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读过《水浒传》的读者中，会有不少人对宋江印象不佳，觉得他做事优柔寡断，为人虚伪造作，不象其他梁山好汉如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人那样爽直果敢、敢做敢为，这突出地表现在其三上梁山的反复上。尽管有冒死替晁盖通风报信的豪举，却又处处打着忠孝的旗号拒绝上山；尽管把大家都推荐到梁山，但关键时刻却自己先打退堂鼓，更不用说后来的来位好汉就让一次交椅的言行了。但不管怎样，宋江最后还是上了梁山，并成为发号施令的首领。其实不喜欢宋江者早有其人，比如《水浒》评点家金圣叹就是如此。他很不喜欢宋江，在评点中处处贬低宋江，将李逵作为映照宋江虚伪丑陋的对立面，并且不惜改动作品的文字，极力丑化宋江。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直抒胸臆，十分痛快，但并不符合艺术规律，因为它破坏了全书较为和谐的整体结构。作者在创作《水浒传》的过程中相信是做过通盘考虑的，不会贸然在书中随便加进一个不和谐的人物。而且从全书的描写来看，宋江不仅是作品重点描写的核心人物，而且还是作者极力肯定的正面人物，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宋江能成为梁山好汉一致拥戴的领袖，要能让这帮武艺高强、桀骜不驯、如狼似虎的绿林好汉们心服口服，拜服在地，肯定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没点绝活不行，而能做到这一点的，恰恰只有宋江一人，同为梁山领袖的晁盖就不行，那位被强行淘汰出局的王伦自然更不用说。显然，作者的主观意图与读者的接受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和错位。 　　无论是外貌、武艺还是在家庭出身方面，宋江的条件在一百零八位好汉中算是较差的。 　　论外貌，他既不如林冲、武松高大魁梧，也不如李逵、鲁智深威猛粗壮。虽然也会些拳棒，但那点武功在江湖中根本就拿不出手，事实上，除了情急之下杀死阎婆惜外，再没见他动过兵器。在游走江湖的过程中，他与《西游记》中那位脓包师傅唐僧一样，处处受阻，经常陷入任人宰割的困境。他做过多年的刀笔小吏，业务倒也熟练，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个人资本，不像杨志、关胜这些名门之后，一提起出身就足以让人另眼相待。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艺不出众甚至显得有些平庸、窝囊的人物，在江湖上却有着极为显赫的名声，能令好汉们争相投拜，受到众好汉的拥戴，成为梁山事业的领袖，就连李逵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卤莽汉子也偏偏乐于受其差遣，受打遭骂也心甘情愿，其中的缘由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可见，江湖地位的取得并不与一定相貌、武艺以及出身成正比，要在江湖上立足还要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个人品质，尽管好汉们也很是看重这些外在的特征。 　　宋江在江湖上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靠的是他的义气。有人说宋江只会大把使钱，众好汉们是被宋江的金钱打动的。这只是皮相之论，从表面上看，宋江确实是经常使钱，为此还得了个及时雨的美名。但金钱并不能买到好汉们的佩服之心，因为江湖上看重的是仗义疏财。 　　否则，几两银子就能将好汉们征服，不仅好汉的标准和档次太低，而且也轮不到宋江做头目，因为当时比他有钱的富户多的是。只要将宋江和小旋风柴进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按说柴进在使钱的阔绰和大方方面要远远超过宋江，个人条件、出身更非宋江能比，但为什么他在江湖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宋江，钱也花了不少，但效果并不是很好，不仅养了像洪教头这样的志大才疏、肤浅无能小辈，而且还弄得武松很是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江没有怎么使钱，就使武松感动不已，大有相见恨晚之叹。显然，功夫在钱外。使钱不过是一种形式，要在金钱的背后体现出一种对朋友的真诚和尊重，这才是宋江赢得好汉之心的秘诀。柴进虽然也是大把大把使钱，但是他缺少对好汉的真正理解和尊重，显赫的出身地位和富裕的阔少生活容易使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恰恰是心高气盛的好汉们所难以接受的。而宋江则不然，他虽然有钱，不过也并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富户，如果也像柴进那样使钱，经常在家里养上一群好汉，恐怕早就倾家荡产了。但是他敢于使钱，善于使钱，关键是要让那些受帮助的好汉体会到使钱背后的诚意，不将其当作一种精神负担。不爱金钱、美女，重义气，这才是江湖上最为推崇的品格，这些宋江都做到了。特别是其冒死搭救晁盖等人的义举，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件事固然给宋江的生活带来许多挫折和坎坷，成为他悲剧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不能否认，此举也给他带来了江湖上更为显赫的名声。 　　宋江所到之处，好汉们纷纷拜服，乐于效力，这种个人名字成为江湖通行名片的令人羡慕的待遇不是谁都能享受的，也只有宋江能得到。他的成为梁山事业的当然领袖也并非无缘无故的上天安排。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客观、公正的认识。 　　一些读者对宋江的负面印象，在相当程度上与作者夸饰手法的使用有关，在这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少见。正像鲁迅先生指出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因夸饰过度，极力写其忠厚反而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诸葛亮也是如此，作者极力写其过人的智谋，反而将其塑造成一位介乎神人之间的妖道。《水浒传》的作者显然也是在极力美化宋江，既要写其对朋友的义，又要写其对父亲的孝、对朝廷的忠，因为夸饰过度，不近情理，个人品格中的一些因素相互产生矛盾，就容易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 　　不过，作为梁山事业的领导人，在考虑众好汉的前途时，宋江确实表现得有些优柔寡断。事实上，从成为梁山领袖之日起，他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不接受招安，像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到东京自己做皇帝，依小说中的描写，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接受招安之前，他已经打败了朝中几乎所有的优秀将领，并将他们招到旗下，而且经过数次征战后，梁山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朝廷。但这不符合他一贯的忠义思想，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种潜意识而存在，并不断得到强化。也许在他思想深处也曾有过做皇帝的想法，但只能说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和所遵循的道德规范都不允许他这样做，何况不少梁山好汉特别是那些被招降的官军将领只是要替天行道，他们反奸臣贪官，并不反皇帝，根本没有推翻朝廷的打算，甚至有些人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他们有的是被逼上山，有的只能说是为了混口饭而已。反对接受招安的也只是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少数人，而且他们也不在核心领导层，没有决策权，只能是发一发牢骚、宣泄一下自己的不满而已。替天行道是维系梁山事业、联结众好汉的底线和基石，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在其内部产生分歧，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接受招安，则要面对奸臣当道、众好汉离心的严峻现实。事实上，后来奸臣们的势力也确实越来越强大，并终于将宋江、卢俊义等人置于死地。但最后宋江还是委曲求全地接受了招安，作为事业的带路人，他必须为众好汉着想。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宋江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他不可能再找到别的更好的出路，尽管接受这一现实是十分痛苦的，毕竟宋江等人是生活在近一千年前，他有他的时代局限，对有些问题他不可能像现代人看得那样明白，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苛求他。当然，宋江最后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他的被奸臣毒死也可以说是对招安的一种否定，最后的胜利属于奸臣们。可以说，从众好汉聚义梁山之日起，无论做出什么选择，接受不接受招安，都注定要以悲剧收场，这不是个人的性格错误，而是时代所决定的。因此，对宋江的接受招安问题要客观地来看，应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