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1956年秋，在我进入哈佛大学后，我感到极其压抑。我所在的班上的一半同学都曾在专门为“常青藤联盟”输送人才苗子的预备学校进行过强化训练。另一半同学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名牌高中。而我虽然在高中学过四年法语，却在进入哈佛后没能够通过免修这门课的初级课程考试。在数学方面，我甚至没有资格学习初级大学课程，因为我没有学过微积分，所以我还得补修数学。
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新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负责新生的院长想让我们不要过分紧张，说我们年级将只有2%的学生最后毕不了业。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到其他所有人都很幸运，因为将来只有我来填补这2%。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是来自斯塔滕岛的学生，我看见他正在看课程目录。但他没有看课程，他看的是列在课程目录后面的奖励单，想看看他能够获得哪些。我当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正在看同样的课程目录，想选一些我可能会通过的课程。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让所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是如此优秀——以至于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要我去参加一个会。他问我是否感觉还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好？”
他反应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而所有人本来都以为你不会学得很好。你确实没有用功过度吗？”
即使上完一年级后，我对在哈佛上学仍然还有一种紧张感。在我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想了解有哪些书同学们都没有读过，以便布置给大家读。他要求读过 狄更斯、乔治·埃利奥特、达克雷等人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举手。随着他列出这些作者越来越模糊的作品，毕业于格鲁顿、安德沃等学校的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一直放在腿上。我不仅没有读过这些书；其中大部分书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逻辑中存在的缺陷，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重新欣赏他们的智慧。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以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这些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甚至曾考虑过主修哲学。尽管最终没有那样做，但迪默斯的课促使我朝着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发展。我经常把自己受迪默斯启发所产生的观点概括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绝对的”——这一立场受到那一时期更博大的哈佛精神的鼓舞。当时我同学当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承认教条、质疑权威——而且回顾起来，我会说我从哈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是不根据表面价值确定自己的观点，对我所听到、读到的任何事都以一种探究和怀疑的思维去评价。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惟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
多年后，我在与艾伦·格林斯潘讨论时，他告诉我说，断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宣称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当时我没有与艾伦辩论这一问题，但一个答案他是正确的——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断言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但这正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证明是确定的。
从学术上说，我在哈佛的学习计划是循规蹈矩的。大部分选择法学院的人主修的是政府政治学，我曾大大咧咧地以为我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学政府政治学，但后来转到经济学。在当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主要还是概念性的，我发现这尽管学起来难但还是很吸引人；后来，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成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而我本来没有适当的途径主修它。
我四年级的优等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以将博异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并用他解释核威慑理论而闻名。当时，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哈佛，而我是他指导的惟一的学生。我在坎布里奇度过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假期，没有工作，睡在与人合租的一套公寓的客厅里的一个破烂沙发上，提前全力以赴做我的论文。每天在韦德纳图书馆里钻研和写作是我在哈佛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的论文写的是巴西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看起来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前景的地区。我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数据和分析以检测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假设。1995年，在我会见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说巴西财政部查阅了我在哈佛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准确的。
就社会层面而言，哈佛由各种亚文化组成。我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亚文化，但我喜欢在咖啡店闲待着思考自己的事，那时还没有星巴克，而只是一种带有放荡不羁气氛的地方并且咖啡也不是特别好。我实际上不是经常去咖啡店，而是时常在顺道时到蒙特奥伯恩47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坐一会儿，人们在那里围坐着，一些民歌手和反政府抗议人士常在那里唱歌。我喜欢这种围坐着思考生活问题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