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我在联合国任国际文官
作者：王念祖
王念祖１９１７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从事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大商人。他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有着丰富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在联合国任国际文官期间，为联合国撰写了大量的文件和文稿。我们节取王念祖回忆录中的片断，一是使读者了解这位出生在中国，现为美籍华人的学者；二是了解在联合国工作的官员们是如何工作、学习和生活的。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秘书处的成员是国际文官(公仆)，他们向该处行政领导——秘书长负责，而不是听命于联合国任何国家的政府代表。我发现，实际上秘书长高高在上，下面有不少层级，逐层上报。在我加入秘书处时，我的顶头上司不是秘书长，而是高级社会事务官——麦克格兰能汗。他的上司是科长，科长的上司是处长，主管社会事务。我上班的第一天，是那位处长邀我在代表团餐厅共进午餐，而不是在秘书处一般成员常用的自助餐食堂里。
等级区别明显地体现在办公室的规格上：低级、一般办事员通常安排在无窗的房间或走廊上；文官以上的成员，按级别拥有大小不同(包括多少窗户)、布置各异(地毯及家具质量)的办公室。我很幸运地拥有一间有窗户的单人办公室，不需担心为同一办公室的成员饶舌或抽烟所困扰。
不久以后，我风闻许多人在猜想为什么在秘书长冻结所有中国公民新任秘书处文官时，我是例外。依照常情推测，我肯定有大后台。有些人注意到我曾经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身居要职，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些人觉得在联合国，国民党业已失势，因此，我肯定得到共产党的暗中支持。我知道口头自辩无济于事，惟一办法是恪尽国际文官的职责。于是我总是按时完成交办的工作，办公室空空如也的时候我先上班，在所有同事都已离开后我仍继续工作。对我无关的争议，我不介入。我依照上司的批示，谢绝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在短期内，那些对我侧目相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既尽忠，又努力工作，任何交办的事项，上司都可以放心。
我了解我的上司们为我竭力保荐、破格邀聘，是甘冒风险的，如果我干得不好，将反映他们的判断错误。我的顶头上司要了解我在干什么，要我每周提交工作报告，他有时还要核对我说已经读过的文章内容如何。我首次交办的任务是在三天内给秘书长提供访问土耳其时和总理谈话的意见。另一任务是我的科长要我起草一份对学术机构的讲稿，其中心思想是文化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不能像制泡菜一样将其保存旧貌。
当他们对这些非正式测验感到满意后，我被正式任命为撰写世界社会报告小组成员。我的工作重点是评估世界各国收入和分配，其他成员分别评估健康、教育和劳工等情况。小组起草可参照由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所提供的数据和稿件。小组草稿先在内部讨论，然后递交有关部门审评，包括经济事务司。既然我是社会事务司惟一的经济学者，所有其他部门来自有关经济的稿件都交我评论。另外，我也是联合国生活标准和水平专家小组的秘书。
尽管我只是一介中级技术人员，一切循规蹈矩，惟命是从，但我并不惧怕那些身居高职者。我已惯于和高层人士周旋。我也持中国士大夫“见大人而藐之”的应有态度。爰是当第二任秘书长上任，通知要走访所有秘书处成员时，大部分职员个个战战兢兢，放下所有工作，清理书桌，静待最高领导的光临。当秘书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以平常心待之，工作如常，桌上堆满了书、手稿和卡片。我能感觉到那位陪同秘书长前来的高级官员目睹我不加整饰的心态很不自在。介绍我是计量经济学家，涵意是不像一位冠冕堂皇的国际文官，不脱书呆子气。令人感到意外的，我是惟一与秘书长交谈的人，不仅是礼节性的握手寒暄而已。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秘书长和高级官员对下属的权力。如果不能同上司相处，便告诉无门，断丧前程。有一位同事由于不断受到上司对其起草文件的露骨批评，终于自杀。另一位在他妻子日复一日地指责为什么上司从不推荐提升他而导致精神失常。
在实质性事务中，传统的士大夫风格仍是我的准绳。所幸麦克格兰能汗也有学者风度，承认不懂经济，与我意见相左时，总是要静听我的解释。同样，我也很愿意聆听非经济学者的观点，我自己也不时对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不敢苟同。我们的共识是将收入作为福利指标，有可取之处也有其局限性。总的来讲，无论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在国际间同一时期，个人平均收入水平与诸如健康和教育等大部分社会(福利)指标有明显的正面关系。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也大致如此。
逐年撰写《世界经济概况》的最近动态部分也有不如意处。当我是局外人时，狂言应当提高其可读性和分析性。但是，一旦我自己是执笔者之一时，我未能如愿以偿。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估算出来的结果，在尚未付梓或刚刚面世时，就已为更加完善的信息所取代。此外，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种急就文章很难有深入的分析。莫萨克是撰写世界经济报告的老手，早已有鉴于此，当他接掌全部写作任务时，即刻将报告分成两部：一是一如既往，根据社会的决议案，报告每年世界的经济动态；另一是由我们自己选择专题。专题报告经社会并无明文规定，遴选标准是我们认为有国际重要性的，且不限于最近一年。例如，近代国际收支不平衡，初级商品、通胀、国际货币体系等。《概况》的新猷，初则为理事会默认，继则倍受赞誉。因此，我们的人力也越来越多地向专题转移。
当我最初加入经济部门时，我没有资格担任专题方面的工作，因为其他同事有较多经验。不久，我先从专注于若干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因为后者可有较深的分析。几年后我又要求转向专题，幸能如愿。
从学习的观点来看，我撰写这些专题报告的年月是黄金时期。起初，我的任务仅是主题的一部分。有时以区域分工，我主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则除外，主要是因为没有俄文和其他相关语言的能力。即使是中国问题，至多也供咨询而已。有时以功能分工，例如，有关初级商品，我的任务是国际平准措施，每项专题的投入都需要一年的时间。尽管我的上司莫萨克有他自己的观点，并负责质量控制，整个过程和准备博士论文相似。首先是博览文献，和写博士论文不同之处是几乎不直接介绍理论。理论仅仅蕴藏在分析框架之中，焦点是分析实际经验，爰是评估国际初级商品平准措施是观察生产者、卡特尔、消费者协会、综合(生产者与消费者)协议出口配额、常平仓以及购买与销售期权的成败经验。纯理论的建议，如国际多种商品协定、以商品作为货币储备等，则仅寓于现行机制及措施可能延伸的讨论。这种方法是适合联合国环境的，因为各国的代表团背景不同、观点各异。秘书处的纯理论意见势必招致若干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任何理论必须通过事实的检验。例如，在阐述通胀经验时，显示货币存量对国民收入的比率(货币的周转速度)因时而异，但并不直说这是不符货币学派观点的。与此相似，通胀率与失业率的曲线，在这个时期也明显地不符合菲利普斯曲线的规律，但是报告中对菲利普斯只字未提。有时，这种隐晦的表达方式太成功了，即使上司也未洞察寓意。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的文稿没问题，但无新意。我立即写给他一份长篇备忘录，指出我和各家流派观点之异同。
与写博士论文相比，那时在联合国从事专题研究的主要优点是有可观的资源。按照我的级别，既有私人秘书，又有两位统计员和三四位经济学家佐助。我的内部行政及对外工作，不像日后担任处长、司长时期那么繁重。职员也大都由我自己遴选。我的秘书最为得力，多数是受英、美的专业训练。挑选统计员却较困难。有时，只有实际工作后才能发现其数据是否可靠。既然无法审查每项计算，处理不称职的办法有解雇、调出去，或在原单位转换工作。辞退照理应是最无后患，惟程序太复杂了，不很现实。外调则需隐瞒其缺点，不然何人敢予接受?统计工作不能称职而其他工作却相当能干的也不多见。惟一对策是像凯恩斯所建议的让他一边挖洞，一边填洞，也即安排一些工作给他，但是其成果明知都是废物，最好是不声不响地掷入垃圾筒里。
我们招聘的经济学家标准非常高，要比联合国其他部门或外面严格得多。首先，求职者与空位的比率悬殊，因为联合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从发展中国家来的，联合国和当地的报酬更有天壤之别。在此情形下，莫萨克有一个应付的妙策，尤其对代表团竭力推荐的，他千篇一律地解释：我们是从事研究工作的，最低要求是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学术著作。即使这些客观标准完全符合，许多博士应试者一经面试便原形毕露。例如，当我指出论文中的重大错误，对方无言以对时，便不必再谈。一些退休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拥有牛津或剑桥的背景，只要问他们的学位属于哪一级别时，他们便知趣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我很清楚，按照英国的惯例，送到殖民地的毕业生经常是三等级的。我也运用主持论文答辩时“追问”的技巧。例如，一开始的问题是问对方对哪些领域特别感兴趣，紧跟着问读过哪些有关基础著作，接着问其内容。有一次，我问求职者读过的某书约有多少页，当他说是二百来页时，我不再问了，因为我知道这本书要厚得多，他根本没有说真话，默默地向他注视一下，终止了面试。
集体写作优点之一是有互补性，这在语文上最为明显。尽管我自以为精通中英文，通过了研究生的德文考试，上过一学期的俄文课，并且自学过法文，但我很快发现我的语文技能仍不足应用。我的中文知识与我的工作几乎毫不相干，除了偶然供一些同事的咨询。我的德文业已荒废。我对英文的信心因上司总是把我的文稿给人润饰而自馁。加以润饰的人总是经济学者，而不是专业编者，在咬文嚼字的过程中，每将原意扭曲或渗入己见，令我不满。惟木已成舟，上司觉得不成问题，使我没有改写的机会，耿耿于怀。我多次申请一名专业编辑助手俱被拒绝，直至日后，升任司级时，从此我获得了自主修改权，保持了我原文的真意。这说明我非常欢迎有人润饰我的文章，只要不加扭曲。我也逐渐发现几乎所有作家，包括许多著名文学家，都需要有人润饰，即使英文是他们的母语。
同事之间的文化差异使我对此逐渐领悟。我的基本态度是所有人类、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因为我受了儒家“有教无类”的熏陶，同时我逃避了种族压迫和歧视的切身经历。但是在联合国的环境下，日复一日，和许多种族人员并力工作，令我大开眼界。例如我和莫萨克相处发现他严守安息日的习惯。他在周五日落之前，无论工作如何重要，一定要回家。在和我一同参加会议时，到时他便对我说一声“王，你接替我吧”，静悄悄地走了。我从未对此种行为加以思考，直至我回请他们夫妇在周六到我家晚餐。他们居然来了，但什么也不吃，我才了解正统犹太教的规律。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对他的种族和宗教一概不闻不问。
对于下属的种族、宗教、性别差异，我同样视而不见。我渐渐意识到有人对我将他们的文稿改动得面目全非有种族偏见之嫌。于是总是预先说明，我的改动完全是由于联合国层级结构的原因。我们所有的撰著都是以秘书长名义发表，因为他是最高领导，必须负全部责任。因此，我们的主要目的至少在同一文件里是以一个声音说话，谁在决定格调，全视他的职责或官阶，而不一定基于他经济学的造诣。然而在若干场合中，仍然不免由于文化背景而产生交流上的困难。有一次，一位亚美尼亚同事回乡后归来赠给我一大罐鱼子酱，我婉拒之，说明我的一贯原则是不接受任何同事的名贵礼物，以避嫌疑。他告诉我馈赠是他们民族的传统礼仪，如果被拒，会伤害他的感情的。我于是破例地收受了他的礼品，条件是他也要接受我的回礼。另一文化差异的例子是一位同事时常不准时交卷。我要他解释原因，他说他明知我规定的时限太短，但在他的国家里，如果直说是对上司不敬。我申言，以我判断，不按时交卷是对上司的最不礼貌。为了明确传达这种思维，一到交卷期限，我要求所有同事日夜工作，直到全部完成。
幸运的是，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意想不到地被大时代浪潮卷进了另一个境地。尽管我涉猎了许多课题和领域，因为自己喜欢或是工作所需，但我的正式训练和写作大部分仍在宏观方面。部门(微观)研究仅是为行政需要或进一步了解宏观现象。对于企业，除了为个人投资追踪股市外，我并无研究。有一天，副秘书长提森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径行要我为其起草讲稿。之所以越级，是希望一些新意能不折不扣地上达。我不必担心文字方面的修饰，因为他从不宣读别人替他写的讲稿，而是自己推敲，精益求精。我灵机一动，提出了跨国公司(当时一般称多国公司)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成为他在联合国发言的主题。不久，莫萨克(他仍是我的上司)要我再度撰写世界经济概况的年报部分。他知道我对此不感兴趣，且已离开这个岗位多年了。但现任同事在本年度另有要事，惟我一人有足够的经验可以代劳，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大的谈判空间，就问是否能自由发挥。他同意了，我便在《概况》中陈述跨国公司的作用。
当一年一度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讨论《世界经济概况》时，适逢某跨国公司试图颠覆智利民选总统，引起大哗。他们援引了我对跨国公司作用的章节，通过决议案，要求秘书长任命专家小组去探讨跨国公司的影响并提出报告。
在任命专家小组的同时，提森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这是联合国第一次直接介入企业事项。他也预料，在技术层次上的专家不能全面胜任愉快地掌握充满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要议题。因此，他决定任命知名人士小组，其成员包括前总统、总统候选人、议员、内阁部长、公司总裁、工会首领和学者。
由于大部分专家组的工作依赖秘书处从旁佐助，知名人士小组背景互异，又多自负而更是如此，提森试图在外延聘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领导秘书处的工作。但无人愿意接受，大概因为他们了解他们不得像国际文官那样受制于秘书长(或其代表)，而且工作的成果不能署名发表。最后只得任命莫萨克挑起这项工作，而他又把实际工作交给了我。
我深知这项工作不同凡响。首先，我意识到，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我需要物色熟谙社会、法律、政治和商务问题的学者通力合作。即使是经济学家，我要物色在商学院、法学院训练过的，以和我的班底经济学家互补。在招聘我所需要的人员方面，我获得充分的授权。除了成功地延揽一批新成员外，我也说服一些拒绝接受提森延聘的权威人士作为我的顾问。我阐述联合国急需他们的学说与智慧，了解他们不愿成为国际文官，因此，我需要他们作为我师，汲取他们的意见用秘书长的名义发表。发表前先请他们批评指正，但是他们不需负最后文责，并且可以在外表示异见。他们被说服了。
经过四五轮的修改后，由我主笔的秘书长报告初稿终于递交提森和莫萨克，他们对其内容和文采表示惊讶。他们亲自与我及其他几位同事逐字逐句地审定了最终稿，尽管实际上很少有修改。
报告阐述了跨国公司的规模、起因和活动，及其对世界发展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的作用。大量文献收入在内，文风则是不偏不倚、温和持重。此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在联合国秘书处增设跨国公司中心、联合国成立跨国公司委员会(国际组织)、商谈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等。报告公开发表后，立即畅销，尤其是英文和西班牙文，几天后即需再版。
尽管我对联合国的工作兴致勃勃，逐步晋升，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足以沾沾自喜，但是，促使我在中国弃官的情势又在国际文官处境中浮现。我记得当时自己还是联合国高级经济事务官时，我的上司坦率地告诉我，作为一名技术型官员，我的位置业已到顶，再需升级就是政治考虑了。尽管我幸运地冲破了玻璃天花板，但我还是要不时试探其他机会。以前，除了短期任教外，我没有接受在学术领域和其他地方的邀请而离开联合国，部分是因为我的职位节节上升，部分是因为我总有弃之可惜的工作。但是挥之不去的客观事实是当我从副司长升任司长后，政治上的考虑愈显重要。尽管我同所有代表团的关系都非常好，但我不是任何代表团的人。在秘书处，我同高层也颇为融洽，但他们知道我的技术背景。主要的紧张来自内部，虽然我一手提拔的下属都很效忠，并且成了私人好友。在我离任后他们对我的评价竟是“传奇人物”。我的私人秘书甚至拒绝再做任何人的秘书。
（摘自《我的九条命——王念祖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6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邮编：1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