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长者如斯 ——怀念张光年
作者：叶文玲
２００２年新年伊始，因一项难以推脱的邀约，我再度去了西安。
从西安回来须经洛阳，洛阳却是我必驻的地方。
洛阳有我的兄长叶鹏。鹏兄所在之地，是我生命的驿站。在他那儿逗留，一向都是无庸言说的。自从别离中原、自从鹏兄近年屡屡为疾患所累、几度在医生的手术刀下脱险挣出“鬼门关”后，每次兄妹聚首，我心底无时不涌起一种分外珍惜的情绪。此中感伤的成分，又是只能在心底默想而不愿说出口的。人生苦短也苦忙，一霎眼，鹏兄已是霜发满头六十过七的人了，而我自己也在蹉跎中迎来了“本命”的“马年”。
鹏兄却比我乐观，在很多事上。为我这突如其来的走访，为我仍是只能小住几日，他乐颠颠地张罗我在洛阳的“日程”。没承想，他安排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陪我去小浪底看黄河。
到小浪底看黄河﹖虽是暖冬，邙山毕竟寒风料峭呵。
终于还是兴致勃勃地去了，毕竟是去看黄河，毕竟是去看如今名声在外的小浪底啊
几十年来，小浪底工程几上几下，而今终于在世人面前凸现了它雄伟的姿颜。关于它在几十年中的风霜雨雪，我这个已成“外来客”的人，当然难以记得条缕分明，倒是有关它的逸事趣闻，成了我一路听闻的非常开心的笑料。
还想说的是，我毕竟做过二十多年河南人，对流淌中原大地的黄河，自有一种厮缠不去的情结。每当我站在她的身边，亲亲近近地看着阔别多年的她、近近亲亲地体会她的狂野豪放的气势时，那种与亲人久别重逢的战栗，就会霎时传遍全身。哦，黄河，风啸马嘶、天水奔来、浊浪滔天……长驻我梦中、永存我心中的黄河呵
可今天，奇了高天风和日丽，四周安宁静谧，被无数年期盼、被数不尽血汗改造后的黄河小浪底河段，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模样：宽宽大河，竟如清亮温柔的江南湖海袅娜悠悠
我惊诧不已了：黄河原来也有这样一副安宁清亮的形态黄河果然也有这样一副温柔宽厚的慈父神态!
鹏兄的学生租来了一条小游船，寒风料峭的冬日，这一天好像就是我们这条绝无仅有的小船，在慢慢地“悠”。
于是，慢慢“悠”在小浪底的河段上，我突然想起了光年老师。
以往也常常忆及光年老师，但是，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温婉绵长一幕幕地想起他，而且，是在如慈父般的黄河，在他安详宽厚的胸膛——小浪底上。
那一日，断断不是预感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微微惆怅——不久前，在京参加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会上意外地没有见到光年老师，原曾想过要去探访，只是会中匆忙和一时不便，竟未成行，听说他身体尚好，便大意地疏忽了。
没有预感，只有回忆，漫漫水路六十里，我翻来覆去对兄长叶鹏再次叙说起光年老师，虽然，很多内容他早已知晓并和我同样稔熟，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
首先是对光年老师的尊敬和思念，鹏兄和我如出一辙；思念往往更能触景生情：因为，名字能与这条伟大的河流联在一起的，只有他们——光未然与冼星海。
我顿时忆起这两个名字对我的最早启蒙，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
五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
我真切地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曾拿着用毛边纸抄写的歌本，以她特有的沙嗓子，在宿舍里小声哼唱着几首我以往从未听过的歌；我真切地记得的，还有老师在哼唱时那副令我惊异的时而庄严时而哀怨的神情。当时的我，当然不明白老师低声而执著的哼唱、她的不同往常的神情，全跟她的另一个身份有关：那时的她，是个地下党。
因为太小，我忘了而后发生的许多事，许多事其实也与那些歌有关；但我记得的是，那歌本上赫然写着五个字：《黄河大合唱》；老师除了翻来覆去唱着其中一支“黄水奔流向东方”外，后来好像还唱了什么《山那边呀好地方》……当我指着那歌本上的两个名字：“冼星海”、“光未然”问是什么人时，老师神秘地抿嘴一笑，并没有认真解释。
当然是因为当时的我，毕竟太小。当时的我，只记得老师压着沙嗓子照着《黄河大合唱》唱出的一只只歌，特别好听；还记得老师一唱到“黄河”，就泪花闪烁，神情也有点肃然。这时的我，才第一次明白了黄河是条很大很大的河，黄河在很远很远的北方……
很远很远的黄河，奔腾咆哮，河流万里长；奔腾咆哮的黄河，还伴随着无数苦难……渐渐地明白这一切，是当了初中生时。初中的语文、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黄河是必然被提及的一条伟大河流；而《黄河大合唱》和“黄水奔流向东方”后来也成了我们在初中文娱活动中必然被排练的文娱节目。于是，在渐渐明白有关黄河和《黄河大合唱》时，光未然这一名字，伴随着庄严、神圣；伴随着如同眺望天上星宿般的尊仰，走进了我的心底。
在叙说这些近乎琐屑的往事时，我不能不略去岁月的许多过程。无法略去的，是少年的我在几十年岁月中对“父亲河”——黄河受师长的教导，我们同时将长江喻作“母亲河”的真诚热爱，这其中，当然还包括了我和我的师辈、亲族、同辈人对一个文学家的尊仰，对一个曾经在中华民族不平凡岁月付出不平凡劳绩的诗人的尊仰。对诗歌的尊仰也因了《黄河大合唱》而更加真切而深刻：因为它是血火烽烟中的不朽诗篇和传世薪火；是激励中华儿女昂扬奋进的经典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的象征。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困顿的青春岁月，对文学的如饥如渴的阅读，是我化解挫折和磨难的惟一良药。一次，很偶然地在《剧本》月刊读了兰光的《最后一幕》，这部描写“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活动的剧作，从人物、剧情到剧情的真实背景，都引起我极浓的兴趣。从此，我更知道了“光未然”——“张光年”，不仅才冠群伦、诗情激越，还有非常辉煌的革命业绩，此后，张光年——光未然，在我脑海中越发溢彩流光。
六十年代初，因为生活的拨弄，我步鹏兄后尘落户河南。那些年，我曾在郑州、开封的临河之地，多次眺望过横流在我面前的黄河。但是，隔着山梁立在高坡的眺望，在眺望中生发的感慨，都不如后来到洛阳邙山时——残阳如血中，我与同患难的兄长叶鹏，两脚实实地踏在坚硬如铁的河滩上，长久地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那一河血红……
困顿岁月中，鹏兄和我，曾经无奈地将对文学的无穷挚爱，埋进了邙山那绵亘无尽的皱皴中；埋进了黄河的滚滚波涛中。于是，每当为失落的梦心痛如割时，就像心有灵犀，一个从黄河的涛声中隐隐显现的名字、一个文学的诗化的名字，便会使我们在百般惆怅中感到些许温暖和慰藉，那名字当然就是他——光未然。
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光未然和黄河有关，而黄河与勇气与力量与坚忍不拔有关。
那时的鹏兄和我，当然未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见光未然这样的文坛大家甚或得其亲炙，“风雨文坛”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无尽的风雨，在更大的浩劫中，张光年——光未然也历经了更大的风雨，同样备受磨难。
没敢奢望的事，终于在１９７７年阳光灿烂的十月出现：１９７７年十月，因为《人民文学》的邀约，我到了北京，到了会议召开的地点——虎坊桥的远东饭店，我这个刚刚“冒”出来的“工人业余作者”，参加了由主编张光年亲自主持的“短篇小说座谈会”。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机遇，无数次地忆及这个在人生旅程中柳暗花明的时刻；因为，那确实是我文学生命的火光重燃，而举火者和提携者当然就是他——光年老师。因为他的发现和举荐，我的那两篇现在看来显然非常稚嫩的《丹梅》和《雪飘除夕》，终于得以在《人民文学》的枝头相继绽放。正是在这个会上，我敬识了许多文坛前辈，亲聆他们教诲的喜悦，像一杯陈年佳醅，使我沉醉经年，受益终生。
只要是新时期文学的“过来者”，都不会忘怀１９７７年的这个座谈会。正是在这个会上，茅盾先生的祝辞、许多老作家涕泪交流的发言，使我没齿难忘，他们冲破“左”的束缚和恢复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精辟见解，有如高高扬起一面新时期文学的大纛，在乍暖还寒的文坛上空，猎猎作响。
我无须重复那次会议的内容，也无须细述第一次见到所尊仰的长者们的难以言喻的激动；记忆中特别难以抹去的，是以往不曾道出的铭感在心的细节。“小说组长”涂光群同志曾经告诉我：光年同志看了我们送给他的《丹梅》清样，很兴奋地对编辑说，读了这篇小说，心绪很愉快，我一推窗子，外面刚落过雪，一股清纯清亮的空气扑面而入，这和小说带给我们的清新气息是多么相似……听，光年同志在用诗人的语言称赞你呢
我呆了。惶惑、自惭、激动，使我无以言表。尽管此话是他人代传，但对当时的几近“凋零”、“干枯”的“小叶”——我来说，一位文坛前辈、众所尊仰的诗人、文艺评论家，以如诗的语言勉励我这个刚刚冒头的业余作者，这暖心良言无疑是最及时的春雨
对于新时期的文坛，得以亲沐“润物细无声”的雨露的，当然不只是我，许多在这个时期涌现或“复出”的作家，只要说及张光年，连同说起的，就会是虚怀若谷、慈心若蔼这些字眼……
尽管步入“花甲”，忆及张老对我的呵护，我不能不提起他最早对我的称呼：小叶。而今，翻捡他给我的几封至为宝贵的信札，开头那声亲切的“小叶”，仍会使我泪水潸然。
使我泪水潸然的，当然还有信中的许多内容。在１９７８年的第一封信里，他不让我称他为“老先生”，而说：“……还是像这里编辑部的同志们那样，称我为光年同志吧。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战线的同志关系吗﹖……”
师辈的风范和长者的谦逊，使当时读这封信的我，再次惶惑已极。说实在，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合适，就我这样的小不拉子，自觉做他的学生都欠资格，怎好直呼他为“同志”﹖后来，我才发觉：光年老师多年任文坛领导之职，可文坛上上下下，特别是北京的很多作家和在作协机关工作的，都是称他为“同志”的。
今日，我才感悟：“同志”这一称谓，在张光年身上，有着真正的“同志”含义。
与光年老师的通信缘起，当然是在那次座谈会后。１９８０年初春，上海文艺出版社要为我出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且列入“萌芽”丛书，体例要求须由作者请一位老作家作序，我立刻就想到了光年老师。在我，那是无由分说的尊敬，但却不曾细想他的忙碌，粗心的我不曾细想那时的文坛真正是百废待兴，有多少事有待他这位“帅”者忙碌﹖可光年老师对不解事的我，并未丝毫不耐烦，在与我很平等地讨论了出版社的时间要求后立刻应允；后来，因突发事件他无法按时写出，便立刻托付给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孔罗荪。
第二次的通信来往还是为作序，是三年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为我出中短篇小说集时。光年老师又是一口答应：“乐意为之”，并说“何况，还是前几年早已约许了的”，于是，他又约定在他为期两周的住院复查期间，让出版社寄清样去，趁住院的时间看了后再写。
没承想，历史的惊人重复也会体现在这件事上：等出版社的清样将到他手上时，不仅张老原先希望的“弹性时间”，因为他出国方归已经迫在眉睫，而他又因归国前患急性肠炎而急需住院做各项检查；这边，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他是主要筹备人；那边，他又要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种种原因无法践诺，都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他仍为自己“再一次爽约”一再表示歉意，主动给责编写信，并又一次推荐他所熟悉的著名评论家代劳，结果，欣然应诺的唐因老师就成了又一位为我作序的孔罗荪。
１９９７年，８４岁高龄的光年老师，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无梦谷》后，终于以“日记体”十“书信体”的文本方式，写了一篇“读后感”，重践了他１９年前的“以信代评”的“前诺”。当接到他的这篇“以信代评”的“读后感”时，我又一次感动得无以复加。说实在，因了前两次的“意外”，总算“懂事”了的我，即便写出了这部引起一定反响并在海外获奖的作品，却再也不敢不肯相扰于他，虽然深知已是耄耋之年的光年老师，忙碌依然，文心依旧，就凭他曾几次住院手术的身体状况，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再烦劳他的。但这次，他完全是“自发”为之，而且是以连续近一周的阅读后，才完成这篇“以信代评”的“读后感”的。
“仁之发处自是爱”，以光年老师的为人，诚信当是其品格的根本，但我真没有想到，他是如此笃重信义，在自己万事“扳着指头数时间”的日子里，还不忘１９年前的许诺
后来，我以《清泉滴心》为题，也以“信”的方式，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１９年前的往事还有不仅令我、也令我们全家欢乐动情的一章——
那一年，因为中国作协的某项“笔会”邀约，光年老师带着几位作家和我先后去了青岛。作为“青岛人”的儿媳，我嘱婆婆让妹夫从熟悉的渔家买来了一些刚上岸的生猛海鲜。于是，在婆婆家那大杂院的小木楼、那只能围着小炕桌坐小板凳的弹丸之地，会烹饪的我大显身手，南味北调地做了几个拿手菜。记得那天与光年老师一起上门作客的还有江晓天、谢永旺和梅绍武夫妇。屋舍简陋，可那天的“客人”们，却是宾至如归，笑语如喧。最风趣的还是光年老师，“哎呀，小叶，你们这顿从海龙王那里弄来的‘家宴’，真把我打倒了从小到老，我从来没像今天吃得这么多……”他朗声大笑，那口气和声调，更像是在朗诵一首赞美诗这席话，这神态，更教“主人”——我的婆婆、小姑们激动得几天都不平静不是么，从来是市井之辈的她们，断断没想到这位声名赫赫的文坛“大官”，不但能屈尊到我们这平民寒舍吃一顿家常饭，而且神容和蔼，笑态可掬，如此平易近人
自１９８６年调回浙江，眨眼间又有十七年前些年，因为巴老酷爱杭州，柳丝如线红枫似燃的日子里，灵隐的创作之家、西子湖畔的汪庄，总见巴老笑颜如酡；于是，秋去春来间，就有光年老师和中国作协的许多同志，流水般地来探望巴老，但他们总是做到既表慰问的盛情，又不至“累”着巴老；当然，如果巴老健康状况良好，国事文事无不在心的他们，定当交谈契阔；但对当下两位的年事和健康来说，冗杂俗务是那样地不足道因此，每每得闻光年老师在与有关人士商量约会巴老时的万般细心和周到备至的态度，我总不由漾起无限感动：光年老师一次次地以自己的率先垂范，为文坛树立了文人相亲更相重的榜样。
光年老师先后惠赠我的《风雨文谈》等几本大作，自是我最珍视的书籍。特别是前些日子寄来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更是令我感佩异常，当我将这本耗了他无数心血的书往书架上插放时，恰好就插在了王无化的《清园夜读》旁边，这个细节也真可谓“无巧不成书”——光年老师最后一次来杭州，我最后一次闻讯去探望他，正是他与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学者王元化先生不期而遇前后来到杭州的时候。
“失去了的倍觉珍贵”，许多事，都是事后才生遗憾！也许是得杭州的地利之便，反而不知珍惜，每逢这几位师长来，只要得讯，我们虽然也竭尽地主之谊，却疏忽了应该抓住机遇多多聆听他们的教诲，很多时机便在惟恐打扰他们的心理中失去了……
失去了的便不复有就像年前的这次作代会，我满可以晚一天半天回程，完全可以像十数年前那样，一个劲儿地直奔前门他居住多年不曾搬的寓宅，即便没有什么大成果可以相奉汇报，但是，只要像多年前那样，有他夫人黄叶绿开门时那声亲切的招呼：是小叶来了只要像多年前的那样，得见光年老师惊喜地急步迎来握手的神态，只要看一看他那可掬的笑容和纵然百病缠身却总是精神矍铄的从容气度……
后悔是对不经心的人的最大惩罚
寒雨如铅的一天，突然面对一封黑体的“讣告”时，所有的记忆顿时栩栩如生，所有的记忆都变成了许许多多的懊悔
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我最不愿做的事是写悼词，也决不写悼念文章。今后凡我的亲人或师长去了，要把他装在心里，最好的纪念就是做他喜欢或希望你做的事。
光年老师，我当然也会继续做你在１９７７年就希望我做的事，但是，从突然得知你“去了”至今，我好像还没有从这“突然”中回过神来，重重滚过心头的，仍是年初伫立在黄河边所见的小浪底的波流，看似平静，如雷的涛声却在河底喧啸。
尽管黄河已经局部地改变了容颜，但是，在我心里，流水依旧，启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