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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笔:中国现代随笔观念的艺术构建

作者:黄科安




  摘要:“闲笔”,是中国现代随笔家发散性思维在艺术创作心态的一种“解放”的结果。“闲处设色”“忙中用闲”,这才是真正理解“闲笔”美学内涵的真谛。同时,“闲笔”,还是构成中国现代随笔“诗美”境界的重要要素,它不仅营造漫谈的氛围,使作品活泼有趣,而且富有诗的情韵。
  关键词:现代随笔 闲笔 诗美 艺术构建
  
  “闲笔”,是中国现代随笔观念的艺术构建关键要素之一。《大英百科全书》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在随笔中,用一段逸事说明一个道德忠告;或者把一段有趣的遭遇插入一篇随感或游记中,这种离题的闲笔正表现了最高的写作技巧;说明一个作家在更为严肃地探求他的目标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弛,紧张一阵之后有必要得到解脱和放松。……许多作家坦诚地讲过这样的感受:‘当他们停止写小说而改写即兴式小品和漫谈式随笔的时候,就感到获得了解放。’”中国现代随笔家对于“闲笔”的认识,亦可作如是观。
  “闲笔”,是中国现代随笔家发散性思维在艺术创作心态的一种“解放”的反映。中国自明清以来渐趋成熟的“八股文”,被统治者规范为选拔人才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的开头是“破题”,接下来是“小讲”,随后有八“股”分作四对的“比”。“起比”“中比”“后比”加上“束股”一对。各“比”之间还有联接承转的话。“比”后是结语。除了结构之外,传统各种文体也有不少特点在八股文里集中了,僵化成木乃伊,不能变化发展。这最明显的表现是,占据清代文坛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标举所谓的“义法”“考据”“辞章”等僵化的写作框框,其实就是另一种的“八股”形式的再现,它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空间。因而,中国现代知识者运用发散性思维,引入西方随笔新的美学理念和写作特点,打破一切外在的桎梏,自由自在地挥洒内心的欲念、感想和情思。因而,“闲话”,被中国现代随笔作家称之是成功用来实施一系列颠覆和反叛活动的重要写作策略。
  “闲话”,首先是反映在中国现代随笔作家的创作心态上。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论“Essay”的文字里,那种对随笔家创作心态的形象描绘,已经征服了无数中国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房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头痛为度的道理吧。也有冷嘲,也有警句吧,即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这是现代随笔家余裕心态的理想化境。“闲话”,既是展现随笔家个人的人格魅力,更是构筑随笔家余裕心态的一项重要的艺术酵素。
  钱锺书在对小品文探源溯流中,重新厘定对小品文的理解:“‘小品’和‘极品’的分疆,不在题材或内容而在格调(style)或形式了,这种‘小品’文的格调,——我名之曰家常体(familiar style),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林语堂把“familiar style”译为“闲适笔调”,认为:“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达到如西文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unbuttoned moods)。”无论是钱锺书比拟的“不衫不履”,还是林语堂移用西洋所谓“衣不纽扣之心境”,都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者对随笔创作“余裕心态”的追求和崇尚。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中国现代随笔杰出作品,都是随笔家在心灵没有设防情况下,处于极其自由状态中挥就而成的。
  “闲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美学批评术语,在中国始于明清之际,金圣叹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而用来对《水浒传》的评点。不过,金圣叹认为作为叙事文学中的“闲笔”,其实是古已有之的方法,“作文向闲处设色,惟《毛诗》及史迁有之;耐庵真正才子,故能窃用其法也”(《水浒传》第五十五回总评)。金圣叹由此拈出“闲笔”,作为分析小说的情节、结构技巧时常用的美学批评术语。在金圣叹看来,《水浒传》用“闲笔”每用于“忙”处,即都是在小说情节发展到扣人心弦的关键之处。如第二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本是“极忙”,却处处夹写店小二和过路人,“百忙中偏又要夹入店小二,却反先增出邻舍火家陪之”,“真是极忙者事,极闲者笔也”(《水浒传》第二回夹批)。“闲处设色”“忙中用闲”,这才是真正理解“闲笔”美学内涵的真谛。在国外文艺作品中,也经常会出现穿插许多“闲话”的事情,十八世纪英国作家斯登恩(Laurence Sterne)说:“闲话——无可争辩地——是书中的阳光,是书的生命,灵魂;如果你把这书里的闲话都拿走,那就不如把整本书也拿走好了。”对此,鲁迅颇有同感:“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尽了。”
  由此可知,人们对“闲笔”还是有较深入的认识。那么,中国现代随笔家如何通过发散性思维,博采众家之长,而使“闲笔”成为一种重要的随笔叙事策略呢?蒙田说:“我的离题与其说是不经意,倒不如说是有意放纵。”蒙田这番话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随笔作品中的“闲笔”现象是很有启发的。中国现代随笔家让“闲笔”成为随笔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与其说是“不经意”的,倒不如说是“有意放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林语堂提出以“笔调”为主,区分小品文(familiar essay)与学理文(treatise),“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体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在谈“尺牍”随笔说:“尺牍之妙者,皆全篇不要紧话,无事而写尺牍,方得尺牍妙旨。尺牍之可爱者,莫若瞎扯瞎谈。”林语堂所说的“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全篇说一些“不要紧话”,就是随笔家思维的“跑野马”,是“闲笔”笔法的典型运用。如他批金圣叹文章说:“乃全在点出其逆字法句法大放自然之处。起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夫三十娶妻也未与著书何干,又与《水浒传》何干,经他此一点,已离题千里矣。此语似故出惊人,然实由胸肠透露出来,如闲谈中应有闲散态度而已。”这种离题的“闲笔”,完全是作家有意的“放纵”,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张爱玲在创作上主张“参差”对照的手法,她认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她撰写的随笔《烬余录》,讲述自己在“二战”中耳闻目睹香港被轰炸和沦陷的经过。但她只是叙述战时大背景下自己周围一些学生生活的小插曲和自我的小感触、小感想,用她的话来说“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如她讲述了香港陷落后,她们怎样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的事情。“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写出战时香港去掉一切浮华,很多学生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因而,在张爱玲看来,战时香港人们表现出来的苟活状态,这些另生枝节的“闲笔”,其实更能揭示人生阴暗的一角。张爱玲添加这些不相干的“闲笔”,然而却是文章的“生趣”之处。《更衣记》有着作家出奇的想象力,是一篇逸趣横生的随笔。“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文中,张爱玲把各个时代出现的流行款式和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和不同审美规范相联系,分析得丝丝入扣,让人惊讶她过人的聪颖才华。最为出奇的是文章结尾突然闪出一个蒙太奇镜头:“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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