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与胡适


 


  章士钊虽然留学过日本和英国,精通日、英文字和外国文化,可是他却主张尊孔读经,维护传统文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却极尽攻击之能事。

  本来章士钊与胡适是未曾谋面的朋友。1913年章士钊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当时的胡适正在美国读书,他翻译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投给《甲寅》,很快就刊登了出来。为此他们有过几封书信往来。他们相隔数千里之遥,没有机会见面,但却建立了朋友关系。

  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到北大教书,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章士钊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尽管对胡适的主张不满,并没有发生论争,到也相安无事。他们的对立情绪,是发生在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期间。章士钊到北平的第二年就着手恢复了《甲寅》杂志。他创办这个杂志是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这是一本文言文的杂志,声明不发表白话文的作品。在复刊号上他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指出提倡白话文是“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至不顾自己的士大夫身份,以谩骂的口气攻击胡适。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一位友人将章士钊的文章拿给他看。胡适对章士钊的谩骂并没有回击。他说:“这种谩骂,是骂不倒我们继续做白话文的,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运动。”胡适对章士钊的宽容,是因为他对章士钊一向评价很高,他认为章士钊是1905~1915年这十年期间很有影响的政论家,文章的逻辑与文笔,以及为文时所表现的个性,都是令人称道的。或因如此,胡适是出于对年长于他10岁的章士钊的尊敬,并没有与老朽的复古派论争和绝交。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番菜馆去吃饭,恰好碰到章士钊也来吃饭。章士钊对胡适的大度很是欣赏,也自感到自己对胡适的奚落有点过火,饭后,他就提出到对过的一家照相馆照张合影。当时照相洗印很快,他们相约在照片上各题写一首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蹩脚的白话诗: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

    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读了章士钊的题诗,意识到这是章士钊向他示好的表现,随即就写了首旧体诗,委婉地回击了章士钊的谩骂,也暗示出合好携手并进的愿望: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在紧接着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们的确表现得很“相亲”的。1925年5月北京女师大在召开国耻纪念会上,校长杨荫榆被学生们嘘声赶走。为了报复学生们,杨荫榆开除了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由此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掀起了“驱羊(杨)运动”。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很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8月初,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停办女师大的方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8月1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开会,通过决议“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面对这个事件,胡适却联名几位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强调“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学术独立”,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处于窘境的章士钊对胡适的主张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不过,为时不久,章士钊又在《甲寅》上攻击白话文,胡适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章士钊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是跟他开了个玩笑,觉得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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