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耙耧世界里的河洛风情
作者：刘保亮
摘要：阎连科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耙耧系列小说扎根于河洛乡土，洋溢着河洛风情。其神秘奇异的个性，既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更有来自于河洛文化及河洛文学的滋养。其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婚姻关系，有着河洛“理学名区”的伦理特色。他书写了可能正在消失的那方土地上的文化，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
阎连科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从九十年代的《瑶沟人的梦》开始，一直到近期的《受活》，其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舞台始终不离耙耧山脉。耙耧山位于河洛地区的嵩县境内，“耙耧山，县东２５里，下为伊川先生的故里。” 阎连科就生长在这个贫穷闭塞而又有深厚文化传承的山区。若干年后，当阎连科远离故土开始文学生涯，少时生活其间的耙耧山脉成为他创作的摇篮和源泉。“可以说，对乡土世界的魂牵梦绕，是贯通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血脉。” 在对耙耧故土的守望与书写中，作家曾浸染其中的河洛地域文化，自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意识深处流注笔端；而其真实描绘的耙耧山民日常生活场景及人性风物，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河洛文化①的烙印，这使阎连科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河洛风情。
二
阎连科小说扑面而来的是神秘奇异。《耙耧山脉》里，死去村长的阴魂坐在村边坟头，整夜滔滔不绝地讲话；《黄金洞》里，已吞金而死的爹指挥二憨背着自己的尸体，摆脱女人桃的追赶；《天宫图》里，路六命上吊自杀，黄泉路上有老人导游相送；《耙耧天歌》里，尤石头的阴魂长期陪伴尤四婆，并为其报信、指路，与其谈论家务。在这些幽冥幻象之外，作家还常！用一些动人心魄、匪夷所思的题材，营造奇诡魔幻的情境。这表现在《年月日》里，是那“千古干旱”，是那先爷与狼群的生死比拼、与盲狗的相知相依，是那以血肉之躯对玉蜀黍的喂养；在《日光流年》里，是那令人恐怖颤栗的喉堵症和活不过四十的人生宿命，是那以种油菜、翻地换土来延年益寿的奇怪思维，是那男人们的卖皮、女人们的卖淫、濒死的村长以身诱鸟；在《受活》里，是那全由残疾人所组成的奇特村落，是那单腿飞跑、耳上放炮、树叶刺绣、脚穿瓶子鞋的绝术表]，是那购买列宁遗体建造纪念堂的骇世之举。还有，鼠群洪水般浪涌，蝗虫遮天蔽日，六月漫天飞）……这些题材及其构造的情境，无不光怪陆离，荒诞不经，它使作品真实与虚构并置、现实与梦魇交织，构造了一个奇特诡异、亦真亦幻的艺术天地。
阎连科小说的神秘奇异风格，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受域外现代主义，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然而，作家说，他不是拉美文学的信徒。他的确看了拉美小说，但也看了《聊斋志异》《西游记》这种天马行空的作品，认为不从中国小说而非要从拉美文学寻根探源，可能是对本土文化没有了自信心。作家认为，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仰仗土地的文化”，“那些好作品中乡土文化的潜流，才是真正的生命”，“离开乡土我是无法写小说的”。由此，如果我们的目光也向内凝视作家的乡土，就会发现其神秘奇异，来自于拉美文风的吹拂，但更多的是来自于河洛文化及河洛文学的滋养。河洛文化是以河图洛书为源头的文化，是“《易》以贯之”的文化。神秘的河图洛书，玄妙的《易》，孕育了河洛文化神秘奇异个性。“奇异性，这是河洛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再考察河洛文学，仅就唐代而言，李贺的《梦天》《苏小小墓》《南山田中行》荒诞瑰丽，奇崛幽峭；韩愈的《南山诗》《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诗风奇险，气象奇特；李商隐的《无题》化用神话志怪故事，深情绵邈，晦涩朦胧。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均以神秘奇异而著称。其如此相对集中地出现在河洛地域，所仰仗的土地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阎连科也生长于这方厚土，文化基因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塑造其精神品格，深刻影响其文学创作。
审视阎连科小说神秘奇异风格的构成元件，无论是人鬼合谋，人狗对话，开棺盗墓，还是尤四婆用死去亲人乃至自己的骸骨熬汤治疗儿女们的傻病，三姓村把残废孩娃遗弃在西山梁野沟，都有丰厚的河洛文化底蕴。“放在家乡这块土地上，任何事情都可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其“山乡信巫”，“恪事外神，山乡尤甚……至冬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名曰进香”。这一民俗观念反映在作品里，便是人鬼合谋，熬亲人骨头治傻病，以吃油菜、翻地换土来活过四十岁。“其不经者结认阴亲，残毁幼殇，寄亲儿于僧道，弃发妻于穷途。”这一民俗文化，反映在小说里便是乡人对冥婚的热情，三姓村人遗弃残废孩童等。河图洛书和《易》的观物取象，以象征符号喻示种种物情事理，也塑造了河洛人相信异兆和天命的思想观念。《乡间故事》里，“我”在路上遇见一条黄蛇，便被理解为婚姻受挫。《受活》里，“天热了，下）了”、“冬日成了酷夏”的季节反常预示大难临头。小说章节、页码全都用单数标明，暗示世道的凶险。而时间采用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旧历，又传达出人世的轮回。《日光流年》里，“命通”“命赌”是三姓村常说的方言，他们的苦难以及苦难的抗争，都被认为是在“注释天命”。还有，河图洛书及《易》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之法则，是河洛文化的精髓”。这一文化精髓反映于文本形式，则是《受活》中的人名、地名大多以动植物的名字命名；反映于作品内容，则是回归自然的主题，是《日光流年》里司马蓝回归母腹出生为婴儿所唱出的质朴本色的生命之歌，是《受活》里对“花嫂坡、节日、受活歌”的心驰神往，对耙耧峡谷自种自耕、自由自在、平静安详的自然人生的诗意书写。
三
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形成之地。春秋末年，孔子来洛“入周问礼”，把周公之礼系统化、理论化，发展成了后来以“礼乐”为中心思想的儒家学说。宋代程颢、程颐又主创了“洛学”或称“伊洛理学”，把三纲五常进一步哲理化、神圣化，对宋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河洛文化的特质，概括说来，就是‘礼乐’宗法等级制度”，“礼乐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内核部分，它的成熟与完备，是可以标志河洛文化的形成”。
河洛礼乐文化有着连绵不绝的强大辐射力量，它使河洛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理学名区”，有所谓“嵩县伊川到洛阳，村村立着石牌坊”的民谣流传。阎连科生活在这一“理学名区”，并且他所生长的耙耧山下即为河洛理学创始人“二程”的故里。作家自小浸染于浓厚的儒家理学环境，，陶于“士向诗书，民习礼仪，务本立业，有周召遗风”的乡土民情，无论从作家创作主体还是从小说描写客体来看，耙耧世界都应是一个深具河洛伦理文化特色的世界。
阎连科小说里的河洛伦理文化，在家庭关系中有着较为突出的书写和相对集中的表现。在这里，！择“家庭关系”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原因在于“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家既是日常凡俗的生活事实，又蕴涵着伦理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
在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被儒家视为社会关系的基石，它既是“三纲”之一，又是“五伦”之首。并且“君臣”与“父子”这前两伦，在封建社会里是互喻一体的。分析耙耧世界里的父子关系，它有着鲜明的“父为子纲”特征和孝道思想。以《日光流年》为例，首先是父亲崇拜心理。司马蓝七岁时曾耳闻目睹了父亲对蓝百岁的训斥，明白了谁做村长谁就可以对村人吼嚷，这使他自小就立下了像父亲一样做村长的宏愿。这一雄心壮志，也使父亲临死之时语义丰富且饱含深情地说：“你像爹的娃儿。”司马蓝也的确不违父命，“把这村长要回司马家”。甚至在父亲死后内心困惑之际，司马蓝虔诚地跪在父亲的坟头汇报思想，还特意告诉父亲自己践行了他当年“想当村长就得不怕卖皮子”的告诫。其次，坚决维护父亲及司马一脉的形象。当司马蓝发现其母杜菊与蓝百岁偷情时，他没有提着菜刀冲进屋去，而是尊奉儒家“子为父母隐”的教诲，既保全了母亲也保全了死去的父亲的名声。当蓝四十说“你姑司马桃花跟公社卢主任睡”时，司马蓝则毫不顾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手起手落，噼噼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其三，父系权威至上。当母亲的行为与父亲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司马蓝坚定不移地站在父亲的一边。而蓝百岁与死了丈夫的杜菊偷情，司马蓝则怒不可遏。他没有考虑过母亲的生理需求及情感愿望，不惜逼迫母亲跪在父亲的坟头，“想今天他能让母亲跪在父亲面前，也就对得起父亲了，算对父亲尽了最大的孝心啦”。这里的“孝”主要是对父亲而言的。杜菊的行为，也颇有“夫死从子”的味道。其四，“父子有亲”关系的]变转化是“长幼有序”。小说开头一幕是司马蓝与司马鹿、司马虎三兄弟争坟地。司马虎提出把大哥、二哥、三哥的骨头挖出来埋到一个坑里去。这时的司马蓝冷丁间“一个银白的耳光掴在了司马虎的脸上”。司马蓝打耳光显示的是长兄的权威，司马虎随后没有和他争吵，其理由是：“你是老四，其实也是老大，还是三姓村的村长，我像驴一样听你一辈子吆喝。”这是对“长兄如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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