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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前面所讲,是因为要研究讲解“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道理,必须先要明白中国文化两三千年来,所谓“齐家”之“家”的内涵指标。因此大略介绍过去历史上,所谓“大家族”和“大家庭”的情况,是《大学》所指“齐家”之道的重心所在。至于初由一男一女,两相单独建立的“小家庭”,是归于“夫妇之道”的范围,当然也和“修身”、“齐家”有其基本的重要关系,但非本段文言的主要所指。


  修身齐家的五个心理问题

  《大学》本文这一段“齐其家在修其身”的内容,特别提出有五个心理问题,是主持家政的人,也可以说包括所有主持一个社团,或政党的领导人,本身最需要有自知之明,避免容易偏差、容易犯错的主要修养所在。这五个心理问题的内容是:

  一、人之其(有)所“亲爱”而辟焉。

  二、(人)之其(有)所“贱恶”而辟焉。

  三、(人)之其(有)所“畏敬”而辟焉。

  四、(人)之其(有)所“哀矜”而辟焉。

  五、(人)之其(有)所“敖惰”而辟焉。

  这五个“而辟焉”,也可说,就是人们容易犯错误的五个心理问题的专题。“辟”字,在古书古文上,有多重释义,有等于开辟的辟,也有等于庇护的庇。但在《大学》本文这里,“辟”,是等于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文字上的意义,然后再引用比较浅近明白,在历史上有过经验的故事来做说明,就更容易明白这些心理问题了。

  我们想引用历史故事来说明,也是为了配合《大学》所讲“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之标的来讲。其实,由上面所提出最浅近平常的五个心理问题,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乃至工商业团体,甚至现代所谓的民主党派;下至每一个平民的小人物、小家庭,随时随地也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假如真要举出实例,恐怕要用再多的货柜也装不完的。只是为人长上,或做父母的家长们,一时很难“反躬自问”,很少有人肯自我反省而已。


  由“亲爱”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一个“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便是《战国策》所记载触詟说赵太后的先例。在战国的末期,燕赵两国和西面的秦国最接近,也都是秦国急于想吞并的对象。刚好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孝成王即位,年纪很小,是个寡妇孤儿的局面很难办,只好由能干的赵太后亲自出来掌握政权。秦国看到这个时机,就出兵急攻赵国。赵国没办法,就向齐国求救兵。齐国又把握机会要挟赵国,让赵国必须派遣赵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齐国就会马上出兵救赵。赵太后不肯,大臣们极力劝谏她赶快派遣长安君去齐国,否则,就来不及了。赵太后就公开地说:“如果再有人向我说,要派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我老妇必唾其面。”

  正在大家毫无办法的时候,赵国的一位老臣触詟(官拜左师),忽然请求要见太后。太后想,他偏要倚老卖老来见我,一定和这件事有关,就很生气地等着他。但触詟是赵国的老臣,威望又高,所以虽然生气,也还不失礼貌地接见他。触詟老态龙钟,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嘴里说:“老臣病足,走得不快,请太后宽谅。我因为很久没有来晋见太后了,怕你玉体欠安,所以想来看看太后你啊!”太后就说:“我是靠坐銮驾走动,还算不错。”触詟又说:“胃口还好吧?”太后说:“老了,平常只吃流质的稀饭。”触詟说:“我真老了,不想多吃东西。不过,每天勉强自己出去散步,走三四里,算是运动。这样,胃口就稍好一点,身体也舒服多了。”太后听了便说:“老妇不能。”讲到这里,太后态度就变缓和,心里也放松了。她觉得触詟这个老头子,完全是和自己说些老人话而已,大概不会讲要长安君去做人质的事,也就完全放心了。

  跟着触詟便说:“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这是说,我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名叫舒祺,很不像我少年时候的努力用功。不过,人老了总是疼爱自己的小儿子。我希望你太后开恩,叫他来补个王宫警卫队的队员。他有了一个位置,我也就安心了,所以我就不怕死地随便说出来。求求你太后准许吧!太后一听,就说:“好吧!他几岁了?”触詟说:“他只有十五岁,虽然还小,但我怕自己快要死了,‘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所以要抢着来对太后请求。”读了这一段,活像眼前看到一个很啰嗦的老头子,唠叨着为儿子求职说话。

  太后说:“大丈夫男子汉,也会爱怜自己的小儿子吗?”触詟说:“哦!男人们比女性还过分呢!”太后说:“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爱是真爱。”触詟说:“我看太后你爱你那个嫁去燕国的公主,比爱长安君还厉害。”太后说:“哪里能比,我实在最爱长安君,他实在还太小啊!”触詟说:“做父母的爱儿女,都是要为儿女长远的前途打算。你太后送公主嫁到燕国去的时候,一步一步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又流着眼泪,担心她嫁得太远。看了,真够难受的。但她出嫁了以后,你不是不想她,而且还随时祷告老天保佑,不希望她会回来啊!那不是希望公主在燕国,生个儿子,可以继位为王吗?”太后说:“那是当然的,是这个意思。”他和太后的谈话到了这里,触詟便说:“如果细算三代的事,我们赵国前面历代的赵王,能够继位的后代子孙,好像存在的不多吧!”太后说:“都没有了。”

  触詟说:“其实,不只赵国,其他各国的诸侯后代,能够继位存在的,有很多吗?”太后说:“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多少存在的。”

  触詟便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指公王)。

  这是说,那些目前看得见的诸侯子孙们,都是在眼前就闯了大祸,本身受报应了。有些虽然迟了一点儿,大家也眼见他们的子孙没有好结果。难道是做人民的老板们、做皇帝诸侯的子孙们,都不是善人吗?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些高贵的子弟们,家庭出身太好,生来就自然有高贵身分的地位,但他本身对社会、国家并无半点功劳,而且因为出身不同,生活“自奉”得很富厚、奢侈、骄纵。得来容易,习惯了不劳而获,并且方便要挟,而取得贵重的资产太多了。例如你太后,现在随便就封了小儿子做“长安君”的官位,又给了他许多肥好的房地产,把好的东西都给他,还有特别的权利。你还不趁现在叫他努力做一点对社会、国家、人民有贡献,有大功劳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像山崩一样的倒下去了,那么长安君有什么办法自己对赵国的老百姓做交代啊?所以我认为你爱长安君,是不及爱出嫁燕国的公主一样深呢!

  讲到这里,赵太后全明白了。便说:“好吧!我懂了,随便你怎样办吧!”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干齐。齐兵乃出。”原文写到这里,后面还附带一段很有深意的结论说:

  子义(赵国人)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这是说,一个赵国人名叫子义的,听到了这件事的经过内情,便说:“你们看,做人们大老板的帝王,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他们的亲骨肉,还不能只靠没有功劳的地位,也不能靠没有功劳的享受。不然,你虽然尊贵,满堂黄金宝玉,也无法守得住的。何况我们做普通的老百姓,有财富,就一定可靠吗?”

  我们引用这个历史故事,是借来说明“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的道理。因为一牵涉到亲情、爱情,心理就有偏差,严重一点,就心理失常。那么,所有的智慧、理性,就都会被自己的感情所蒙蔽了。正如欧阳修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干所溺。”岂但国家大事,就是三家村里的贫困小户人家,也随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何况那些有权有势,或是财富大老板们的家庭呢!所以“齐家”之道,在“先修其身”的不容易了。尤其像现代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贱恶于一个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的子孙,是什么样的情况。


  由“贱恶”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二个“(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旨在“责备贤者”的第一个历史故事,在左丘明发挥解释孔子的大义《左传》上,所谓“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最重要的先例。

  郑庄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儿子庄公的时候,正在昏迷睡梦中,被惊醒痛醒了,所以在心理上有了主观的成见,压根就对这个儿子有反感。用后世俗话来说,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钟爱第二个儿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郑武公把王位传给老二。但当时在宗法传统的习惯上,必须以长子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如俗话所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况且庄公从小便很聪明能干,有机谋,当然就顺理成章继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里是很不高兴,很不愿意的。

  庄公即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

  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佯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

  接着,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已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霉的。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更快。

  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母子两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见面。换言之,永远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当然,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別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做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从“畏敬”鬼神说到近代“人造神”

  有关第三个“(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历史故事实例不少。严格研究,也很复杂,可以另成一个专题。而且牵涉的学科很广,当然,主要的还是哲学和心理学、医学等学,最为重要,因为这些科目,也是最有相关的学科。

  我们退而求其次,在这里所谓的“畏敬”问题,其中包括有两种成份,一是“畏”,二是“敬”。《大学》在这里把这两种内涵合称为一个名词,等于是由“畏”而“敬”的作用。这种现象在人的心理作用上,严格的说是普遍存在的。换言之,“畏敬”,它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尤其在宗教的心理学上,更为明显。举例来说,人为什么惧怕鬼神?因为你不知它究竟是真的“有”,或是真的“无”。而且从有人类以来,个个说有,而人人又没有真正的见过。说看见过的,或肯定相信的,究其实际,仍然多是捕风捉影之说,并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拿出实质的证据来。

  所谓鬼神之说,也就是概括“敬天”,或“敬事上帝”等等“形而上”,似乎另有一个作用的存在。不管任何一个顽强的人,虽然绝对不理会这些说法,但在他一生有某一种身心状况发生时,仍然难免会起一种异常的感受,恐慌、怀疑。那便就是这种“畏敬”心理的原始作用。

  人的生命,有生必有死。但谁也一样,平生所最畏惧的就是死。因为人人都没有把握自己几时会死?自己是怎样死的?死了以后,究竟是怎样的?死了以后,还有来生吗?这些问题也都和“畏敬”心理的作用密切有关。

  不说死而说生吧!谁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一生,前途的遭遇会怎样变化?受苦或享福?和我生活有关的父母、夫妇、儿女、财产、权位、主管、老板、政府、国家、世界等等,都在无法自定,无法可以前知之数的。因此,要算命、看相、求神、问卜、看风水(相宅、相墓地),甚至还请人来相看办公室、床位等的所谓“不迷而信”的“迷信”专家,就普遍地无所不有了。因为人们的心理,从来就存在着,有事事不可知,患得患失的畏惧心理。除了怕“生”怕死以外,怕没有饭吃、怕没有衣穿、怕投有钱用等等,无论穷富,谁也难免一怕,这就叫做畏惧。

  至于从小在家,就畏惧父母、畏惧兄弟姊妹。读书入学,畏惧师长。学成做事,畏惧长官、老板,甚至畏惧同事、同僚。出门怕赶不上车,天晴怕下雨,不下雨的时候,又怕天晴。有人因为怕穷,怕失去了不能占有一切的希望,就不惜作奸犯法去偷人、抢人、害人。但也有人,为了怕违背道德,怕违犯法纪,而甘愿穷途潦倒一生。几乎一个人活了一生,随时随地都在畏惧中,但又自以为是、自得其乐的过了一生。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细数人生,谁又不在“畏敬”中过了一生。但是,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有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做“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东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东西,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人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触。望望然是很渺小,又好像很伟大,总之,是人人自我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偶像”。最好的“偶像”,是没有一个他的自我形式,是以人人心中各别自我所形成的一个“偶像”。它使人人心中自我自生有“畏敬”成癖之感。这样,就是《大学》所说,“(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最高原理。

  先不说过去历史上的往事,只以我所经历过的时代,由二十世纪初期而到现在。小的时候,开始接触文化,也和众人一样,喜欢读各种名人的传记,拿来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人物。那个时候,开始读德国的威廉二世和什么铁血宰相俾斯麦,很新奇很惊讶。其他如兴登堡、福熙元帅,包括钢铁大王卡内基等等,都是新鲜的玩意。听的是李鸿章,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仰慕的是曾国藩、石达开等等。但这些也只属于少年时期的憧憬而已。

  到了北伐前期,那时,印刷术已稍发达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张又一张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袁世凯、张勋到奉、直战争的大帅们,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甚至什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画像。一个个都是人们所制造的“权威”,令人望之似乎“畏”而生“惧”,但未见得有“敬”意的存在。

  接着而来的,便是二十到三十年代,西方欧洲的国际局面变了,什么意大利新兴时髦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是如何的枭雄,怎样的了不起。跟着而来,德国的领袖希特勒,如何的枭雄,怎样的了不起。中国无人可及,墨索里尼也还差一点。天上的飞机,可以丢什么炸弹,汽车以外,又有机械化的部队坦克车;机关枪、迫击炮是怎么的厉害。俄国又自“十月革命”以后,有了苏联第三国际,列宁是怎么的神圣。日本的威风可怕,也制造了东条英机和土肥原,更是嚣张。赶快去找《墨索里尼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书来看。当然,那时的美国,还算是老实关锁自己在太平洋的东岸,印象还不算太坏。

  换言之,这个时候的欧洲,如德、意两国,都在人造神,要使人“畏而惧之”,犹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而在中国也开始学步了,出现了什么“救星”之类的口号。后来不久,那些制造人造神的(公司)伙伴们,好几个都成为我的朋友,也可以说,我成为他们的朋友。但很抱歉,我始终只能作为他们的“诤友”,内心里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总觉得“大不为然”。也许是我读的线装古书太多了,总觉得“立德”和“立功”,好像不是这样就可以的。

  可是,那个时候,社会上又流行出版美国人著的什么《演讲术》和《驭人秘诀》等书。接着到了抗战初期,我的朋友萧天石又出了一本《世界名人成功秘诀》的书,我看了对他说,你是写书出名成功了,也许会害了别人的。他要我写序言,我推辞了三十年后,才为了他的友谊而写了一点意见。

  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些朋友们,访问德、意回来,受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影响和忠告,真的开始极力造神。苏联也一佯,列宁早已成“神”了。有一次,在电影院“神像”出现时,大众肃立的时候,我轻轻问身边留学苏联的朋友沈天泽,他们怎么搞成这样?他说:“苏联也是如此。有一次,列宁自己单独去看电影,‘神’像出现了,列宁自己坐在那里不动。他旁边一个老头子吓住了,赶快拉他一把,叫他站起立正。不然,‘格别乌’会抓你去受罪的。”列宁还是不动,只对那老头子笑一笑。我听了就说:“我总算懂了项羽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也正是发自这种心理的。”站在我右边的朋友叶道信就说:“老弟,你还太嫩了,我二十年的革命,还不及我现在当了三个月的‘袍哥’。你在边疆的时候,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制造自己,就会懂了。”说话的老兄,他也是留学苏联的。但新近却加入“哥老会”,做了一步登天的“舵把子”(龙头大哥),所以才有这样的感慨!我说:“我尝试过味道了,不想上癮成癖,所以溜了!你去做山大王过瘾吧!”大家彼此会心一笑。

  但是,匆匆三四十年的时间,这些一幕一幕的现代史,都已过去,神像也一个一个不见了,好像是彻底打倒迷信了。可是,人们仍然在造神,仍然在搞个人崇拜,好像不塑造一个“孤家”、“寡人”,自己就“六神无主”、无法玩弄“跳神”的法术似的,真是何其可悲啊!二十世纪的大半时期,好像都在人造神的“神人合一”的时代。


  从史实中领悟“畏敬”的正反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姑且例举一个历史上的故事,给大家参考,可以由此而悟入“畏敬”心理正面和反面的教育道理。

  在春秋的后期,齐国的贤相晏婴(子)已死了十七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公开请诸大夫(大臣)们宴会,高兴起来。自己起来射箭,但并没有射中箭靶上的红心。可是大家一起叫好。齐景公一听,变了脸色,叹了一口气,挂上了弓箭回宫去了。

  这个时候,一位大夫叫弦章的进来。齐景公便说,自从晏子舍我而去十七年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不对的话,没有人能够当面明白指出我的过错的,你看,今天,我射箭,明明太差劲,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叫好,这样对吗?

  弦章就说:这是大夫(大臣)们的不肖(不对)。大家“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没有勇气,不怕你不高兴而生气)。”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蚯蚓类)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陷(等于憾字)人言乎(你皇上有什么办法叫别人都不恭维你呢)?”齐景公一听,便说:你说得对。今天我和你的谈话,“幸(你)为君,我为臣”。

  说到这里,正好有人报告,海边管理渔业的来进贡一批鱼。齐景公就说,拨五十车的鱼赐给弦章。因此,大路上都被到弦章家去送鱼的车子塞满了。弦章就过去拍拍送鱼的人的手说,刚刚“皇上”射箭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叫好。他们就是想像我现在一样,可以得到“皇上”赏赐的大批鱼啊!从前晏子在世的时候,碰到这种事,他一定推辞不肯收受,他只是直话直说,纠正皇上的过错。现在他死了,大家都只知道谄谀拍马屁,说“皇上”好听的话,其目的,只想为自己巩固权位,升官发财。所以“皇上”箭射歪了,还一起叫好呢!我现在辅助“皇上”,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得到那么多鱼的赏赐。完全是违背晏子政治道德的行为。因此,我决定不接受皇上的赏赐。你把所有的鱼都送回宮去。“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

  汉代刘向,曾经为齐景公这个历史故事,写过短评,他说: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

  这是说上天生人,都是平等的,并非是指定哪个来做为人君或领导人的。就算是上天给你机会,立你为人君或领导人吧,也不是只叫你占住那个位置,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而不顾一切人民所指望的大事业。如果做人君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就是不虔诚奉承天意,忘记了他占有这个人君之位,所应该做的事了(其实,古人所说的天意,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命运和机会的代名词而已)。又如说: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齐景公出猎,土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晏于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详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这些历史文化上的故事,都与《大学》所说“齐其家在修其身”的“(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都有相关的经验之谈,值得参考,或者多少会有启发,使你有所“悟”处。“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个性特别或比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的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了子女。

  这些事例,古今中外,在社会上也并不少见。至于一般人所说的“怕老婆”、“怕太太”,当然,也包括妻子怕丈夫的,也是并不少见的事实。在历史的故事上,比较出色的,就如汉宣帝时代的霍光,功在汉室,比伊尹放大甲、周公辅成王等历史事迹,都很类同。但为了“畏敬”他的妻子霍显,为了女儿做皇后,最后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又如隋文帝杨坚“畏敬”他的老婆独孤皇后的偏见,结果,两夫妻都受了第二个儿子杨广隋炀帝的阴谋欺骗,弄得一下所创的统一国家局面,就此而亡。


  从史实中体会“哀矜”的正反作用

  有关于第四个“(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我们只举出汉武帝与汉宣帝三四代祖孙之间的宫廷(家庭)变故,就是最好的说明。

  公元前九十二年到六十六年之间,是汉武帝刘彻的晚年,因为误信宠臣江充的挑拨离间,造成了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类似宗教迷信的事件,所谓“巫蛊”一案。杀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全家,包括刘据的三男一女,以及诸皇孙、皇孙妃、皇孙女。当时在他嫡系的曾孙辈中的刘询(初名病巳),还不满一周岁。也被关押在专为王侯、郡守们所设的“郡邸狱”中。廷尉(犹如现在执法的部长和最高法院的审判长)邴吉,参加审理这案。他心里知道这是汉武帝一时糊涂的暴戾举动,而且可怜这个皇曾孙刘询是个无辜的婴儿。他就派了一个罪刑很轻,而且刚生了孩子的女犯人,叫她做刘询的奶妈,喂他奶吃。

  这样过了五六年。这个时候,又有那些专讲那“望气”一套的方士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传到最迷信神仙的汉武帝耳朵里,当然立即发生作用,就下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命令到达关押皇曾孙刘询的监狱,邴吉就关闭狱门,拒绝接受诏命。他说:“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这样,就坚持一夜。天亮了,那个派去执法的“谒者”(传达官)郭穰对邴吉的抗命,也无法处理,只好回宫奏报。

  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的头脑,好像清醒多了,就叹口气说:“天使之也!”不但没有再追究,而且下诏大赦天下罪犯。邴吉就把刘询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给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

  后来,又有诏,要他认祖归宗,把他放到宫廷的边舍“掖庭令”张贺那里收养。掖庭令,是职掌后宫贵人、采女等总务的官职。张贺原来曾经派在被杀的太子刘据那里任职。太子(刘询的祖父)对他很好。他“思顾旧恩,哀曾孙(刘询),奉养甚谨”。张贺本来还想把孙女嫁给刘询做妻子,因为他的弟弟张安世反对作罢。但他不死心,正好和他的职掌有关的一个单位“暴室”(是管关押宫中皇后、贵人有罪的拘留所,也是宫女们的医疗所)的主管官“啬夫”(官职名称)许广汉(他同司马迁一样,犯了罪,接受“腐刑”,变成了太监,派在这里做主管)有一个女儿许平君,美丽老实。张贺看中了她,就和许广汉商量,愿意自己拿出家财,为刘询作聘金,娶他女儿。许广汉答应了。回家同他妻子一讲,太太大发雷霆。她说:“一般看相、卜卦、算命的,都说我生的女儿将来大富大贵,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没落皇孙,穷极无聊的赖小子。”但是,许广汉已经答应了张贺,就不变更诺言。把女儿嫁给刘询,小两口子很恩爱,不到一年,生了个儿子叫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刘洵这个时候,依靠许广汉兄弟,生活在一起。同时,只有与外婆史家往来。但他也肯上进读书,就跟东海学者复中翁学习《诗经》。“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到处乱跑,所谓:“上下诸陵,周遍三辅(首都长安以外附近各地区)。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因此,他不久做了皇帝以后,成为一代明君,庙号宣帝。历史上的皇帝,死了以后,得个“宣”字的谥号,并不太多啊!足以够得上称“中兴”的,才用“宣”字。如史称:

  帝(指汉宣帝)兴于闾阎(起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朝廷会议,当面听汇报)。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听了汇报,再考察他执行实践的绩效)。及拜刺史、守相(等于省级间地方首长,不过,那时社会形态不同,人口少,不像现在一省那样繁复),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讲的和做的不同,都能知道他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常称曰:庶民(老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二千石乎!(这是给郡守、省级地方首长的实物待遇,每月粮米二千担。但各级各有差等。这更是指地方首长和基层政治好坏的关键所在)。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其实,西汉的皇朝,从汉武帝以后,能够由刘询来继位做了皇帝,使汉室中兴的功劳,可以强调的说,完全是邴吉的阴功积德所造成,但他从最初救了刘询这个婴儿,又找奶妈养了他,使他长人成人,甚至向霍光推荐他做了皇帝,刘询都不知道内情。邴吉也始终不说,既不表功,更不邀宠。起初只为同情、哀矜(怜悯)、仁慈、正义的心理出发而已。

  刘询汉宣帝做十一年皇帝以后,因为一个老宫女自己表功,告诉宣帝过去二十多年前,曾经在掖庭做过你皇帝的保姆,是怎样的保护你,才讲出当年在监狱中的情形。宣帝一路追究下去,找到当年的奶妈,才知道都是邴吉的功劳。史称:“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吉终不言,大贤之。”宣帝是读《诗经》出身的,因此,他就引用了《诗经》上的一句话说“无德不报”,就封邴吉为侯。对于当时保护有功的人,那个老宫女和奶妈等,都加赏赐。但在要封侯的时候,邴吉却病倒了,汉宣帝怕他死掉,很担忧。夏侯胜便说:“有阴德者,必享其禄。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果然,不久就病好了。

  汉武帝临死的时候,把只有十三岁的太子弗陵托孤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金日碑(匈奴人)及上官桀。这个太子后来就是汉昭帝,很聪明,可惜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还没有儿子。霍光就和大臣们会议,迎接刘氏皇室一位昌邑王即位,不到一年,发现这个皇帝“淫戏无度”,又经霍光和朝廷大臣们决议废了他。在这个时候,邴吉才出面对大将军霍光说:

  今社稷宗庙(刘氏的国家天下)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而武帝曾孙名‘病巳’,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经术(诗经、论语、孝经等),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决定大策。

  “光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因此,刘询才得以继位,做了皇帝。他的出身经过艰难曲折,并非是纯粹的“职业皇帝”,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汉室皇朝的一个“明主”。所有这些经过,可以说,都是邴吉一手所造成,多方极力“诱导”一个刘氏孤儿做为明君的成功史迹。

  霍光对刘家的政权,的确也做到了不负汉武帝的所托。结果,为了老婆霍显,要把女儿推上皇后的宝座,谋杀了汉宣帝在“贫贱夫妻”时候的许平君皇后,因此而弄得家破人亡。历史上既赞许霍光,又替他惋惜。最后为他加上一句评语,是“不学无术”四个字。

  后来在宋真宗的时候,寇准使真宗在“澶渊之役”上立了大功,但被丁渭等同僚的挑拨,说他是拿皇帝性命来作赌注。因此遭贬,路过四川,碰到张咏。寇准请张咏对他的事作一句公平的评论。张咏只对寇准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回来,再拿《汉书?霍光传》来读了一遍,读到最后的评语“不学无术”一句,就笑说,这才是张咏要骂我的意思呢!

  再说,有关于“(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同样的道理,相反的结果,仍然可在汉宣帝的历史故事中,看到成例。

  汉宣帝刘洵,因为少年未得志时候的妻子(皇后)许平君,被霍显谋杀以后,非常伤心,就立了他和许平君初婚第一年所生的儿子刘奭做“太子”。并且特别挑选后宫无子,而且做人很谨慎的王婕妤(婕妤,女官名,等于后世的妃子)做皇后,叫她认养“太子”(后来王婕妤的娘家,就在汉宣帝以后,历代出皇后,因此培养了王家的后代出个王莽篡汉。你看,历史故事的前因后果,真很难说得清楚)。刘奭长大成人以后,个性温柔,又很仁慈,并且极喜欢儒家的学术。看到他的皇帝父亲宣帝所用的大臣,多半是讲究“法治”,注重“吏”治,刑法比较严厉,心里很不同意。有一天,他陪皇帝父亲宴会,找个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探,宜用儒生。”宣帝一听,变了脸色,很严肃的对儿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道(家)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只讲道德),用周政乎(还用周朝的礼法吗)?且俗儒(通常一般读书人)不达时宜(不能通达时势合适的变化),好是古(认为古代做对的)非今(现在都错了),使人眩于名实(被理论逻辑搞昏头脑),不知所守(他们又不知道自己该守的本分),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刘)家者,太子也。”

  从此,宣帝对太子比较疏远,而且很想换另一个儿子来做太子。但因为刘奭是许平君皇后所生,而且夫妻父子三人,都是从平民艰苦中出身,尤其对他的生母许平君,情深义重,曾经还答应过她,一定把她所生的儿子立做太子。所以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让他做太子。等到宣帝死后,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果然,从此以后,西汉刘家的天下,就黯然衰落了,直到王莽假借儒家的学术篡位。不是刘秀“光武”中兴,汉朝的政权,也早就换了他姓朝代。这便是“(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反面的作用。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例如,佛说慈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字同一意义。但佛把“仁”心用两极分开来说,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阳性的爱,“悲”是如母(女)性、阴性的爱。“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下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从史实中了解“敖惰”的心理背景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淡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做“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的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 “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但《大学》上,却把“敖”和“惰”放在一起,这个用字的方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自“傲”而养成“怠惰”的习性。犹如富贵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谓“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现代所谓“高干子弟”或“豪门”,富有人家的小老板们,因为从小出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自“傲”惯了,就什么事都“懒”得去做,变成“颐指气使”的神气;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个指头点一点,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挥别人去做。这就是“傲惰”的形象。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专讲所谓“爱心”的教育,常常养成孩子指挥父母大人去做事,孩子反而大模大样,坐在那里摆架子。这真使人“望之生畏”,只好心里暗叹一声“阿门”(祈祷完了最后的一声)!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闲谈,经常会碰到有人问起:你看,将来的社会,或将来的时势怎么样?这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从前跑江湖、混饭吃的算命先生,有一句成语说“上门看八字”。这是说,只要进到你的门口,四面八方看一看,早已知道了你这一家,兴旺不兴旺,

  不必要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一段活说得很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这是说,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这并不是天生人才有什么差别的作用,只是因为受环境压力,造成心理沉没的后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励,专心向上的人,当然也可以能够跳出“世网”的。又如我们小时候读的成语所说,“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虽然短短一两句话,如果你能“闻一而知二二”,也可了解它和孟子所说的这段话,都是同一意义。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学》所说“敖惰”的心理情状,它的内涵并不简单。

  现在我们姑且举出历史上的事例,用来反映“敖惰”心理的正反面等情状。首先,引用的历史故事,便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越大夫范蠡,他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以后,便飘然浮海而去,转到齐国,改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从事农业,亲自耕种,“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勤苦积累资产,没有多久,就成为数十万金的富翁了。齐国的人,知道他有经营致富的经济才能,便请他出来做国家的财“相”。他很感慨地说: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因此辞职不干,而且“尽散其财,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闲行以去,止于‘陶’,自称‘陶朱公’”。再和儿子从事农牧,兼做贱买贵卖的生意,“逐什一之利”。不久,又“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他在陶地,又生一个最小的儿子,我们通常叫做“幺儿”。这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不知道为什么事杀了人,坐牢判死刑。陶朱公知道了,便说:

  “杀人而死,职也(依法抵命,应该),然吾闻千全之子,不死于市。”叫最小的儿子到楚国走一趟,看情形。

  “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破旧灰色的背包),载以一牛车”,就要小儿子出门了。但他的大儿子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楚国看二弟。陶朱公坚持下允许。他的大儿子就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弟。是吾不肖。”便要自杀。陶朱公的太太便说,你一定要派小儿子去楚国,未必能保得住老二的命,现在先死个大儿子,怎么办?在老婆和大儿子的双重压力下,陶朱公也没办法了,不得已,只好由大儿子去楚国,并写了一封信,叫大儿子到了楚国,就送给他的老朋友庄生。而且吩咐儿子,把这一车个镒黄金交给庄生,“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大儿子告辞出门,又私自带了“数百金”上路。

  到了楚国,找到了庄生。他住在城外郊区茅草盖的房子,看来很穷。但他照父亲陶朱公的意思,把信和千镒黄金都交给了他。庄生看了信,就说,知道了,你赶快回家去,千万不要在楚国等消息。就是你弟弟出狱,也不必问其所以然。快走。陶朱公的大儿子听了,只好告辞出来。但并不回家,偷偷找个地方住下。把自己私下带来的黄金,另走门路去活动,找到楚国的政要贵人,要设法救小弟出来。

  庄生呢,虽然穷居楚国,但是廉直之名,全国皆知,“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虽然接受老朋友陶朱公送来千金,并不想要,他想救了老朋友小儿子的命以后,再全数退回,才是对好友的真情。所以收了黄金,便对他自己的老婆说:“此朱公之金。如有必病不宿诫(他这样做啊,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后复归(事后要全数归还),勿动。”但陶朱公的大儿子不懂他的用意,认为这个老头子“殊无短长也”(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为了父亲的命令,照办而已,心里实在舍不得。

  庄生找个机会去见楚王闲淡,便说:“夜观星象,天象有变,对楚国可能发生灾难,怎样办呢?”楚王一听便说:“这样就做一件大好事来消灾祈福吧!”因此,楚王就派人先通知执法的官吏,把有关刑法的重案,暂停执行。这个消息,被陶朱公大儿子的那个政要知道了,就来对他说:“你弟弟有救了,一定快要出狱了。”

  陶朱公的大儿子一听,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样有把握吗?”那个政要便说:“我知道楚王快要发布大赦令了。因为他每次大赦以前,都有这种举动。”陶朱公大儿子一听,真可惜他父亲送给庄生的千镒黄金,反正要大赦,弟弟一定出狱,岂非浪费了千金之赀,愈想愈心痛,就去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耶?’(你还没有走啊?)”他就说:“不好意思,没有听你的吩咐,因为我实在不放心弟弟的案子。现在听说要大赦了,所以想先来向你辞行。”庄生一听,喔!你送来的黄金,都在那间屋里,你赶快搬走带回去。这位朱大公子也就老实不客气,亲自去把黄金都搬出来带走了。

  庄生第二天,马上又去见楚上说:“你要大赦做好事,消灾免难是可以的。不过,外面已经有了谣言,说是陶朱公拿了大批黄金,买通关节,所以你的大赦,是为了要放陶朱公的小儿子。”楚王一听,大怒。马上命令执法官,立刻先把陶朱公小儿子正法,然后再来大赦。因此,陶朱公大儿子,只好去为弟弟收尸搬丧回家。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和家人,都痛哭不止。只有陶朱公反而笑着说,我早知道他去了楚国,他的小弟一定要被杀掉了事。这并不是他不爱弟弟。因为他“顾有所不能忍者也”。他从小和我一起,劳苦耕田,辛苦经商。他知道为生活太困难,爱钱如命。所以他认为白白丢了千金,很舍不得。我本来要老幺去办,是因为他出生以来,就在富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玩顶好名牌的车子、养名马、名狗,花钱满不在乎!“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老大)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我们引用历史上所载有关陶朱公的这件故事,说明“敖惰”的心态。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

  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许多的例外。以我自己一生的经历来体会,单在钱财方面来说,有过极大艰难困苦的经验,身无分文求一饭而不可得的遭遇;也有撒手千金,不知财之所从来的境界。有“臆无不中”,经商得利的时日;也有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依然两手空空,身无长物的打击。所以我常说笑,你们的经济学,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我是从经验上得来的。只有成功的经验,还只算一半,要有失败的经验,才算满分。世界上最困难的是一块钱,古人所说“一钱逼死英雄汉”,那是事实。有了资本,以后赚钱,那是一半靠聪明,一半靠运气。只有从勤劳节俭得来的,才是根基踏实。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这篇有关陶朱公的文章,我在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父亲的教导背诵过来。但我真懂得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说到这里,便有不胜感慨之思,倚老卖老又多废话了,抱歉。

  另一篇文章,也是和“敖惰”问题,很有相关的,便是东汉时代马援《诫兄子(侄儿)严敦书》。后来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公元一九三一年),好像在中学国文课本上有过,大家都可能读过,就不必多说了。马援的一生,也真是了不起,但最后临老的时候,仍然免不了遭人排挤,受到历史上算是很高明厚道的光武帝刘秀所贬。除此之外,以历史的经验,说明“(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故事。你只要去读《旧唐书》上所记叙初唐开国功臣的后代子弟,如房玄龄、杜如晦、徐(李)世勣等人的传记,便可知道那些“五陵贵公子,裘马自轻肥”的结局是怎样的,就能明白《大学》所说的“敖惰而辟”的学问修养之道,是有多么的重要了。

  问:所谓“敖情而辟焉”,是否具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例如我们看到某一位同学,聪明才智的确大有过人之处。但因为他太过自负,而且又理想不平实,便成了“恃才傲物”、“落落寡欢”的个性,几乎对任何人也看不惯,任何事也不肯将就,只自沉没在他自己的烦忧中,这种心态也应该就是“敖惰而辟焉”的情况吧!

  答:你所说的,完全正确。你可以说闻一而知其余了。不但对“敖惰而辟”这一个问题的内涵,应当由多方面去理解,然后“观过而知仁”,用此反省自己的心理行为,同时了解其他如前面所说的几个问题,都是同一意义,不只是一端而已。扩充这样的所知所行,再能影响他人,感化其余,这才是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真正“儒行”之道。

  如果再进一步来说,曾子在《大学》中所提出人之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重点,是属于最容易构成心理偏差的大方向。我们所讲,只是大略加以研究理解而已,实际上还是很简化的。倘使照中国文字学来说明,他这五个名词所包涵的问题,都有正反双向和多方面的内容存在。而且一个字,就包括了一个概念,并非是两个字,只包涵一个问题。例加,亲和爱、贱和恶、畏和敬、哀和矜、敖和惰,每一个字,都包涵有不同心理状况、不同意识形态的心理现象。并非是两个字或多个字,只是代表了一个概念。这就是今文和古文不同的特点。

  因为古人读书就学,从幼童开始,光学“小学”。这里所说的“小学”,不是现代化的“小学校”。这里所谓的“小学”,是先要真正了解每一个中国字的具体内涵,它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结构?它代表了什么一个概念?不是像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样,有的是先有了概念,用音声拼合,再构成了一个字。所以在过去我们读书识字开始,由传统的教导所得知,上古人类文字的结构,有三个兄弟的不同:一是右行,如梵文等,以形声为主。二是左行,如“麼麼文”,但早已失传。三是直行,如中国文,方块字,包括“六书”(六种结构的意义)。由古文“小学”之学的发展演变,到了汉代,就产生对古文、古字的研究考据,便叫做“训诂”之学了。至于注音,甚至概括今古方言读音的不同,便发明中国字的拼音方法,所谓“反切”的拼法,那是在东晋前期,因翻译梵文佛经,采用梵文形声的方法,开始制造“切韵”等学理。可以说,大要是得力于西域东来的高僧鸠摩罗什法师等,和他在中国的高僧弟子们所创造的成果。这些废话,都是为了同学的发问所引起的补充说明。


  给自己、父母、领导人的启示

  现在我们回转来,归到《大学》本题,有关前面所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五个“修身”的心理问题,使我们拖延了一段时间,好像愈说离题愈远。其实,原本《大学》的本身,是有它一贯的次序,在论说道理方面,一层一层的转进而已。但它始终没离开《大学》开头所讲“知”的学问,和“止于至善”、“止”的修养实践效用。因此,他接着便说出最重要的结论: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的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但他并非说是绝对没有,实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当时民间老百姓的

  俗活说,一般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他有潜伏的恶性习气,正如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植物的苗芽,天天成长的多大多好啊!

  当然,曾子所引用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俗语,所以便自己注明是“谚曰”,“谚”就是土俗言语的意思。如果我们也引用后世农村的土话来说,例如,“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前句便有类似的意思,不过说得更淋漓痛快。但曾子是大儒,他不会引用这样不雅致的活。我本来就是老粗,也来自田间,所以便“肆无忌惮”地乱用。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已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又有一句土话说“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是吗?这是因为丈母娘“爱屋及乌”,爱自己女儿“所亲爱而辟焉”的影响啊!

  再进一层来讲,《大学》在这里所讲的五个“修身、齐家”的方向,必须要明白,并不是对现代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来说,这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来说。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小扩大,也就是对做国家领导人的王侯将相所讲的领导学问和修养。如果照现代来说,凡是政府或政党、社团、工商业的公司、会社等的领导主管,要讲什么治理或管理之学的,便首先须要了解自己的修身问题。

  我们须知道所谓的“家”,是由一个人和另一个异性的密切结合,共同组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体象征。由一男一女变成夫妇的关系,必然就会有了子女,再变而成为父母。有父母子女,当然会有兄弟姊妹的形成。正如孔子在《易经?序卦》下篇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是相互交错的意思)。夫妇之道,不可以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卦名)。

  但从社会学的另一观点来说,人都是社会的成员。而人需要生活,生活必须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就形成了人群合作的社会。而把“家”的关系,不当作社会的基本成员。“家”,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私有关系而已。由于这种理念。而发展成为社会公有、共存、共享的目的。这种思想的理念,虽然是“陈义甚高”,而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基本上始终不能解脱以“家”为中心的作用。因为人是有情欲也有理智的,毕竟不同于无心无知的矿物、植物,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完全机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以“家”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在哲学的逻辑上,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可是由于有这个具体的象征,“家”与“家”的联合集成,便形成为一个社会。换言之,“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家”的扩大为社会,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家”与社会的再扩大结合,就形成为一个更大的结合体,那就是所谓的“国家”。由此可以了解,无论是旧学或新知,这样说过来那样说过去,说来说去“歪理千条,正理一条”。看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易经?序卦》所说,依然是千古常新,仍然不能外于此理此说。

  明白了原本《大学》所说“家”的观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家”之内涵,它跟西方后期文化所说的社会,是有相同的性质。同时,需要了解《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可说是指示我们对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政党、公司等的领导哲学的认识,和领导人的学问修养的目标。

  例如一个人,处在社会某种领导的地位,不管所领导的人有两个或多个,乃至成千上万,所负担的责任,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长的任务,而且又略有不同于自己血缘所属家庭的关系。因为所领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养、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们大中华的民族,因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各种薰习更为复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对华侨社会中的同胞说,我们的民族习性,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的意见。而且正如我们自己的批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真是最可耻、最要命的恶习。所以我们上古传统的文化,早就教导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三大任务,就是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并“如临父母”、“如保赤子”。必须自己要求学养的成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的长官(老板)。同时,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父母亲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大导师。同时,对于所领导的社会成员,要耐心地教育他、教养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对待孩子一样。当然,如果是在负责教育的岗位上,也必须要有做学生的领导、父母、保姆一样的修养学识和心情才对。不是只做一个“经师”,传授知识。必须要同时是一个“人师”,有形、无形教导一个学生或部下,怎样做一个人。当然,假如能教导出一个学生,最后成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说已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是为“圣人师”或“天人师”了!

  我们了解了前面所说这样一个大原则以后,便可知道面对任何一个犹如“大家庭”的社会团体,和我们所接触的左右、上下、前后,任何一个人,彼此之间,随时随地,都很容易产生“亲爱而辟焉。贱恶而辟焉。畏敬而辟焉。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的情形。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列举这一类相关的故事,甚至从现代社会上的个案来说明,那就需用现代的电视、电脑来演出,可以够半生或一生来工作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继续下文的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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