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我所理解的诗歌传承
作者：王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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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的小学老师喜欢把课本中的古诗当作故事讲，两岸猿声，独钓寒江，飞流直下三千尺，诸如此类的情节(意境)画面般打开了我的诗歌之窗。感谢古代的诗篇，它们像记忆带我回到了我未曾经历过的年代，然后，遭遇语焉不详的诗意——在时光的流淌和命运的变迁中，诗意不是提纯，而是渗透，它蕴含着沧海桑田般的从容和释然。从妇孺皆知的古代诗篇中汲取营养，中国诗歌在大多数人身上烙下的痕迹同样在我这里得以重复。我想提及的家族事件是，1633年，我的七世祖先王钟仙去世，留下一部《钟仙遗稿》和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明末诗人王公钟仙之墓。我的这位诗人祖先帮助少年时期的我找到了“诗人”相对应的现实位置，并使我的诗歌梦想在一块墓碑的沉默中怀着对飞翔的渴望展开了奔跑。
生存的压力虽非写作的必然障碍，却曾经长时间地命令我置身于写作的边缘状态。这让我倍感苦恼、遗憾，同时也意识到，个体的一厢情愿是多么不经推敲。我写乡村、现实、爱情、命运，我知道这些毫无新意的词汇很难在我的笔下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但对朴素事物的眷恋和歌唱修正了生活在我内心世界的既有秩序，并使我有勇气从真诚、谦逊中获得适当的自信和有价值的判断力。我向继承的诗人表示敬意，向创造的诗人表示同样多的敬意，向在继承中创造的诗人表示全部的敬意，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诗人表示不成敬意——当自由被视为随心所欲的时候，我将不加犹豫地去追赶戴着镣铐跳舞的队伍。
在我有限的不期而遇的阅读中，令我受益的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很多，我所喜欢的当代中国诗人，也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我钟爱的西方诗人则有彭斯、华兹华斯、惠特曼、弗罗斯特、聂鲁达、叶赛宁、米沃什等。具体地谈论从哪位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什么并非我的初衷，很多时候，浮现在我脑海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委婉的、间接的轮廓，或者某种各取所需的秘密。但这已经足够了。他们的巨大身影构成了我写作道路上遥不可及的诗歌坐标。
在我看来，寻常诗人的健康境界，无非是读喜欢读的，写喜欢写的；寻常诗人的诗歌传承，可能是水到渠成，也可能是润物无声。如果您据此认为我对诗歌传承的理解是不可谈，不必谈，我不反对。因为个体的诗歌传承既不重要，也缺少广泛交流的必要。诗歌自有诗歌的命运，恢复一个时代的诗意，从来也永远不会仅由一首诗、一个诗人完成一隋况就是这样，过分自信的诗人不比自暴自弃的诗人好到哪里去，过分自信的诗篇，大抵一样。我们渴望被理解，先要学会理解；我们渴望被继承，先要学会继承，在这里我愿意用叶赛宁的诗句阐释一个被我们忽略已久的常识：这些年来我们都曾付出过爱／这就意味着／也有人爱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