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影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

作者:牛晓立




  摘要: 从叙述学的角度看,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由几个叙述者的叙事构成的一部长篇名著。但是,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叙述者的叙事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从叙述者的动机、叙述者的时空位置以及叙述者的个人背景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给这部小说提出了另一种解读方式。
  关键词:福克纳 《押沙龙,押沙龙!》 叙述者 叙事
  
  《押沙龙,押沙龙!》(以下简称《押》)的问世标志着福克纳艺术创作的又一高峰,正如作者自己宣称的,它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但是,它的产生并不顺利,作者几度推迟与书商约定的完稿时间,因为福克纳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作品的重心究竟是放在过去还是现在,究竟是放在关于萨德本的传说还是放在昆丁等叙述者们对它的讲述和再创作上。”经过多次改写,福克纳终于完成了创作重心的后移。这样,叙述者以及他们的叙述在作品的构成上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的确,小说中的长篇独白、对相同事件的不同解释、对不同事件的特别聚焦等,无不与叙述者的叙事密切相关。今天,如果从叙述学的角度审视整个小说,我们不禁生出许多疑问:几个叙述者为什么会如此叙事?他们的叙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至于使小说呈现为目前的面貌?……
  叙述者,指叙事虚构作品中言语行为的表达者。在《押》中存在着两种叙述者及与之相应的两个故事层。第一种是全知叙述者。在小说开端处,这位全知叙述者引入了罗沙小姐和昆丁,随着小说的展开,又引入了康普生先生和施里夫,这属于故事的第一层;第二种叙述者就是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他们属于故事的第二层。在这一层上,他们既是叙述者,叙述萨德本家族的兴衰史,又是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栖居在他们描述的世界里,因而也塑造了自己的性格。本文所论及的“叙述者”仅指第二种情况。笔者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小说中潜在的影响几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期望为上述的疑问找到些答案。
  
  一、 叙述者的动机
  
  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动机可以各种各样,如:控制受述者、诱导受述者、教诲隐含的读者等等。叙述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叙述动机,一般会采取相应的叙述方式。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8)有言,《押》“是一部纯属解释性的小说。几个人物——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试图解释过去”。这里的“解释”完全是通过叙述实现的。虽然萨德本家族历时八十年的掌故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但是,几个叙述者十分醉心于拼凑一个完整的图像,他们都认为自己找到的那些似乎吻合的碎片就能揭开整个内容丰富的历史。他们相互否定甚至争吵,这无非由叙述动机所致:建构自己的叙述权威,也就是努力证明自己解释的正确性。为此,他们纷纷控制说话权,倾心于独白性话语。
  小说共九章。叙述者与章节的分配是这样的:第一、五章以罗沙叙述为主,第二、三、四章康普生先生,第七、九章为昆丁,第八章为施里夫,第六章为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共享。罗沙有两次长达十五(9-24页)和四十二页(125-167页)的独白。康普生先生的独白有三次,长度分别为十三页(37-50页)、二十八页(51-79页)和四十三页(80-124页)。他们的叙述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受述者都是昆丁;其二,在他们独白过程中,很少或完全没有昆丁的显现,也没有全知叙述者的现身。昆丁和施里夫所占章节虽少,却是小说中最长的几章(第七章共69页,第八章共62页)。他们也像前两位叙述者一样长篇讲述,不同的是,当昆丁或施里夫作为受述者时,经常出现在小说中,并且与叙述者发生争执。
  上面的数字显示,在三百六十六页的中译本中,独白性话语不仅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是所有叙述者的共同选择。为什么他们一致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有助于实现其叙述动机?关于独白性话语(monologism),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有这样的定义:“单个声音,因而是狭隘和只有单一的话语;不能接纳其他观点的话语。”可见,采用这种话语的叙述者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性,他们从自己的视角讲述故事,让受述者和隐含的读者像他们那样看待事件,这种有限的视角客观上使故事显得更有力。在罗沙连续不断的讲述中,昆丁只有两次附和“对,您老”“是啊,您老”。轮到康普生先生讲时,昆丁只偶尔一声“哦”“是的”。无论罗沙还是康普生先生,丝毫没有与昆丁交流的意向,文字间也看不出商量的语气,昆丁的存在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暴露个人思想的机会而已。即使昆丁或施里夫的叙述常有被对方“等一等”打断,那只不过是受述者强行的短暂介入,一点也不会威胁叙述者的主动权,他总能顺利地演绎完自己心目中的故事。
  当《押》中的叙述者为了各自的动机做着一相情愿的努力时,作者却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执著,悄悄实现着自己的创作动机,这一点,蒙在鼓里的叙述者无论如何是不会认识到的,而作者利用的恰恰是他们的叙述方式。独白性话语表面上增强了叙事的力度,但是,一旦受述者或隐含的读者对这种独白有所意识,那么,局限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叙述就令人怀疑,这样,独白性话语不仅不能建构叙述的权威,反而暗地里颠覆了叙述者的话语。另外,隐含的作者以各种方式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声音,以此造成叙述者与作者的分离,凸显两者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达到削弱或消解独白性话语的目的,而作者的意图却在不动声色中得以彰显。福克纳是把萨德本家族作为旧南方的缩影来写的。从《押》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每位叙述者都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揭示了萨德本家族盛衰的原因,但是,他们自认为全面、深刻地读懂了整部历史,这种自大自信并不符合作者的创作目的,因此,消解他们话语的权威就成为必然。由此可见,叙述者和作者都在利用独白性话语,只是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动机大相径庭。
  
  二、 叙述者的时空位置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但是,它们对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特定的时刻对特定的事件进行阐释,这依赖于叙述者的时空位置。叙述者可能亲身经历该事件,置身于事件发生那一刻的时空中,这样,他对事件的经验是直接的。叙述者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方式获知事件,如:谈话、信件、书籍等,那么,他对事件的经验是间接的。这种依照叙述者相对于被叙述事件而言的时空位置,是叙述学界讨论比较多的。但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时空位置不容忽视,即叙述者在叙述事件时,即“现在”所处的时空位置。一个叙述者在寒风凛冽的清晨站在残垣断壁的圆明园前讲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故事,同他在四季花开的南方某地讲述同样的故事相比,他的所感所想一定会不同,这样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不管是亲历或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事件,还是叙述者目前身在何处,这两种时空位置都会在叙述者的叙事态度、对事件的认识等方面造成差异。
  根据第一种时空位置,《押》的四个叙述者中只有罗沙亲历了萨德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其他三个都是通过谈话了解到一些有关信息。作为人物叙述者,罗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好像更能建立起叙述上的权威,结果怎样?我们先来听一段她的独白:
  
  而他,这穷凶极恶的无赖和恶魔,正在弗吉尼亚打仗,在那儿从地面上除掉他的机会是最多的,可是埃伦和我都知道他会回来的,要等到咱们军队中所有的人全都死光了才能轮到他挨枪子儿或是中炮弹呢;而只能向我这个孩子,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你听着,比人家要我去保护的那个外甥女还小四岁,就是说埃伦只能向我求助,她说:‘要保护好她呀。至少要保护好朱迪思。’是的,这盲目的罗曼蒂克傻瓜,……此人不知打从何方进入本镇,骑着一匹马,带来两把手枪和一群野兽,那是他独自猎获的,因为在他逃出来的那个什么鬼地方,他的恐惧甚至比他们的还要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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