这样，我有了很多钱以后，把那身制服收了起来，搬到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去了。
当上"儿科医生"
18岁时，我弄到了一份挣工资的工作--佐治亚州一家医院的一名"儿科主治医师"，并在那里"行医"一年多。我本来想当一名妇科医生，可在18岁时，我懂得实在太少。
很多人说，在你混的那些事情中，当医生是最难的。其实相反，当医生是我做过的最容易的事。
我还记得我当班的第一个晚上，一个护士在大约凌晨2点的时候在楼道里拦住了我：
"听我说，大夫，我知道你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没干过这些，但按照佐治亚州法律规定，你必须在每班结束的时候填写值班记录。我把记录本给你留在护士台上了。"
"谢谢你。"
我走到护士台那里，打开记录本，医生们的草书我一点儿也看不懂，我也写不出一个字来。我想如果我规规矩矩地写一些外行话，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是个骗子了。因此，我胡乱地划拉了三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只是乱划拉。我很担心护士会回来，问我是否一切正常。结果，没人过来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
另一件我没有做错的事情是，我在当班时，常常有人来叫："威廉姆斯大夫，请看急诊，看急诊。"我一直害怕被叫看急诊，我根本就害怕见血。
"你是找我吗?"
"对不起，打扰您了，大夫，有急诊。"
我不知道那是心脏病、腿骨折，还是什么事。
"先生，我建议由你来负责处理这个病人。"
然后，我开门就走。我那时是医院里最受尊敬的住院医生，因为只有我让实习医师什么都做。护士们不太喜欢我，因为我总骚扰她们，那是因为她们的年纪和我差不多。
我在那里干了一年，整整12个月，没有人发现我是个假大夫。
屡骗屡胜
19岁时，从来没有上过法学院的我，参加路易斯安那州律师协会的考试，并通过了州律师协会的考试，成为一名注册律师。在我还不到19岁时，我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官。
20岁时，我成为犹他州杨百翰大学的教授，杨百翰大学是摩门教大学，而我本人却是天主教徒。我教了两个学期的博士课程，那些摩门教徒可能一直都没有醒过梦来，尽管他们现在渐渐地明白了。
在到达法定饮酒年纪前，也就是在我21岁前，我已经是双倍的百万富翁了，我曾在全美国50个州及世界26个国家签了价值250万美元的假支票。
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天，我走在芝加哥的街上，数着我兜里仅有的5张20美元的钞票。在我数钱的时候，我注意到路边有一家银行，于是我停下脚步，心想：我要进这家银行，用这100美元开一个支票户头，用那张伪造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身份卡开个户头。两周后，这家银行会按身份卡上的名字寄给我200美元的支票。凭借伪造的身份卡，我总能提取出现金来。
就这样想着，我走进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在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帮我开新户头的小姐过来对我说：
"这是您100美元的收据，还有几张临时支票。我们会在10天左右给您寄去正式的打印支票。"
我总是心里好奇，禁不住多问几句：
"对不起，再打扰一下，我发现你还没有给我存款填单。"
"哦，先生，不用，在您的打印的支票簿后面会附着存款填单，上面印好了您的名字、地址、账户号，约10天左右就会给您寄去。"
"我知道了，可如果我明天下午就想存钱呢?"
"先生，没问题，看到大厅那边的台子吗?上面有各种填单，您可以过去取一张空白存款填单，写上您的名字和我给您的账户号码，以后打印好就不用手写了。"
于是，我就走过去，从架子上拿走了一大沓空白存款填单，根本没人管。
我回到宾馆房间，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半夜起来打开灯，看着梳妆台上的一大沓空白存款填单，心里乱琢磨。天亮以后，我心里想："这样不知道行不行。"我找来一些磁性墨水，就是银行打在存款填单上的那种磁性墨水，在存款填单上面打上我昨天得到的支票账户号码。我再次回到银行，将这些打上号码的存款填单放回我前一天拿存款填单的地方，这样，每一个往支票账户存钱的储户把钱都存到了我的账户里。在一天之内，我就有了约40000美元，不用说我把这些钱全提走了。
我还曾到过位于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准备搭乘航班。那时是差一刻夜里12点，我发现整个机场都关门了。售票柜台、汽车出租柜台、礼品柜台都没有什么客人。我走近一个柜台问：
"对不起，你们还没有关门吧?"
"先生，实际上我们已经关门了。波士顿国际机场位于市中心，受政府的噪声管制限制，所有的喷气客机都在半夜以后停止飞行，最早的航班是早上6点半。"
我坐在那里，没事可干。忽然发现那些关了门的所有售票柜台、汽车出租柜台、礼品柜台都将他们一天中收到的现金放进一个大银行钱袋内，袋子像个挂包。他们会放下袋子，拉上拉锁，再锁上，然后把包拎到登机楼处的银行，用钥匙打开夜班保险箱的专用开口，把钱袋丢进滑道里去，在确认钱袋滑下去后，关上开口门离开，这时会有其他人走进来存其他的钱袋。
发现了这一点以后，我便有了主意。第二天我又在差一刻夜里12点时来到了这个机场，只是这次我穿上了一身保安制服，做了一个漂亮的标示牌，上面写明"夜班保险箱故障，请将钱袋投给值班保安"。于是，每个拎着钱袋的人都出来将他们的钱袋扔到我指定处。在他们扔钱进来的时候，我坐在一旁心里还想："可笑，夜班保险箱怎么会出故障呢!这简直就像有人在邮筒上贴块牌子说邮筒出故障一样。"我还是像以前那样骗人，但这回骗了很多钱。
转运于三个国家的监狱
你们知道，一个罪犯迟早总会被抓住的。我也没有例外，最终也会是这个结果。我在21岁时被抓住了，是在法国一个叫慕第尔的小镇被法国警察抓住的。有26个国家给我开了逮捕证。法国政府称："我们准备起诉他，将他关进监狱。等他在我们这里服完了刑，谁还要起诉他可以轮着来。"
我被关在一个距西班牙不远的法国的叫"佩皮尼昂"的城市监狱。监狱建于17世纪。我被完全脱光，全身赤裸，被带到一扇有挂锁的钢制大门处，大门里往下深30厘米处就是他们所谓的"法国牢房"。
一间"法国牢房"是1.5×1.5×1.5米的小屋子。我的身高就有1.8米，因此在那间牢房里，我根本就无法站直，躺平也是不可能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水桶。关上了大门后，里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只能在那只水桶里大小便，没多久大小便就溢出到地面上了。尿液刺激得皮肤难受，我又喊又叫，叫嚷着要离开，使劲地砸着门。但我很快明白，不管怎么砸门、怎么喊叫，再也不会有人给我开门了，连来看一下的人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连吃的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就只能在黑暗中吃着那些东西。我体重由90千克减至50千克，还得了两次肺炎，差一点儿死在了那里。我就这样在那里被单独关了整整6个月。
6个月内没有洗澡，就睡在自己的在地板上的排泄物上面。我最后是像被放在桌子上的一条狗那样被抬出去的。他们为了给我冲洗干净，拿水管浇我，把我冲倒。我病得很厉害，他们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推上轮椅，就这样我被推出了监狱。我被告知我的刑期原本是一年，但法国政府延缓执行了6个月的刑期后，将我驱逐出境，并将我移交给瑞典政府，因为瑞典要求引渡我。我被移交给瑞典的警官，在到达瑞典24小时内就被送上瑞典的法庭。法官认为我的身体条件无法承受审判，于是他宣布送我去医院治疗，并被延期2个月审判。我从医院出来后，被瑞典的法院判处伪造罪，刑期一年。我在瑞典的马尔墨的监狱待了半年之后，再次被驱逐出瑞典交到美国联邦法院，这是第三个引渡我的国家。就这样，我被引渡回到了美国。
在转运途中，我曾借上厕所的机会溜走。但几个星期后，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机场我又被抓住了。
在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所等待判决时，我骗狱警，让他们以为我是一位监狱督察员而再次逃跑。这次逃跑仅仅维持了一个月，我终于又被抓住了。
我被联邦法院指控为跨州使用伪造支票罪，最后是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北区的美国联邦法院被审判的。因为我给亚特兰大造成了较大损失。我在亚特兰大假扮了一年的医生，还有我从亚特兰大拘留所逃走的小插曲。无疑，那里被认为是审判我的最好地方。
审判我的法官说："阿巴那尔先生，我必须承认，我感到你的案子很令我为难，因为你干那些犯法的事的时候，你还是个未成年人。你被关进了法国的监狱，又被送到了瑞典的监狱，因为一项罪行而被惩罚了两次，或许我应当说这些惩罚已经足够了，应当送你回家了。可那样做又有些不公平，因为你诈骗的数目太令人吃惊了。真难以想像一个未成年人能骗来250万美元，那是一个专业犯罪集团都难以做到的。因此，从长远看来，最好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判决你。我在此判决你在联邦监狱服刑12年。"这12年包括：7项诈骗及逃跑判10年刑期，一项逃跑判2年刑期。
弗兰克·阿巴那尔在服刑期，因无偿为联邦政府提供服务，并协助联邦执法机构工作，5年后被假释。出狱后，阿巴那尔成立了自己的反欺诈公司，年营业额已达1500万美元。他开发的管理教程被全世界23个国家、9大银行系统和美国超过14000家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执法部门广为采用。现在他已成为受人尊敬的防支票欺诈、防支票盗用、安全文件专家，美国CEO俱乐部成员。并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与妻子和3个儿子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摘自《谁能抓住我--从少年巨骗到ＣＥＯ》，长安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邮编：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