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戴·赫·劳伦斯之“拉纳尼姆”王国的生态学解读
作者：丁礼明 唐 斌
关键词：拉纳尼姆生态学生态理念乌托邦天人合一
劳伦斯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他给友人史·斯·考特怀斯基的信中说：
亲爱的考特：
我得告诉你在你情绪沮丧、冷峻地注视这大世界，力图告诫自己，不是心目中的世界而是自己洞察世界的眼光有错时，我们曾奚落过你。亲爱的考特，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观察，意识到这个世界异常卑劣、肮脏，人们的生活里充满了欺诈，这该多好。只有到这时，你才算取得自由……世界坏得无以复加，不堪忍受。丢弃它、粉碎它。在灵魂深处与之一刀两断……让我们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去吧……我们需待机而变，以便能遁身至光天化日之下，遁身至拉纳尼姆。就此搁笔。
你的Ｄ·Ｈ·劳伦斯
从此信件中我们可以读出劳伦斯的愤世嫉俗，对生活现实的极度失望。他提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拉纳尼姆”。关于“拉纳尼姆”，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九一六年，劳伦斯构想出一个新社会，起名叫“拉纳尼姆”，他给朋友写信阐述他的“乌托邦”理想，即在美洲的山区里建立一个“自然和谐”“没有货币”“生活必需共有”的社会。究其原因，工业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是劳伦斯竭尽全力探寻“拉纳尼姆”的外因；劳伦斯个人复杂的精神气质和对人性复苏的混沌追求，是其内因①。劳伦斯的“桃源之梦”可谓异想天开，我们这里更关注的是他此构想背后的深层的生态学内涵。
一
早在一八六九年，恩斯特·海克尔（Ｅｒｎｅｓｔ Ｈａｃｋｅｌ）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时，它主要是局限于生物自然科学领域。如今它已衍生为人们审视人生—社会—环境的实践生态美学存在观，以其积极的建构引导人们形成健康向上的世界观。而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七二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中首次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一九七八年，威廉·鲁克特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中首先使用了生态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②。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环境文学批评＂等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于用生态批评这一提法，因为“ｅｃｏ＂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可见，生态文学批评前提是：文化与自然密切相关，文化影响自然同时被自然所影响。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③著名的生态思想学者唐纳德·奥斯特也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④劳伦斯提出的“拉纳尼姆”构想正是希望人类回归大自然，恢复自然人性，以期达到疗治现代人精神创伤的目的。
二
劳伦斯从一九一一年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到一九二八年震动世界的性爱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始终关注现代人的悲剧，揭露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困惑、痛苦和灾难。他把调整人类最伟大的关系——与生命血肉相连，并永远变化着的男女关系——作为自己艺术追求的主旨。他认为：“艺术的唯一源泉，使艺术复活的唯一途径，是使艺术进一步成为男人和女人之间连接的杠杆。”⑤他之所以要致力于这种调整，创造这种连接的杠杆，是因为社会工业化带来的现代文明与传统的人类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流，一张巨大的网，而现代社会的男女犹如网中鸟、水中草：人不仅被机器异化，也被他所企求的文明异化，理想化的文明与自然完美的现实生活相离异，造成了巨大的危险：人的痛苦挣扎和由此导致的心灵扭曲，生命力的衰竭。一方面，男人成为机器工业的牺牲品，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男主人查特莱爵士，战争带给他的是双腿残疾，并且使他失去了获得性爱快乐和传宗接代的性功能，成为一个废人；而《白孔雀》中的乔治·萨克斯顿，内瑟梅雷山孕育出的健美的自然之子，则遭到了工业文明的戕害，接触到文明而不断生成的欲望最终导致他亲手杀害了纯洁的乔治；《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更是深受其害：父亲被矿山摧残了肉体和精神而变得麻木不仁，母亲畸形的爱使得保罗得不到年轻男女所追求的完美的性爱。劳伦斯笔下女性人物的命运也不例外。不论是《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母亲莫瑞尔夫人，《菊花磬》中的矿工妻子贝茨夫人，还是《虹》中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与和谐的两性幸福的现代女性——厄秀拉，以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由于饱尝无性婚姻之苦而与看林人梅乐士偷情的康妮，她们都深受工业文明和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迫害和束缚，在身心上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生不如死。这些都充分折射出劳伦斯对深陷囹圄的现代人的同情和怜悯。所以，透过劳伦斯作品我们发现他在苦苦追求一种和谐、自然的两性世界。在他苦心经营的这个世界里，没有文明的伦理约束，没有工业污染的混浊空气，大地绿草茵茵，人与自然的一切和谐相处，各尽所能，各得所需。这就是他所构想的理想的“乌托邦”王国——“拉纳尼姆”。他的这一伟大构想也正应着中国古代的文人所建构的“天人合一”理念。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发现许多论据。如：《易传》的经典表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礼记·礼运》中所提及的“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春秋·繁露阴阳义》的“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所提到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等，都无处不在地体现人与自然理应和谐共处的思想理念。这与劳伦斯所倡导的“血性意识”和他一生都在致力探寻的“拉纳尼姆”王国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异曲同工的⑥。可见，劳伦斯正如二十世纪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样，认定人类精神世界陷入了危机，人类所处的自然世界处于被工业文明毁灭之中，他殚精竭虑想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在以《虹》《恋爱中的女人》为代表的后期作品中，他所热衷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冲突的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且，在小说中他竭力去强调“血与性”的内容，其目的正是试图激活人源于自然的肉体具有的本能、欲望、血性等受到社会文明压抑的生命本体冲动，从而能达到拯救人类脱离文明之苦海的目的。这与生态文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如出一辙的。正如生态文学所提到的：在生态哲学思想的启示下，把生态文学批评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进行全面考察，力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的文学批评。同时，把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扩大到社会、文化甚至人类的精神领域，明确肯定人类生存的整体的生态性质，把文学批评置于人类生态系统之中进行考察。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必然要重新审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学的本源性意义。“尽管作为人类生命基础、生存环境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已被社会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 自然之所以能生成为人，是因为自然本来就存在并生成着属人的本质。＂⑦从劳伦斯的《虹》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追求一种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探索与思考。女主人公厄秀拉在明亮的月光下与安东约会，在平静如水的沙滩上追逐嬉戏，尤其在小说结尾处，她追寻远处原始森林中骏马的啼鸣及雨后天空彩虹的高挂都表达了劳伦斯对自然生态与人达成和谐之态的深切关注。再者，文学作为人类对自身生态进行审美调节的活动，一开始就打下了自然的深刻烙印，并一直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所以，生态思维对自然与社会、文化和人性的生态性整合，必将带来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在这一点上，劳伦斯的作品无疑是最好的佐证和诠释。其实，劳伦斯的“拉纳尼姆”又何尝不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和解”同“人类本身的和解”是相辅相成的理论如出一辙呢。当然，劳伦斯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深厚生态文学意义与中国古代生态思想资源的 “天人合一”、“物无贵贱”、“用物以度”等思想，与谢灵运、王维等古代诗人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一样都向现代人昭示建立和谐生态环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⑧。劳伦斯虽然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工业时代，但是他对生态和人类关系的关注却超越了时代。他同情现代文明中受苦受难的男人和女人，关心在被工业文明所破坏的环境中苦苦挣扎的人类，同时他反对宗教和维多利亚传统道德观念对人性的束缚，痛斥理性的死板与刻薄对人类的思想约束。所以，他崇尚自然的一切。正如他在《虹》的结尾处所描述的，厄秀拉追寻大森林中健美的“野马”，更对遥远太空中的雨后彩虹充满梦想与渴望。这也正是劳伦斯的梦想与渴望：探求适合现代男女居住的新天地“拉纳尼姆”，以此拯救处于灾难中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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