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市文联党组的报告
崔恩卿
(一)
我是1998年4月23日到北京市文联报到的，6月10日即抽调做“房山石经回藏”工作，直至1999年9月，在社会公益性的工作——房山石经回藏第——阶段完成之后，即进入文联正常工作。按照分工抓三件事，一是文艺大厦工程，二是老舍文艺基金会，三二是戏剧电影报。进入角色理应粉墨登场，三项工作择其一，现就《戏剧电影报》的发展作些思考。
(二)
戏剧电影报是北京市文联主管和主办的报纸。已有近20年的历史，1999年成为周三刊，全国发行，其中周五的“主报”发行10万份左右，在北京有2万左右的零售量。广告刊出额70-80万元。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报纸在戏剧影视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
回顾历史，戏剧电影报应当说是从一开始就是自收自支的报纸，北京市文联没有投入启动资金。1999年，自收自支的运作体制进一步形成，完全进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阶段。
(三)
尽管文联对戏剧电影报没有规范性的投资，但戏剧电影报归属文联主管和主办的关系是法定的，因此，可以说，戏剧电影报本质上是北京市文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功能有两条：
其一，通过媒介形式传递信息，服务社会，包括传递文学艺术界的声音，也包括传递社会大众对文学艺术界的吁求，这是信息服务的主体；此外，还包括纵观社会，横向勾通，让社会大众了解文学艺术界，也让文学艺术界了解社会大众。这种“传递”和“服务”就是党的宣传工作，就是舆论监督工作，就是改革促进工作。
我国新闻媒介有一个传统称谓，叫“党报”、“机关报”、“宣传工具”、“喉舌”……，似乎不这样规定就不能体现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社会效益的功能，似乎谁不愿被这样称呼谁就是“离经叛道”，谁就是搞“自由化”。存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这是一种旧观念，是计划体制下党报观念在新时代的“遗风”。正因为有此遗风才严重障碍了中国新闻业迈向市场的步伐。也正是有此遗风才出现了大众对大报的口头禅：千报一面少特色／上传下达少新闻／舆论一致少监督／高调自赏少知音。进而在报业市场上，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中央级大报实际的公众影响力和亲和力难以名列前茅，
这是中国新闻业界的悲哀。
戏剧电影报恰恰是在改革大潮中诞生的非党报类报纸，以娱乐消遣类报纸立世，故而没有中央级大报的那种悲哀，倒还有些小康之乐。但是，就报纸本质而言，就文联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就文联所办的报纸应有的社会功能而言，对于戏剧电影报的这一约定俗成的界定显然是不全面的，表现在，“戏报”似乎是一个与文联本质工作无关的报纸，似乎是一个“报人自立以谋生”的报纸，总之报纸对于文联是一个虽无负担但也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事业。多年来，戏剧电影报在报海大潮中漂荡，和北京青年报相比，虽然也有“陋船有幸泛中流”的状态，但缺乏“奇姿秀影搏浪舞’的壮举，故未脱忧患生存之惑。
其二，戏剧电影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而更是一个经营实体，它的本质属性是文联创办的文化产业，
曾几何时，当人们议论报社是企业报纸是商品时，还被斥之为“异端邪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报社不仅被承认是企业，报纸不仅被承认是商品，而且开始“产业化”了，开始“集团化”了，开始“市场化”了，不仅如此，1997年春，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召集了部分报社和业界人士，专题讨论了一番“报业股份化”的课题，且中美合资的《计算机世界》还得到了肯定。
其实，关于报业产业化从来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认识问题，本质上是对报业经营的认识问题，是对办报目的的认识问题。
中国的新闻业界历来被看作是文人们所从事的社会信息服务的行业，且历来受到“文人不言利”的办报观念的制约。尽管如此，解放前的“报馆”还是把赚钱列为第一目的，编辑记者还是把谋生当成第一选择。革命时期，党报听命于党，因而跳出商界成了政治工具。新中国成立了，中央曾有明文恢复报纸的本来面目，但因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展开和随之而来的文革浩劫，报纸的政治工具性不但没有弱化，反而走向了极端，直至以“梁效”檄文统帅报章。但是，中国人毕竟不接受计划经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改革家们勇敢地否定了它。1992午之后，中国大踏步地向市场经济迈进。中国报业作为社会信息的服务媒介也开始以“报业经济”的形态进入市场经济，它不再是游离于经济生活之外的单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了，也不再是游离于经济基础之外的单纯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了，它本身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细胞，一个分子，它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正如同社会经济基础各个组成部分均有其特殊性一样，报业不同于钢铁业界的物质生产，也不同于食品业界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当然也不同于高科技业界的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和应用，报业界是以自身的特殊性构筑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服务的桥梁，因此，它被称为大众媒介，它拥有了大众和大众声音，成了大众心愿的扬声器，社会信息的传导器，社会秩序的调节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器。报业的这种传递信息、反映民情、监督舆论的特殊功能构成了报业服务的特殊性，构成了报业生产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了“报业经济”的特殊性。当然，这是指大众媒介。从古至今，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为政治斗争直接服务的媒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只能是少量的，个别的。因为社会需求决定社会存在的规律告诉我们，凡适应社会需求者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现实社会需要更多的是大众媒介，这是一个现实。一切唯物论者均应看重这个事实。
话又说回来，大众媒介是服务大众的，其存在和发展决定于大众的需求。这种需求意味着有人掏钱买报纸，实现其交换价值直至实现充分交换价值，最终收回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以维系报业存在和发展的资金。这就又回到了办报的经济目的上来：办报原来也是为了“赚钱”。这是一个多么不好听的字眼，是文人不愿意听且政治家不想听的字眼。但是，别无选择，离开“赚钱”这个经济目的，一切都属于子乌虚有。可以看一看当今报业界：大报沉闷，小报兴旺；新雄割据，市报竞芳；心向大众，服务实用；争进市场，广告担纲。沉闷者多因曲高和寡远离大众需求，从而远离广告市场，以至无钱可赚；兴旺者盖因把“服务”、“赚钱’结合的天衣无缝，从而吸引大众，引人观赏。
戏剧电影报和众多的大众媒钵一样，其经营的经济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赚钱”——获得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戏剧电影报对于文联，无异于文联开办了一个工厂，是生产报纸的工厂。通过生产报纸，实现其为社会大众的信息服务，从而取得经济效益，其中，一部分用于媒介的扩大再生产和再服务，即更充分地实现其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另一部分以利税形式上缴国家，以支持国家建设，体现文联对国家的经济奉献；再有一部分可直接用于文联，增加文联的经济实力，支持文学艺术事业。这是于报社、于文联、于国家、于社会“四得利”的事。这也是文联主办报纸的出发点和归宿。简而言之，发展报业，服务社会，增加实力，繁荣文艺，这应当是文联办报的初衷。