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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败老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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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一整个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辞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又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佣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进入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动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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