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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蓝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彩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作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替他作媒一定不好作,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枝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匆匆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肚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岌岌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奇岛,以及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廏(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廏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弥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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