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李小洛访谈:缓缓地涉过那片诗歌水域

作者:霍俊明




  主持人语:
  这几年异军突起的诗人太多了,不可胜数的样子。李小洛是其中的一个。同样,其中的很多人又疏忽湮没,亦不可胜数。李小洛不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我们不去深究其中的纷繁原由,我们只看李小洛的诗,以及她如何看诗。
  于是我们发现,李小洛是刚性的。她的诗歌,的确没有刻意强调一个人的女性身份,而是在强调“人”。在强调人的过程中,她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气势,有一种朴实和坚强。这在女性诗人中,已经是难得的了。其实在男诗人中,就不难得吗?
  要想在诗人面前剔除自己对性别的偏见,是何其难啊!
  ——主持人:曹五木
  caowumu@vip.163.com
  
  李小洛: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陕西安康,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参加第22届青春诗会,被评为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 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诗合集《我的三姐妹》、《江非李小洛诗选》。
  
  霍俊明:诗人、诗评家、博士,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新诗界》副主编,“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奖”评委。
  
  霍俊明:小洛你好,你来北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一直在想关于怎么来做你的访谈的事情。应该说,作为一个青年诗人你的“写作年龄”是很短的,但是近两年来你的诗歌写作却迅速的产生了越来越为广泛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在诗界看来很重要的诗歌奖项。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受到了如此广泛的青睐,换言之你觉得自己要在诗歌中表述什么,或者你认为自己的诗歌有着怎样的个性?
  
  李小洛:是的,我是从2003年才刚刚参与到国内的诗歌现场的。这四年之中,我虽然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什么样的诗歌时期,也不大能从理论上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下一些什么,但我已深切感受到了诗歌所带给我的诗意和温暖。诗意是来自母语对一颗孤独的心灵的教化。温暖则是来自于大家的,可以说,这四年,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诗歌,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诗人”这个词语。如果说到自己的诗歌,我想应该是低沉、缓慢、笨拙、自然和真诚,是它们在完成我的叙述需要。我想也可能正是因为我在努力摈弃矫情,所以才被朋友们接受的。
  
  霍俊明: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很多诗人的写作都或多或少地与地缘文化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比如路也的“郊区”特征。我在私下里看了你的博客和“李小洛茶吧”,发现你的一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诗作和随笔都与那座安康小城有关。那么,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诗歌写作与安康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你怎样理解“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当你来到北京之后,这个城市对你的写作是否有着某种影响?
  
  李小洛:应该说,密不可分。安康位于陕西南部,是秦岭脚下,汉江边上一座山水秀美的小城,也是“中国最吉祥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里是我诗歌发生的现场。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因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惟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2006年9月,我来到了北京,一下车,看着艳阳高照,晴空万里,道路上堵塞的车辆和人群,一时间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这时候,正好有来自家乡的消息,说安康正是连绵雨季,那一刻思念一下子就将我的心紧紧揪到了一起,眼睛也在瞬间潮湿。关于故乡的点滴讯息都让我魂牵梦绕。所以,北京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驿站,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那么它也就不会构成对我的诗歌的太大改变。但在这里,我很高兴我学会了一种刻苦、努力、勤奋,以及白云一般高远、辽阔、纯白和素净的品质。
  
  霍俊明: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近年来的女性诗歌与80年代甚或90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转换,那么你认为目前女性诗歌是否与以前有着不同的质素和转变?而你的诗歌写作在我看来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质,没有像一些极端女性诗人那样有着相当强烈的性别意识和话语权力的色彩。众所周知,在百年的新诗发展进程中,女性诗人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被接受的程度上都引起了聚讼纷纭的话题,不知道你对现当代的女诗人有着怎样的认识,你认为诗人的经验或性别与诗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李小洛:转换是肯定的,而且这个转换大家有目共睹。但转换的表征和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一下子又说不上来,作为个人,我也没有仔细地去分析过自己和其他女诗人之间的差别,我只是用自己习惯的语气和声调去言说。诗歌是一种历史心灵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历史的隐秘,我想女诗人也是一样的,在她们的作品里,我们应该观察到时代所赋予我们“女人”的种种生活和心灵遭遇。当然,这是和男诗人们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我想还是在于男诗人们在抵抗,而女诗人们在承受,不论怎么否定,怎么去避免,这种上天所赋予的性别差异和文化驯养还是让“我们”与“你们”的诗歌在发生着区别。从这一点上,性别经验和性别差异还是与诗歌有着必然的关联的,可以说,女人们写的诗男人们写不出来,相反亦然。
  
  霍俊明:在你的诗歌文本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你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人称指代,尤其是“我”和“你”出现的频率相当之高。如在《谁造的这个“我”字真好》这首诗6节31行的短诗中,“我”竟然出现了33次之多,那么你如此高强度的人称指代暗含着你怎么的诗歌抒写方式和经验甚至想象的表述方式?
  
  李小洛:是的。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在我所看到的世界里,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似乎就是一个大“我”。不仅仅是我,我们每一个生存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里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动物,不管你否认与否,终究得承认:私欲是人类的重要品性。自私导致了人的矛盾与虚伪。但我想人能把这种自私说出来会好一些,所以我就用那些“我”字认真仔细地把自己检索了一遍,以期自己能做到这一种语境之下的自我反省。
  
  霍俊明:你的很多诗作和随笔都写到了你的父亲,你的
  父亲对你的生活、性格乃至诗歌写作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李小洛:10岁以前,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那时候,妈妈带着我在一个乡村小学上学,父亲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父亲是个商人,他的青年时代曾对祖国传统医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也喜爱音乐,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以及二胡,笛子,长箫,手风琴等乐器。没事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家里的小阁楼去翻看爸爸那些旧书,虽然里面很多字都不认识,但那些神秘中草药书上画着的植物标本却勾起我及大的兴趣,它们是我练习绘画最早临摹的对象,父亲悠扬的箫笛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斑斓的梦幻。但2002年早春的一个深夜,62岁的父亲突然去世,这个意外的打击对我非常巨大,我像一个突然失去保护一下子暴露在风雨里的孤鸟,茫然无措,家的重担,责任一下子从父亲轰然倒下的肩膀上倾斜,挪移到了我的肩头。而在这之前,我更像一个懵懂无知尚未渡过断乳期的孩子。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常常失眠,性格变得愈来愈孤独、敏感。常常在夜半大汗淋漓地醒来,想想父亲却在另外一个生死相隔的世界。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对生命,对人生的重新思考,让我慢慢走出这场巨大的伤痛和阴影,开始把精力集中到闲置多年的诗歌上来。不但如此,还因此而构成了我这一时期的诗歌品质,很多人看我的诗歌,都觉得女性的意识已经减到了最低,我想这正是和我对于父亲的这种感情有关。我写诗的时候心里始终有一个正在说话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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