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然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仪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就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固本培元,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查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比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似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放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的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就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多,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有另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获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二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具体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几十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諝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褚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裬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颖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是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个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了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了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本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