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生命境界的会通
作者：刘桂荣
摘要：徐复观以人的生命归根之地为理论基点，会通儒道、融合艺术与道德，将“成己成物”、个性与社会性涵摄于人的生命之中，以此开掘出中国文学艺术精神中特有的内涵，从而回应了“五四”以来以及现代文艺派的文学偏向，彰显了生命的审美之境。
徐复观堪称为一位新儒学大师，他的思想深深地浸润于中国整体的文化血脉之中，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以心性作为人的生命的根源之地，以此为自己理论的基点，会通儒道、融合艺术与道德，从而构建人生的意义世界，澄明人之生命的审美之境。
一、文学精神的根脉疏通
徐复观从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源和归结之地来把握中国文化的命脉，他认为“对自我的生命，经过一番功夫加以开辟，因而使人的本心、本性，显发出来，只有中国的孔孟系统，老庄系统，以及在中国才算成熟了的禅宗系统，才可以找到结果。只有在这种处所，才能发现心的主宰性，心的涵容性。由此而可以了解心的独体性，与心的共感性、普遍性，乃是同时存在的”①。徐复观对于中国文学精神的把握基本上是根源于儒道两家思想，至于佛教，他比较认同中国化了的禅宗，但他同时指出：“禅所给予文学的影响，乃成立于禅在修养过程中与道家——尤其是与庄子，两相符合的这一阶段之上。”②所以，他认为，凡文人禅僧在诗文上自以为得力于禅，而本质上即是源于“道”而非“禅”，禅在文学艺术中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庄子思想的借尸还魂。因此，儒道思想成为他一再高标的价值所在，“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反省，迫近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以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将其纯化，由此而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所以只有儒道两家思想，才有人格修养的意义。因为这种人格修养，依然是在现实人生生活上开花结果，所以它的作用，不止于是文学艺术的根基，但也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根基。”由生命之心性的根源义、涵容义以及价值义、现实义而进于文学艺术的人格修养和审美境界，彰显出徐复观开掘生命意义的致思路径。
既然是源于生命的根基之地，所以，徐复观就不再囿于一家之言来阐释中国文学的精神。他在对刘彦和《文心雕龙》的解读中提出，儒道两家思想，在生活实践中乃至在文学创作中可进行自由的转换，这是自汉代以来的大统。所以，徐复观在《文心雕龙》中既挖掘出刘彦和的“虚静之心”的人格修养与审美观照，又开显出其“徵圣宗经”的救世苦心。他认为刘彦和思想的基底是出自道家，《神思篇》中所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更是道家的人格修养，徐复观对此解释道：“虚是无方隅之成见，静是无私欲的烦扰疏沦五脏，是不溺于肥甘，保持生理的均调；澡雪精神，是不染于流俗，保持精神的高洁。这两句都是达到虚静的方法。虚所以保持心灵的广大，静所以拔出于私欲污泥之中，以保持心灵的洁白。二者皆所以不断提高人生的境界，使人能以自己广大洁白的心灵，涵容万事万物的纯美洁白本性，而将其加以表出；这自然可以形成物我两忘，主客合一之象征的文体。……个性愈是由洗炼、沉潜而彻底下去，以达到虚静的境地时，便可发现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墙壁自然撤除了；于是广大洁白的个性，同时即是广大丰富的社会性。在虚静的心灵中，自然不能不涵摄社会，不能不涌现对社会的责任感。”③此处之虚静之心，在徐复观，乃是文学精神的主体，当虚静之心呈露纯美洁白的人之本性时，自然成就为涵容万有、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但是，虚静之心并不能保证这种审美观照就能成就作品，因此，充实虚静之心从事创作，这就突破了道家的羁勒深入到了儒家的范围。徐复观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道”指的是“天道”，此天道直接落实于周公、孔子之道。以孔子发心，以“徵圣宗经”为主导，这与刘彦和以道家的虚静为文学的修养并无扞格，道家的人格修养接上儒家的经世致用并不存在矛盾，因而个性与社会性也可以圆融呈现。这是徐复观对刘彦和思想的评价，而实际上未尝不是夫子自道，刘彦和所主张的“沿根讨叶，思转自圆”的思想正是徐复观的思维进路。他破执去蔽，认为不能以儒道两家中的任何一家，甚至不能以儒道两家思想来框臼文学，因为他深信：世界上的人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人都可以到达儒道所发现的内在的生命根源之地，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正是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就文学心灵而言，徐复观认为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最大作用，首先是在于加深、提高、扩大作者的感发，而老庄为主的道家思想，是要从人生深重的叹息中求得解放，使精神得一安息之地，由此而下，开以“兴趣”为主的山水诗、田园诗。但“兴趣”与“感发”之间，是不断地互相滑动，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域。正是这种滑动圆转使徐复观能发掘出中国文学整体生命的精神实质，并体验、感受文学中的人生意蕴。如果说刘彦和是为救当时玄风之弊而由道家回转儒家，那么，徐复观则是面向现实人的生存及中国的文化生命，他曾说：“我们只要留心现代反孔反儒最烈的人，多是成见最深，胸怀鄙秽之辈，便可反映出虚静之心的意义了。”这足以见其以文化的圆融会通来构想、建基中国文化命脉的挚诚。
二、个性与社会性的涵摄
徐复观在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挖掘中，“成己成物”、个性与社会性的涵容始终贯穿其中。他在对文化诗学的阐释中，将个性与社会性均涵容于文化生命的整体之中。徐复观首先肯定文学艺术作品中个性的存在，他认为，没有个性的作品，便不能算是文学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中的诗歌，更以个性的表现为其生命，“真正好的诗，它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必定是先摄取在诗人的灵魂之中，经过诗人感情的熔铸、酝酿，而构成他灵魂中的一部分，然后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在过去，称之为‘气’）以表达出来，于是诗的字句，都是诗人的生命；字句的节律，也是生命的节律。这才是真正的诗；亦即是所谓性情之诗，亦即是所谓有个性之诗”③。在此，徐复观把诗的个性作为诗成其为诗的根本所在，这种个性的形成在于诗人在进行诗的创作过程中，已经把自身的灵魂凝注其中，将自己的生命贯注于诗的节律中，所以，这种诗表现的是诗人真实的性情。徐复观一直是把性情作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基底而言说的，他从性情谈诗的个性亦即是从生命的根源之地来挖掘诗词中的人的意蕴。
那么，这种充满个性的诗又是通过何种桥梁以通达社会的呢？徐复观认为，这源于此种性情之诗，亦即个性之诗所给予读者的感动，进而，他把这种感动概略为两类：一是原始性的个体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所产生的作品即是那些劳人思妇之词、迁客骚人之语。这种感情是把名利之心、世故之态完全剥落尽净，是由赤裸裸的生命挣扎所呈露出来的人类基原性的感情，它虽出于个体的生命，“但因为是基原性的，所以同时即是万人万世的。不仅不言社会意识，而其中自然含有伟大的社会意识，并且人性的普遍而永恒的意味，常可从这种地方去把握”。徐复观把这种少有个人利害关系的纯粹的基原性感情称为“性情之真”，它可以不经修养的工夫而通过感情自身不知不觉地滤过纯化作用就可当下呈现，在这种真实性的一刹那，个体生命的性情之真即是与万人万世相感通的性情之正。何谓“性情之正”？这就是徐复观所讲的另一类型的感动，即是文化性的群体生命的感动。之所以冠以“文化性”，徐复观认为这里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作者的现实生活是在群体中生根；一是作者的教养使其有在群体中生根的自觉。这样就会生发出“同命感”和“连带感”，这种性情的相感相通徐复观称之为“性情之正”，也就是性情的正常状态，即是没有让自己的私欲熏黑了自己的心。这种感动较前一种深度相同，但规模上要更加宏大壮阔，这才是“社会意识”的根源之地，最伟大的作品常由这种感动而来。因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自身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表出，从而感染读者。这样，作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是诗人感动了读者，但实际上，则是诗人把无数读者所蕴蓄而无法自宣的悲欢哀乐还之于读者，因此说，伟大诗人的个性，是忘掉了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个性便是社会性。徐复观的这种解读是把社会性的存在内化于诗人的个性之中，这样，诗人的个性的表达中自然会涵摄并透视出社会性的意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