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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短句,亲爱的》梗概

作者:何晓棠











  彼埃蕾特·弗勒蒂奥,曾在巴黎大学专攻英语及英国文学,后曾长期在美国任教,现居巴黎。她于1974年开始写作,著十多部作品,有的作品在法国获得文学大奖。《要短句,亲爱的》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法国文学入选作品,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发现母亲老了。她一向为人活跃、好奇。我们以为她能对付孤独,但不行。我们给她请了一位女大学生做伴,两年后,姑娘回国了。母亲变得不爱出门,与邻居的交往也越来越少。她身体也越来越糟。慢慢地,我们一家被阴云罩住。我又开始狠命抽烟,当医生的弟弟日益疲惫不堪。我们和母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讨论。而她什么都粗暴地拒绝。她使我们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母亲再也不能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了。她在那里失去理智。我们则在生活里失去主心骨。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养老院。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使我们吃惊的是,她独自一人,迅速地卖掉了她的房子。她像一个勇敢的士兵,身后的土地烧掉了,依然勇往直前。此后,她在养老院买了一套两居室,住了下来。从此,我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探望生活。从此,我的生活就像母亲居住的这座城市一样,被罩上了一层玻璃纸。在这里,我和母亲与这层玻璃纸展开了顽强而又痛苦的斗争。
  养老院其实是一所寄宿学校,在布满皱纹的老脸下面是些小姑娘、少女,她们必须按照新方式重新塑造自己。
  “在这里,亲爱的,只有外表重要。”母亲说。
  外表就是指服装、珠宝。
  我在这里看见的只是年老的女人,我想像不出她们居然也有争斗、敌对、统治和诱惑的关系。
  我对她说:“你也有珠宝呀。”
  她那张恼火与不安的脸立刻开朗了。她从卧室里拿来珠宝匣,掏出所有的东西,外祖母的结婚戒指、一长串项链的残余。每一件东西都有丰富的含义,她按同样的顺序,用同样的语调和感叹追述它们的历史。我和她一起沉浸在往事中。
  “瞧,这些耳环,我要拿去修理修理。”她说。
  “你别戴。”我说。
  “要戴,在这里必须戴。”
  这就是说她蔑视这种无意义的显摆,但迫于养老院的气氛又不得不戴,在这里她不得不违心地生活,而使用死者珍贵的纪念物几乎等于对他们亵渎,使用它们是为了震住养老院里珠光宝气的老太太,为了养老院的院长。我很生气。
  尽管对于黄金纯度和珠宝的其他细致问题我一窃不通,但我还是决定给母亲买一条金项链过圣诞节。弟弟表示同意,并且很高兴这一次由我操办。
  母亲喜不喜欢礼物?今天我想弄清这个问题时,便进入了错综复杂、似乎没有尽头的迷宫。我必须往上追溯好几代,考虑社会学因素和历史因素,必须……其实只需要简单的直觉和更多的爱,那种在母女间似乎不可能的爱。
  母亲是一团错综复杂的乱麻,夹杂着好几个层次的文明,它们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她要用强烈的、令人眩目的光去照射它们,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探测的、古老的阴影,她同样激烈地否定它。母亲是插入我心中的一个谜团,是我的基座和我最大的困惑。
  我们把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她把项链给院长先生看。她那么瞧不起首饰一类小玩意的人,在与无情裹住她的玻璃纸相抗争时,项链成了她可怜的武器。
  一天早晨,很早她就把我吵醒了。她穿着最旧的晨衣、最旧的拖鞋,光光的脚踝显得惨白。我为她煮了咖啡,跟她说话。我知道她需要的是说话,说说她的心事,别人不会懂的心事。
  我坚强时,会耐心地听,让阴云逐渐散去;当我软弱时,我一头钻进她的操心事中。我们发怒或是哭泣。最后,她说:“安静下来,孩子。”当我听见母亲真正的声音时,我立刻安静了。
  在周末稍晚的时候,我去弟弟和弟媳家。我在这儿重新发现了生活,我又感受到活力和生命。漂亮的弟媳说:“留下来吧。”我准备答应,然而我心里立刻响起了警告,仿佛我身上始终带着那条旧绳子扯动了我的心。我说:“我不愿意让母亲独自一个人。”我很快就回去了,回到重新凝滞的街道上,我母亲那座城市的街道上。这儿是一片乌云,和世界一样巨大。即无法拨散它也无法掀开它,这是她的死亡,没有解决办法。
  然而今天,从乌云中浮现了一件小小的心事,一件可以摸得着的、紧急的、小小的心事。连衣裙。她需要一件连衣裙。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从巴黎乘火车来。我开车来,为的是载着她逛商店。
  我很高兴能出去走走。走到街道和人群中,仿佛一切都正常。
  她5点钟就起床了,一直穿着晨衣,脸色阴沉。我对她的虚弱和精疲力尽视而不见,威胁强迫她穿上衬裙和长袜,然而要出去买衣服已经来不及了。我这个周末的胜利规模不大,只是强迫她下楼去饭馆。我已经满足了。
  也许有一天她会瘫痪,那么让她在床上坐起来就是胜利。
  母亲熟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她必须面对的是病痛的身体,像孩子一样被人照料,还有养老院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
  我给母亲请医生,一位年轻的、相当帅的男人。我希望他能给玻璃纸下带来新鲜空气。每两次中就有一次她不愿见医生。“他们什么都不懂,你知道!”这就是说对老年人什么都不懂。然而每两次中有一次她愿意见医生,这就是我们周末的大事。
  我等待的是一个学者,一个有技术的拯救者,而母亲等待的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医生来了,那个软弱、病痛、被玻璃纸罩住无法呼吸的母亲不见了。她的深色眼圈、白发、颤抖的手势,老年人这些可悲的烙印此刻具有了极大的魅力。她面颊微红,眼神敏锐,一副应付自如的神气。她和医生交谈、开玩笑,而我,成了多余的人。
  医生按照母亲的要求在药方上签了字,走了。母亲感到累,但很高兴。她没有赢得战争,但赢得了一场战役。
  除了面对医生,她还得面对其他一些人,比如说,理发师。她理发是为了我,为了我俩都高兴。我想去看一看她的那位女理发师。最后我在一间破旧的酒吧和一座老旧的楼房之间找到了那家理发店。
  我很生气,母亲并不穷,可她总丢不掉身上的旧日农民心态。她总是害怕明天,不相信明亮耀眼的商店。而她从前那又硬又黑又厚的头发下却已经露出了头皮。是的,在女理发师试图做好的卷发中间,头皮越来越明显,很快将不会有发卷,只有几撮稀疏的头发。
  母亲爱打扮,但通过我。我想起她曾用卷发钳给我做鬓角卷发。想起当别人夸奖我时,母亲骄傲的样子。而现在,母亲老了,对我的要求更高。她要求我代替她来表现女性,成为她的面孔,让她赢得她的战役。
  我在现代化的J.—L.D.理发店里做头,看见一位很老的仿佛被生活抛弃的女人倚着拐杖站在人行道上,她朝这个灯光明亮、活人忙碌的地方张望,我突然认出她是我母亲。
  她笑着走了进来,并与漂亮的女理发师说话。坐在椅子上,和理发店的头头讨论,女理发师对她一点也不拘束,甚至比对我更自然。临走时,母亲还夸了她。
  我非常困惑,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时,难道是我使所有的指南针都走了样?母亲独自干的不错,她并不那么衰老,并不那么一无所有。
  她会再去这家理发店,她将放弃原先的那位女理发师。我很高兴,她又成了我往日的母亲,喜欢现代性,依靠刚强的个性征服她想征服的人。
  有一天,弟媳邀请我们去做客。我们掀起了玻璃纸,走出了粉红色灰泥的养老院。
  我们要去的那座房子正面开向城里最漂亮的大道,房后是公园。房子里前厅摆着钢琴,琴上有翻开的琴谱,屋里的人来来往往,还有一大堆象征忙碌生活的物品:一簇簇钥匙、记事本、信封、税单、请帖、发票……
  我看见母亲挺直了身体,像抬起盾牌一样露出了微笑,像举起旗帜一样提高了声音。我也看见不安在她眼眶里跳动。
  但她成功了。她与孙儿私语,恭维儿媳,打听邻居的情况,看上去精神很好。只有一刻,当她找不到她的手提包和手杖时,她露出衰老和软弱的本来面目。但她很快又重新控制了大家的注意力,她以中学老师特有的敏锐与孙儿聊天,孩子被她征服了。
  在饭桌上,母亲出色地向我们演示了她讲故事的天才。那些遥远的往事在她特有的语言和手势中生动地复活了。我意识到她正努力把古旧的属于她的风景拉回来,她在使劲,她在用力,但这是无情的劳动。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她正在逐步被毁灭,被压碎,但她努力想继续存在,在这最后的战役中,她那么孤独,她意志坚强,可难以取胜。
  我们又吃又喝,最后弟弟一直把我们送到养老院。
  在养老院前禁止车辆通行的广场上,总有一群孩子在玩耍。
  他们一共六人,全是中国人。我发现母亲非常关注他们,尤其是那个只有五六岁的最小的孩子。
  他们玩骑自行车的游戏,而那个最小的孩子总也轮不上。母亲对此忿忿不平,“呵,这太过分了……”她叫起来。
  这个叫声使我吃惊。是的,仿佛母亲已经不再在玻璃纸底下,仿佛那罩着她的透明的裹尸布已经消失,从未存在过。她现在要为这个中国小男孩主持正义。“你不能任他们摆布。”母亲说,并且给了他一小袋维西糖片。
  母亲一贯全心关注自己的儿女,现在却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而这个中国男孩接受了收养,他挑选这位老妇人作他的伴侣、知己、律师与朋友。
  母亲能够在年龄之间的深渊上架桥,然后独自一人,靠着她那可怜的资源,冒险去到一个陌生的大陆(儿童、中国),去交流,去赠予,去接受。她,一个小小的农村妇女,竟对广阔的世界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对流亡者的困境充满同情。
  养老院里的人谁也做不到,我母亲做得到。我为她骄傲,我爱她。其他老人的财富是外表上的俗套,母亲的财富是内心的,富有个性。
  小男孩又来取他的糖片,并告诉我们,他长大了也会有自行车。母亲毫无保留地、坚定而热情地向他表示肯定。
  后来,我明白,糖片不是吃,而是去交换。是母亲的头脑启发了小男孩交易的手腕,多少块糖片换一圈自行车。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母亲的脑子并不老。
  母亲房间的走廊里有一个装着拉门的壁橱,里面都是她的裙衣。它们几乎都一样长,下摆的折边很厚,几乎都一个式样。母亲大概有一天决定了这个式样,作为她年老身躯的最后模型,以反映从此以后毫无变化的生活,直至死亡。在这种式样中,多余的装饰被逐步去掉,就像她积极的生活逐渐缩小一样。但我知道,她曾有过跳舞用的塔夫绸的裙衣,而她把它埋在箱底,就像把她厌恶的乡村舞会拒之千里一样。她没有如外婆所愿,穿着裙衣在舞会上找一个农民丈夫,而是念书,依靠自己的才智出人头地。
  我感慨万分地参观了母亲的壁橱,带着她来到商店,准备给她再买一件裙衣。
  售货员是个年轻姑娘,对母亲无与伦比地耐心,她们谈得火热,显然,母亲又开始了她可怜的战斗,她付出巨大的努力是为了得到女售货员的尊重,像有资格的顾客一样受到照顾,她的裙衣,将在养老院这片老年人的领地上,当她的胄甲和临终圣体。
  我看出母亲已经很累了,连忙尽快地帮她从一堆衣服中,挑选了一件。而这件经过顽强而疲惫的寻求才求得的裙衣,和她壁橱里其他的裙衣几乎一模一样。
  人们对待年老的父母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希望他们过着健康的生活,参加运动,结交好朋友,身体好,不缠着你。所以当养老院的B先生敲门,说要带我们去参观养老院的地下休闲设施时,我非常高兴。
  这里有游戏室、图书馆,还有一个体操室。B先生热情地鼓励母亲参加运动员小组,并兴致勃勃地示范体操。而母亲,一辈子也没做过体操。最后,大家精疲力尽地回去了。
  “我老了,”她说,“你年轻。”她时时这样说。但这不是真的,我比她老,因为我还得从事职业,还得将老母背在背上。
  当我还是孩子,正在写作文,母亲在我身边,随着我手的动作而呼吸,“写短句,”她说。我每次涂改就喉头发紧,障碍过去了才放松。“好好写字母,别把字挤在一起”……
  短句、字迹规矩、清楚明晰。
  我的作文得了高分,她不安了。她希望我学科学,而我成了作家。
  我的头几本书令她十分失望。怜悯、鼓励、责备、赞赏,我使母亲太操心,而她又那么爱我。我是叛逆的女儿,我也是顺从的女儿。我信任自己因为一位母亲在关照我,我不信仰自己因为我受到一位母亲的关照。我坚强因为她珍惜我,我脆弱因为我珍惜她。
  如今她已不在人世,我的终点线变模糊了。我在想别的作家是否也得到过他们母亲的忠告。
  “小短句……”
  我们家没有音乐。对母亲来说,音乐就是田野的声音,树叶的声音,狗吠鸡鸣,脚步人声——自然地融于四季持续不断的音乐中的叠句。除了大自然的音乐外,其他任何音乐都是假的,让她不喜欢。
  然而,她却有一把曼陀林。它从未响过,我也从未问起。曼陀林里也许关着我寻找的歌,我母亲的歌。而我却在没有音乐的领土上徘徊。
  我偶然从一个远亲那里得知,母亲在去世前不久曾给她写信,里面引了一首歌的全文,并问她是否还记得。我再次陷入无尽的困惑中。
  养老院的大餐厅是一个考验场,那里有全体养老院的居民。必须在那里露面,以证明自己还挺得住。你在餐厅的举止决定你受的待遇。母亲每天接受两次考查。
  她要整理好头发,注意钟点不要迟到,甚至要我帮她扑点粉,然后拿上手提包——母亲迎敌世界的最后的盾牌。我们通过走道,上了电梯,来到大厅。我们顺利通过了升级考试,她稳稳当当地进入世界的大轮盘。她在生活中。
  我很钦佩养老院的这些女士,她们往衰老的皮肤上涂上光辉,这是勇敢,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我们这些从玻璃纸外面来的活人的照顾。
  我则假装没有看见B先生那张空荡荡的餐桌,因为在这儿,在玻璃纸下,这是绝对的秘密法则:死神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谁也不应该看它。
  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了。她躺在昏暗的卧室的床上,我的心无限地沉了下去。我站在窗户的亮光里,冲她喊“起来,起来。”这是一场没有规则、不讲人道的战斗,我怀着仇恨进行斗争,我拼命拉,母亲最后站了起来。我帮她穿上最新的裙衣,扶着她来到露天的广场上,在那儿,玫瑰挺立,阳光灿烂,我们暂时又回到了生活中。
  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和她来到殡仪馆,来签署葬礼合同。她向那里的人阐明她的来意:不给儿女留下繁重的负担。棺材,“和我丈夫的一样”。她像平时买东西一样,谈笑自如,我机械地赞同,什么也不再想。
  合同被装在一个小口袋里交给了我,我打电话告诉了弟弟。这份合同,在下葬期间,甚至在这以后,它都一直存在、影响着我。
  当接到那命中注定的电话,得知母亲大出血和昏迷时,真是晕头转向。以前家里的大事都是母亲在那里作决定、发指示,而这一次,妈妈不在,更糟糕的是,这次震动正是因为她,我们面对这最后的、最重要的考试,颤栗,惟恐不能胜任。
  她躺在医院的床上喘气,插着管子,还在输液。我守在她旁边,抚摸着她,在她耳边说:“妈妈,我在这里。”
  当我离开了一会儿再回来时,护士告诉我已经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弟弟却比我惊慌,他反反复复地说:“她真白。”他自己白得像裹尸布,而他见过那么多死人。
  母亲是穿着旧睡衣走的。她躺在棺材里,面容端正而轻松。头发梳得好好的,衣领干干净净,钮扣扣得整整齐齐。“我让你们体面吧,孩子们?”是的,妈妈。
  以前,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是她。她随时来电话,有时一大早。她丢失了一个文件,记错了日期,忘记交定菜单,收到一封信……每一件事,无论多么小。
  今天当电话铃响时,我不禁一阵紧张。她已经去世两年,但没有离开我书桌上的那个盒子。我的头一个思想,头一个颤栗,就是我就要听到她的声音了。她的声音在暗中缠住电话网,如果死人还留下什么生命能量的话,它一定是滞留在电话网中。
  在电话上,我害怕的不再是她的声音,而是另一个声音,一个陌生的声音,它告诉我她跌倒了,她没去餐厅,没去理发店,她躺在地上,小缕白发被血粘住,玻璃纸进入她的大脑,滑动,包围她。
  我知道,我写的这些事,你不会满意,妈妈。我也不满意。我很想去别处抖净身上的东西,我已经厌倦了我们,但只要你在这里就没有别处。
  我很少去墓园,我想你不会怪我,你说过,“这是装腔作势”,你规定“不要鲜花”。
  “小短句,亲爱的……别忘了,如果你想让别人看懂的话。”
  她的声音如此温柔,热情。
  我母亲:两个声音,两张面孔。我轮流听见和看见它们。我从来不知道用哪只脚和她跳舞,但她让我跳舞,谁也做不到她那样。
  她在我肩头上方,轻轻地喘气,和我童年时一样。
  不要鲜花,要小短句,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