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名人名篇耀名楼
作者：赵春秀
《滕王阁序》——困顿少年的绝唱
从形式看，《滕王阁序》是圆熟的骈体文，从内容看，类似于一般的应酬之作，对周围各色人等都照应周全，甚至有一些俗气。但从思想、精神的风骨看，这是一篇旷世杰作。
据说，文中的“都督阎公”在初听《滕王阁序》头几句时，认为“是亦老生常谈”，后来再听，变得“沉吟不语”，当听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瞿然而起”，叫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我们无须去考证故事的真假，但确实《滕王阁序》在开篇并无太多过人之处，只是一般性的描述和对参加宴会者的奉承，仅有“被三江而带五湖”等句在气势上更胜一筹。进入对滕王阁周遭胜景的描述后，王勃逐步展示了他杰出的才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鄱阳晚秋，意境壮阔而优美，是文中景物描写的点睛之笔。而后面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又用从听觉角度展示了鄱阳秋景的阔大，并暗示了一种悲凉的情绪。
后世诸多评论者乃至当今的许多读者，都非常重视这一段景物描写，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出于这一节，所以把它作为研读的重点，“都督阎公”也是在此时叹服。而古人作文，铺陈景物是为了抒情明志，有的即便通篇写景，仅几句几字透露个人情怀，但这才是文章灵魂的所在。只顾玩赏写景名句而置文中的精神风骨于不顾，就是买椟还珠了。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景物描写的高潮，“兴尽悲来”是文中的转折点，从此由写景叙事转入人世感慨。而在以下短短的几百字中，表达的情绪并非平铺直叙、一览无遗，而是曲折顿挫、跌宕起伏，其中既有兴尽悲来、怀才不遇的感慨，又有一往无前的积极进取精神。“关山难越”，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重重阻隔和人生道路的艰难；“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等句都是感慨命运多有挫折，难以建功立业。而后文中“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等句却表现了对挫折、对当时境遇的超越和对前途的无限信心。直至“有怀投笔，爱宗悫之长风”，体现了王勃在困顿之中仍然满怀报国之志。
作为名篇佳作，本应有统一的思想内核，而《滕王阁序》中实际上却充满了王勃纷乱的思绪，由此便产生了文中很多矛盾的表达，但正是这纷乱的思绪和矛盾的表达才使这篇作品具有了无穷的韵味。有些字句真情与客套相杂，难分真假，“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是自我怀才不遇的真情流露，“钟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惭”就未必是真情实意了。“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两句，明显言不由衷。王勃刚刚侥幸解脱死罪，父亲也受牵连被贬官，他对朝廷应该是有怨恨情绪的，但在这里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归于命运使然，而对朝廷还是极力称赞。全篇对周围的人物都极尽逢迎，赞美得无以复加，而文中最突出的还是自我，对人生的感慨，积极进取的壮志，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又不敢奢望，对未来既满怀憧憬又充满不可预知的困惑与无奈。总体来看，王勃对宾客们赞美而不失身份，自己谦逊而又不卑不亢，才高自负的傲岸和位卑不遇的愤懑相交织，在现实情境与对宇宙、人生的感触之间做到了收放自如。
《滕王阁序》中还多处表现了对人生短暂的感慨：“觉宇宙之无穷”，“识盈虚之有数”；“胜地不常，盛筵难再”。这样的感慨在王勃其他作品中也常常出现，《感兴奉送王少府序》中，有“七岁神童，与颜回早死何益”的句子。而这种感慨与担忧不幸像谶语一样应验在王勃身上，写完《滕王阁序》后不久，他就在探亲途中渡海溺水，惊悸而死，而这篇作品也就成了这位困顿少年的绝唱。他摆脱了缠绕在心头的困惑、无奈和愤懑，少年的壮志、对未来的期望也同样化作南柯一梦。
《岳阳楼记》——超越境遇的鸣响
《岳阳楼记》述洞庭湖的胜景，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表现更多的是对个人境遇的超越，由于这种可贵的超越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的精神，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博得后世近千年来不尽的敬仰。
岳阳楼历来都是登临胜地，留下无数登楼感赋的诗文，当时滕子京就在岳阳楼上列出前代登临寄咏之作七十八首，还有北宋当代一些名家之作，“前人之述备矣”，所以《岳阳楼记》对“岳阳楼之大观”的描写气势恢宏而又简洁明了，很快就引出了“迁客骚人”在这里“览物之情”的相异之处。
两种相异的情境、相异的风景和由此而产生的相异的情绪，在这里描述得极为真切，自然的景观实际上象征了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境遇，或萧瑟惨淡、风波险恶，或快乐平和、怡然自得，这也是范仲淹几十年宦海沉浮的真实感受。
因不同境遇而产生不同情绪是很自然的，这本也符合我国传统中一般所认同的与自然相互感应、相互共鸣的理念。但范仲淹在下面却笔锋一转，提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观点，超越了自然，超越了个人得失，也超越了因境遇而产生的情绪。“进亦忧，退亦忧”实际上是范仲淹真实内心的表达，朝中改革失利，边关烽烟不绝，自己在朝廷和地方付出的诸多努力都难以奏效，当时的范仲淹可以说是满怀忧患。中国传统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而范仲淹在这里把儒家的入世精神表达得更为强烈，无论身在何地，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要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己任，绝不因个人遭际的不同而忘却自己的责任。随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千古名句应声而出，把自己的忧乐观明示世人。
人们对宋代作家有“宋人好议论”的说法，一方面是说宋人擅长标新立异作论述的文章，另一方面也暗含讥讽，认为宋朝人只善于纸上论说，却往往脱离实际，所作议论经常没有现实意义。而范仲淹这篇《岳阳楼记》单作为描述洞庭湖、岳阳楼胜景之文来看已是难得的佳作，后半部分的议论更令人耳目一新，既不是空泛的议论，也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把自我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疾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一段议论才成为后世多少代文人的座右铭，一直激励他们在艰难的境遇中仍然百折不回。由于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后世也产生了无数以“后乐斋”、“后乐亭”、“后乐堂”等命名的书斋亭堂，其中表达的还是忧国忧民、入世进取的儒家精神。
清代黄蓼园在《蓼园词选》中对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解释说：“文正（范仲淹）当宋仁宗之时，扬历中外，身肩一国之安危，虽其时不无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乃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黄蓼园的说法用来解释《苏幕遮·碧云天》一词略显牵强，但用来理解《岳阳楼记》却非常恰当。范仲淹在朝官至参知政事，在陕西守卫边塞多年，被当时的民歌描绘为“西贼闻之惊破胆”，使西夏不敢侵犯，认为他“胸中自有百万甲兵”。无论在朝廷还是在边疆，范仲淹都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物不平则鸣，作《岳阳楼记》时，正值他倡导“庆历新政”失败，被贬于邓州，内心的愤懑与忧虑可想而知。这时的范仲淹已是年近花甲，朝中朝外历任要职，对个人官场的得失早已不再留意，所以才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超越了个人境遇的鸣响，正因为有对个人境遇的超越，才使这鸣响超越时空，回荡千年。
对比地来看这两篇作品，王勃主要关注的是人生，是自我；范仲淹关注的是政治、是天下。范仲淹在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强调人要摆脱自然对情绪的影响，超越了客观的环境；王勃则把情感融于自然之中，并且对身边的人物都照顾周到。这和他们创作时的身份、经历、场合紧密相关。王勃当时是初出茅庐的少年，在滕王阁的盛筵之中，真正有忝居末座的感觉，一篇杰作一挥而就，除表达自身情感外，还不得不注意与现场环境、个人身份相对应。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早已老于官场，惯看明月东风，况且他是应滕子京之邀而作，并没有亲到岳阳楼，是个人书斋内的创作，所以更易于表达自我主观的意志。我们既欣赏范仲淹的胸怀博大和冷峻深沉，也欣赏王勃的书生意气和隐忍周全，因作者的遭遇而更欣赏两篇名作，因文章之多彩而更欣赏两座名楼。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赵春秀（1973－），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