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李燕杰等同志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并扩散到社会上。
这份6000多字的材料分为两大部分：“一、对《人民日报》的做法普遍表示不理解。” “二、对蛇口某些人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9月7日，《人民日报》派人到北京师范学院看望李燕杰三人。
9月12日，《人民日报》在《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中发表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人的文章《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说是要“把事实向广大读者做进一步的说明”。
9月14日，《人民日报》在最后一期的议论专栏里编发了来自《人民日报》内部的两种意见，并加了题为《没有结束的结束语》的编者按。
但“青年导师”对《人民日报》的平衡做法似乎还是极不满意。
袁庚为什么受到最猛烈的攻击
各报刊纷纷为袁庚“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这句名言叫好。
9月7日，吴希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袁庚的“保护”说》后，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为袁庚叫一声好》。她在指出袁庚的可贵之处后反诘道：“‘上了材料’并‘报了上去’，如果是正常的下情上达，何以‘要加以保护’？”
一位名叫乐钢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来信为袁庚“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感到鼓舞，认为他的两点意见，应视为《答问录》以至整个“风波”的主题。“风波”争论的核心则是姓“社”还是姓“资”，彭清一以此为轴心，将美国西部与蛇口对立，这种“两分法”，从理论上讲，脱离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实际，仍是“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苗”的旧曲新唱。
著名作家陈国凯则说，袁庚此话，可以立碑!
但这句话也让袁庚遭遇到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一份落款“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指责他：
——袁庚的言论和做法实在令人吃惊……会把蛇口青年引向何方；
——这位老干部太开放了；
——他学习外国走得太远了；
——他是对青年哗众取宠；
——袁庚的表态与“文革”中表态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
李燕杰则因此质疑袁庚的人品：“袁庚是个不择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大约一年之后。《中国××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制造“蛇口风波” 》的文章，该报对《人民日报》和袁庚的批评是这样的： 在“蛇口风波”刮了半年多的1988年8月，中央一家大报派记者采访有关方面人士，写出《“蛇口风波”答问录》一文，并辟专栏，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探索。同其他报刊相比，这家报纸双方意见都登，似乎给人以客观、公正、让读者充分开展民主讨论的印象，但实际上，这篇《答问录》把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四位同志作为一方，而把其他九位同志作为另一方(其中包括四位根本没有参加座谈的当地行政部门和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形成发言共同批评李、曲、彭等的九比四的局面。之后，在一些报刊上，曲、李等被冠以“教师爷”的贬称而屡遭谴责。而“教师爷”的称谓就是首先出自《答问录》中一位蛇口权威人士之口。这种名为倡导探索问题，实则有非常鲜明的倾向的报道，其动机和效果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文章的口气多少有些咄咄逼人，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事过一年后旧事重提？
时隔不久，《中国××报》又发表了《××界人士座谈“蛇口风波”》，同时第四版在“制造‘蛇口风波’实质是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座谈会纪要。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人看了难免不寒而栗：
有的同志在座谈会中提出，“蛇口风波”的制造者打着“现代意识”、“更新观念”的旗帜，贩卖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思想，宣扬“能捞钱、会赚钱、想赚钱是现代意识，是有才能的表现，是历史的进步”，引导青年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计”，实现“自我价值”，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能捞钱就行，根本不管国家、集体，也不讲为人民服务，甚至连国格、人格都不要。这种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对青年的毒害很深。“蛇口风波”实际上为这场动乱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上的引导，是这场动乱的一个前奏。
所幸的是这篇向中央党报叫板的文章，《人民日报》并没有予以转载，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但相信袁庚或是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篇文章必然有相当的背景，因此也就难免让人担心，或是提心吊胆地过上一段日子。
事情还没有完，又过了两年，到了1991年7月11日，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就“蛇口风波”与《人民日报》有关人士会谈，李燕杰还指出了“蛇口风波”的十四个骗局。
据说，《人民日报》的一位人士表示要再召开一个座谈会，并将座谈的内容在报上发表。让人不解的是，座谈会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开成，折腾了几年的“蛇口风波”，也就从此真正地“风平浪静”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