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工笔画的精致美与世俗化
作者：周引莉
摘 要: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及美学精神对王安忆的影响颇大。王安忆的小说尤其是上海市民小说既借鉴了工笔画的精雕细刻､工笔细描的技法，也在内在的精神实质上与工笔画相一致，二者都具有生活化与世俗化的美学倾向。
工笔画，又称“细笔画”，属于细致工整的密体画法，是“巧密而精细者”。中国工笔画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始于楚汉帛画，盛于唐宋。尤其北宋时由于皇家的支持，“院体画”盛行，它们“刻画工巧”，注重细节，所谓“孔雀升高，必先举左”，充满富贵奢华之气，有雕琢之美。而王安忆的文本，也总是呈现许多繁复琐碎的细节，且善于精雕细刻。她这种工细缜密的笔法，以及她对生活的审美观照，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北宋的工笔画相一致，都有着某种生活化､世俗化､精致化的美学倾向。
一､工笔细描，精雕细画
王安忆在《摹写的精神》一文中说:“年轻的时候，我更喜欢中国画里的写意，觉得工笔太真切琐细，便刻板了。因年轻，未经历多少生活，又不怠于思想，便好高骛远，难免以为现实生活平凡无味。年长了，有了些阅历，渐渐珍惜起日常情景的细节。这些细密的笔触里，是有着切肤的痛痒，难以笼统概括，倒觉得写意有些露了。”又说:“绘画和小说，我以为都是写实的艺术，我们的任务其实都是将散漫平凡的日常生活，建立成较为高尚的仪式，这也就是摹写的精神吧。”由此看来，王安忆倾心于精雕细刻的写实。
王安忆曾对记者说:“《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王安忆这里说到的皴法，是中国画一种技法的名称。这种技法，不同于“白描”用单线勾描物象轮廓，而是以大量细碎的笔触，密密麻麻､重重叠叠地表现出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皴法虽然多用于水墨山水，而它与工笔很有渊源。实质上它是把笔的运用扩大了，拓展了，是一种笔法的解放与精致化。这种笔法其实就具有工笔的细致风格，所以它与王安忆的工笔细描是相通的。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多处用到“皴”法。如开篇用一万多字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写“围炉夜话”的复杂微妙;写今日的上海在王琦瑶的眼中怎样地“今不如昔”等都是细致绵密的工笔手法。
《富萍》中的吕凤仙独自住在弄堂里却很安逸。尽管只是白米饭而非鱼翅羹，她也得用金边细瓷的碗盛着，一个人坐在桌前，慢慢地吃着。吕凤仙还擅长于做各种精致的小点心，尤其是包粽子的手艺很娴熟。作者细细交代了吕凤仙包粽子的工序，读者便通过想象看到了吕凤仙包粽子的生动画面，并且感受到上海女人常见的一种性格——在家居生活的细处，特别地精明､干练､上心。这类画面虽然不是画家提供的那种“物质的图画”，但读者同样感受到了物质的图画所能产生的那种逼真的可感性艺术效果。“模样俏正的粽子”带给读者的正是一种精致美。
王安忆对细节的注重，不仅带来精致化的美学效果，也使作品在逻辑上更严密。她说:“本来想把女主角郁晓秋安排成与我同一年生，这样可能会更容易写。不过我仔细排了一下，她必须要早一年一九五三年出生，否则整个背景就有漏洞了。” 当然，王安忆的工笔细描并不只体现在细节上，她的细腻笔触随手拈来:
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长恨歌》)
精致乖巧､细雕细作､细工细排､细心细养，这是上海的风格，也是上海人的风格，同时又是王安忆的写作风格。
《发廊情话》有几句借“老法师”之口写上海:“上海的调和，不仅是自然水土的调和，还加上一层工业的调和。有没有看过老上海的月份牌?美人穿着的旗袍，洋装皮大衣，绣花高跟鞋，坐着西洋靠背椅，镂花几子，几子上的留声机，张着喇叭，枝型架的螺钿罩子灯，就是工业的调和。”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有兼收并蓄的性格，是精益求精的思想，有去芜存菁的味道——这就是上海。从人种的角度看上海人，是江南自然水土的调和，有折中思想，走的是中庸之道，但透着精细､精致､精明。
王安忆用了较多的笔墨刻画上海都市生活，而她的短篇《杭州》则是另一种城市写照。作者简直拿它当散文写，且有种学者型散文的味道，而它偏是小说。杭州是一种融入更多传统文化与古典美学神韵的城市，在王安忆笔下，杭州的街景成了一幅幅“平面的工笔画”，“街边早点铺里的烟气，都可见丝丝缕缕的笔触，木结构的民宅，顶上的复瓦，也可见层层叠叠的笔触，行人身上的衣袂，更是裥裥褶褶。”“丝丝缕缕”､“层层叠叠”､“裥裥褶褶”这些叠词不正是工笔画的特点吗?作者又把这些街景比成未开市前的“清明上河图”，真成了一幅长卷工笔画!王安忆常常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审视和表现她所要反映的生活，这就使得她笔下的文字焕发出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王安忆就是通过这种密不透风的叙事方式及语言使她笔下的庸常人生富有了实感､质感和美感，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开阔绵密､精雕细刻､诗情画意的美学风格。
二､生活化与世俗化
王安忆曾直言:“我创作中最感兴趣的东西，一是人，一是小市民。我生活在市民阶层中，市民生活是我永远的题材。”她之所以如此关注市民，就是有着野心，要在市民生活中建构一种不同一般的俗世意义，这意义是在不妥协也不奢望的人生过程里，是认命却又和命运做不动声色的抗争，是懵懂地微笑着过日子的生活情调与世俗情怀。王安忆的创作，尤其是写上海市民的小说往往显示出精致化､生活化､世俗化的美学倾向。这种美学倾向与工笔画是相通的。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工笔画的典型代表，其刻画精细，有七百四十多位人物､六十多头牲畜､三十多间屋宇､二十多乘车轿､二十多艘船只。展示了当时浓郁的民情风韵，是举世闻名的社会风俗画杰作。而王安忆的市民小说也可以说是上海的“社会风俗画”。她笔下的人物也是形形色色，有保姆(吕凤仙)､会计(阿秉)､工人(陈信､何芬)､教师(老克腊)､诗人(向五一､郁彬)､作家(叔叔)､画家(乐老师)､大学生(阿三)､演员(笑明明)､残疾人(阿跷)等，也有小偷(妮妮､阿康)､妓女(米尼)､杀人犯(长脚)等，还有很多没有固定职业的市民(好婆､富萍､王琦瑶等)。王安忆的上海市民小说表现了市民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人际关系等日常人生及世俗生活，是浮世的悲欢，相当地生活化，使读者感到亲近。王安忆的小说有海派的世俗美，“世俗美自然不存多少庄重性､严整性，却透着日常生活才有的那份消闲的､有情有趣的习气。它像一道南方的甜点心，食久必有点发腻，又甜丝丝的受用，一种粗俗的新鲜的喜悦”。
一九九一年的王安忆曾在访谈中说:“我自以为写上海人最好的两篇，一是《鸠雀一战》，一是《好婆和李同志》。”在中篇《好婆和李同志》中，王安忆细致地描写了“同志”和“小市民”的对比。李同志家里只有一条被单，整天穿一身列宁服，用的是机关里租借的白木家具，盖的是部队发的被褥。打好蜡的木地板，就用水拖;做一大锅实心馒头，吃上几天。而上海人好婆呢?家里备用的床单就有半箱，打蜡地板光可鉴人;馄饨馅子要用好几种东西精心调制;馄饨是数着个儿吃的……上海人的精巧､细致､讲究､享用型的生活态度与北方人的粗疏､简陋､豪放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有一句:“经过几个回合的推让，好婆终于收下后，将盛东西的器皿送回来时，那碗或篮里从来不是空的，总有一碗别致的小菜，如酸辣菜，如鸭肫肝，或者是一份自家做的糕点，使李同志领略了好婆家里精致实惠的日常生活，心中渐渐生出了一些感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