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的企业是什么性质，从实际角度来说，它现在已经是全球舞台上的一个角色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力量究竟是如何影响他们的企业的，很难看得明明白白。他们眼中的这些力量往往是零星的、直线式的，而无法看到正在出现的整个模式。他们应用的传统经济、行业和市场分析，框架过于狭隘，且基于常常是过了时的数据：等到分析报告形成的时候，世界已经向前发展了。其结果是，领导人及其企业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始料不及的打击。
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讲述的约翰的故事非常典型。他采取了所有通常的措施来理解、应对新的竞争威胁，但这些措施还不够。“嗨，”你也许会说，“那是制造业的情况：到中国去。没什么新鲜的。”那么莱纳斯•托瓦尔兹（Linus Torvalds）呢？1991年，还在读大学的托瓦尔兹设计了他称作Linux的操作系统，并张贴到了网上。起初只有计算机怪才们才会感兴趣的这一开放源代码的免费软件数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开发人员。现在，它似乎成为了微软视窗系统的真正对手。2003年，Linux在服务器市场的份额达到了24%；它的大用户包括亚马逊网站（Amazon.com）和赛伯（Sabre）。它在个人电脑市场上的份额上升到了3.2%，超过了苹果的Macintosh软件，而且这种上涨趋势似乎一定会继续。IBM、惠普、太阳（Sun）和诺维尔（Novell）等公司就把Linux系统的重点放在了特殊业务领域的潜在桌面电脑客户上，比如股票交易商、工程师和仓库管理员。IBM首席执行官塞缪尔•J•帕尔米萨诺（Samuel J.Palmisano）希望他的员工们采用Linux。有些国家的政府也发生了兴趣，其中包括中国和以色列，他们都计划转向Linux。分析师认为，如果Linux获得了桌面电脑市场10%的份额，它就会开始冲击微软对这个市场的垄断。
新的游戏规则是，几乎任何企业活动都比以往更有可能产生全球的意义。新的竞争对手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下一个莱纳斯•托瓦尔兹—也许正是让你的企业的日子难过的那个
人—甚至可能正坐在班加罗尔、上海或者布拉格开发自己的计划。即便此人是小本经营也无关紧要：一个好的创意越来越有可能获得金融界的支持。而任何新产品或服务一旦面市，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找到自己的客户。
要想弄清世界商务环境是如何影响你的，首先就要区别什么是周期性变化，什么是结构性变化。周期性变化属于商务生活中正常的起伏跌宕，任何一个能干的经理都能应付自如。结构性变化则是对挣钱基本方式的根本性的、长期的更改。这种变化在初期很难与周期性变化区分开来，而这个时候，正需要你看清楚。等到这种变化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你能很好地调整到位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导致当今全球剧烈竞争大爆发的有3个结构性变化。其一是跨国界商务活动的进一步整合，并在互联网的即时通讯以及巨大的创意和对话宝库作用下加速发展。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供应链的迅速发展，从美国和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不仅仅是商品，现在也包含了服务领域。其二是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投资，其中90年代的大幅度信贷扩张和风险资金的供应、流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是全球买方市场，促使资本所有者和经理手中的力量转向了消费者和超级零售商。还有一个变数：政府的管理部门—他们的决策越来越主动，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
全球同步的大市场
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辩论，传统上一直围绕着各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商品交流问题而展开。然而，随着贸易变得更加自由，新的问题产生了：它比消除国界的问题范围要大得多。比如，过去在政府各委员会里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商务领导人们，现在正设想着更多地进入其他市场。他们还认识到，这种流动将是双向进行的。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是，他们会在某一天创建一种比贸易更加宏大的、更加没有边界的东西。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出口剧增，显示了其调试良好的工业机器的威力，让狭隘的美国和欧洲企业从美梦中惊醒过来。有些行业从此再也没有从那次风暴中缓过劲来，其中包括汽车、车床、存储芯片和电子消费品。然而，许多其他行业却利用这个机会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开发出高效率生产方式，改善内部流程，削减劳动队伍，并在总体上把提高生产率当作了头等大事。
今天的全球竞争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至少，发达国家的企业从进步型的后来者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和东欧。他们的工厂并不比发达国家的工厂有更高的生产率。美国的生产率仍然是世界第一，它的增长率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区别在于劳动力成本—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只是发达国家的很小一个比例，其中包含了较低的工资、较低的福利成本和工作规则方面的灵活性。
就连一些仍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也感受到了冲击。比如，墨西哥的就业机会正向中国和印度转移。而现在印度也开始在就业市场上输给中国。柬埔寨担心，一旦有利于自己的美国进口配额被取消，它的很大一部分纺织品生意就会转向中国。
常常有人争辩说，造成这种错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汇率差异。经济上的必要性可能会迫使中国在将来某个时候重新评估其币值，但这一点不大可能产生多大区别。2002年，中国取代了日本的位置，成了出口美国的最大出口国。近些年，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每年400亿~5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中国50%以上的出口来自于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所投资的工厂，并且融入了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人民币的升值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他们放弃这些投资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这是全球贸易结构重新安排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对商务活动产生的影响似乎更大，因为它包含了过去在贸易中作用微乎其微的服务产业。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各国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他们各自拥有一个或者多个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比如自然资源、劳动力、金融资本和知识或社会资本。可是，当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时候，有关比较优势的陈旧思想就没有了市场。
如今，作用最大的因素是知识和资本，而这两样东西是没有界线的。信息时代创建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一个相当于全球范围的城市或地区。正如供应链能够跨洋过海一样，资本、创意和新科技在世界各地自由而迅速地流动着，几乎跟在纽约、亚特兰大或硅谷流动一样。
在需求方面，电视和互联网已经让所谓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大部分都希望加入这个俱乐部—而且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愿意勤奋工作，换取并不是很多的金钱。他们可以获得从前绝无可能获得的资本，而且他们能够获得技术。各种类型的信息都唾手可得，包括最新管理手段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的培训，而这些企业正在创建他们自己的低成本供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